钓鱼台备忘录-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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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在万历初年，还把京西另一处风景名胜玉渊潭钓鱼台据为已有，辟成避暑别墅。当时的玉渊潭“柳堤环抱，景气萧爽，沙禽水鸟多翔集其间，为游赏佳丽之所”。据《帝京景物略》载，钓鱼台“自万历初，为李皇亲墅”，李皇亲即李伟。此书《李皇亲新园》一节，着力描绘于园中的梅花亭：
“入门而堂，堂东梅花亭，非梅之以岭以林而中亭也，砌亭朵朵，其瓣为五，曰‘梅’也。镂为门为窗，绘为壁，甃为地，范为器具，皆形以梅。亭三重，曰梅之重瓣也。”此园也是以水胜，“一目皆水”，而且各类建筑物倒映水中，“亭如鸥，台如凫，楼如船，桥如鱼龙，十分优美壮观。诚如吴唯英《游李武清新园泛舟》诗中所说：‘环榭依台浑是水，绕花沿柳半为廊。 ’
万历三年三月，李伟65岁时，“请价自造生茔”。神宗皇帝赐营葬银三万两，准许他在京西八里庄修造墓园。两年以后，顺天府尹朱孟震路过八里庄，目睹李戚畹生茔外观及其规制，颇有感慨，曾在《游西山诸刹记》中写道：
“行十里许，至李皇亲坟，李慈圣外家也。坟之建请于上，以故规甚闳丽。驻马外望，中绿树阴阴，白石若玉阶，凿地数尺为墙基，围可一里。渥哉！帝泽与厚地俱矣！”
李伟于万历十一年去世后，就埋葬在这里，并备享优厚，晋爵封谥为安国公，祭二十坛。其夫人王氏，是顺天府东安县人，经常被她的女儿慈圣皇太后接到慈宁宫去住，并屡有赏赐。她在万历十五年死后，皇帝又赐开圹重修银五千两，与李伟合墓。
李伟死后，玉渊潭钓鱼台别墅便荒废了。
第二部分 钓鱼台的疑案轶闻第12节 于奕正的《钓鱼台记》留芳百世
明代历时近三百年，是小说、戏曲等文学兴盛，诗文相对衰微时期。在嘉靖、万历年间，居住在北京城的一些文人，便写出了一些有关北京名胜的文章。明人于奕正的《钓鱼台记》，则不失为一篇上乘的名作小品。
在明初，由于政治上需要维护和加强封建专制的统治，在文化上亦趋于保守，散文和诗歌多为粉饰太平之作。
永乐以后，以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为首的“台阁体”，主张诗文“雍容典雅’，“从容安闲”，反映出这一时期的追求形式的文风。
弘治、正德时期，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提倡文学复古运动，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台阁体”，但是由于盲目尊古，以模拟抄袭为能事，又起了另一方面的消极作用。
嘉靖、万历年间，出现了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复古运动，与“前七子”的主张一样，仅把“文必秦汉”缩改为“文必西汉”。
万历时期，起来反对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他们与李贽有师友的关系，对李贽的言行很敬重。他们直接受李贽思想的影响，同李贽一样，重视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袁氏三兄弟曾住在北京，由此写了一些有关北京名胜的文章，颇受人们喜欢。在当时，以湖北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也主张独抒性灵。在这时，竟陵派作家刘侗写出了《帝京景物略》，成为一部记述北京城郊园林名胜的专著。而于奕正则以擅长写游记而被人所熟知。
于奕正，明代嘉靖年间宛平（今北京）县人，字司直。他喜好山水金石，著有《天下金石志》，并与刘侗合撰《帝京景物略》一书。于奕正曾写过一篇《钓鱼台记》，堪称明代游记中的上乘之作。
第二部分 钓鱼台的疑案轶闻第13节 钓鱼台记
于奕正
近都邑而一流泉，古今园亭之矣。一园亭主易一园亭名，泉流不易也。
园亭有名，里井人俗传之，传其初者；主人有名，荐绅先生雅传之，传其著者；泉流则自传。偶一日，园亭主慎善主之，名听士人，游听游者。
出阜成门西十里花园村，古花园，其后村，今平畴也。金王郁钓鱼台，台其处郁前玉渊潭，今池也。有泉涌地出，古今人因之郁台焉钓焉，钓鱼台以名。元丁氏亭焉，玉渊以名其亭焉。文友亭焉酌焉，醉斯舞焉。饮山亭、婆娑亭，以自名。今不台亦不亭矣。堤柳四垂，水四面，一渚中央，渚置一榭，水置一舟。沙汀鸟闲，曲房人邃；藤花一架，水紫一方。自万历初，为李戚畹别墅。
于奕正的《钓鱼台记》，文字优美，既有史料价值又有审美价值，被收入张散主编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古人笔下的北京风光》一书。张和福和刘翔还专门写了一篇以《一篇蕴含“民主”意识的明人小品》为题的赏析文章。该文盛赞《钓鱼台记》是一篇记叙钓鱼台小史，描述钓鱼台清幽恬静之美的短小之作。
他们将此文作了如下赏析：
在这不足三百字的文章里，作者清楚地记述了钓鱼台的方位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首先、作者概述园亭因流泉而建，园亭的名字又因亭主的变换而变换的情况，接下来就较详细地讲述了自金代以来，钓鱼台的得名及演变过程。金代王郁曾居住在此，因常有人来此垂钓，故称钓鱼台；元朝丁氏在此建园以后，又以玉渊命名其亭；到了明代又成为李戚畹的别墅。钓鱼台小史清晰、明确，读来又不给人流水帐之感，这是在写法上，作者以多变对不变，以不变应万变。不管园亭主和园亭的名字怎样变换，泉流则总是不变，自流自淌，长流不息。到了明代，虽说“不台亦不亭矣”，但泉水仍有，因此才有这“堤柳四垂，水四面，一渚中央，渚置一榭，水置一舟。沙汀鸟闲，曲房人邃；藤花一架，水紫一方”的江南景色，清新，幽深，秀美。只可惜这景赛江南之地，不能为游人所有，而被李戚畹所独占。这里又与第二段的感慨遥相呼应。再次强调了本文的主旨。园亭虽多因主人而易名，但不管什么名字，一般百姓是无缘涉足的。所以景致虽美，只不过徒增惆怅而己。但作者是多么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名听士人、游听游者”，还园亭以本来面目，听任游者自由地游玩。很显然，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这是一个很容易破灭的梦想。作者尽管如此的这种具有初步“民主”意识的萌芽在当时还是相当可贵的。
本文以泉起笔，以水作结，首尾呼应，结构紧凑，不失为一篇上乘小作。
第二部分 钓鱼台的疑案轶闻第14节 钓鱼台的皇家民俗
乾隆帝的母亲喜好热闹，乾隆便常带其母到钓鱼台看杂耍表演，由此“老爷磨刀”闻名京城。钓鱼台的“养源斋”建成之后，成为清代风景胜地，不少民俗活动便在这里兴起，七月十五放河灯，九月初九封台登高，一派热闹景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东钓鱼台是北京西郊一处很有名气的地方。从玉渊潭流出的河水斜向东南，经东钓鱼台流入护城河。这里水溪环绕，把个三里河村变成了水乡。
乾隆的母亲很喜欢热闹，乾隆便常带着他的母亲到玉渊潭钓鱼台观看杂耍表演。途经东钓鱼台，见东钓鱼台附近冷冷清清，乾隆的母亲很不高兴。乾隆为讨母亲的欢心，便在三里河路北圆觉观一带办起庙会，每年五月初—至十五举办一次。
圆觉观内供奉的是关公，据说关公当年单刀赴会是在五月十三日，因而庙会的正期也就定在这一天。乾隆把这个庙会叫“单刀会”，当地居民称为“老爷磨刀”，简称“磨刀”。
庙会，俗称庙市，是我国城乡特有的一种集市形式。它往往结合佛、道两教的宗教活动进行。每逢寺庙开放的日期，善男信女前去烧香礼拜，商贩们在寺庙附近设摊售货，民间艺人也来表演杂艺。久之，便形成定例。
庙会的起源，据说始于古代的“礼祭”。礼，是祀土神的地方，即古代的土谷祠，又叫土地庙，庙会由此而得名。
北京的庙会相传起源于辽代，称为“上祀春游”。元、明两代，定都北京，庙会进—步兴起，到了清代更为发达。
乾隆在这里办庙会，高兴了他的母亲，也热闹了这一带。从三里河村的东钓鱼台到玉渊潭钓鱼台，一路上热热闹闹，茶馆、饭铺、杂耍场、戏棚栉次林立。庙会正期，城内外的秧歌会、中幡会、五虎棒等文香武会，相继到这里演技酬神。从乾隆到同治年间，庙会常常连续举行半个月。到光绪年间，又增加到两个月，把“单刀会”改称“三里河避暑”。这原先带有宗教色彩的庙会，渐渐变成夏日避暑纳凉的地方，三里河东钓鱼台也因此而闻名京城。
乾隆三十九年，开挖玉渊潭，使玉渊潭变成了一座水面广阔的大湖泊，在大湖四周堆山石，栽花木，建亭阁殿堂，玉渊潭钓鱼台再度繁华起来，乾隆赐以别名“养源斋”。由于风景秀丽，凉爽怡人，“养源斋”成为清代风景胜地之一，不少民俗活动也常在这里举行，如放河灯，登高、封台等。
在封建时代，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人们要在水中放灯赶鬼净邪。
中元节乃是道教节日。道教认为，“二元”乃“三官”之别称，上元节称为“上元天官节”，系上元赐福天官紫微大帝诞辰；中元节又称“中元地官节”，系中元赦罪地官清虚大帝诞辰；下元节又称“下元水官节”，系下元解厄水官洞阴大帝诞辰。道教《太上三官经》云：“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切众生皆是天、地、水三官统摄”。
中元节时，道教宫观如地安门外火神庙、西便门外白云观为了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循例举办“祈福吉祥道场”。是日殿上设“太上中元七炁赦罪洞灵清虚大帝平等应善天尊”的神位，广陈供养。卯刻，道众闻鼓上殿，经师们加披五彩云鹤班衣，位列前排左右。高功兴戴五老冠，金莲盖顶，身披天仙法衣，手执朝简，在钟鼓齐鸣中拈香、宣表，谓之“庆贺朝科”，从此便拉开了法会序幕。法会的一般安排是，除上下午唪诵《玄门功课经》外，主要是拜《玉皇宥罪锡福宝忏》。晚间唪诵《铁罐焰口施食》，超度前羽后化的祖师，并普度十方孤魂。
佛教徒在这天要举行盛大的盂兰盆会，也叫盂兰盆斋、盂兰盆供。盂兰，梵语为乌兰婆拿，意为“救倒悬”。盆为食器。据《佛说盂兰盆经》云，目连之母青提因私自隐藏设斋供奉诸佛的财宝而堕入地狱，目连成正果后，至冥间寻母，始知青提已入地狱。目连于阿鼻地狱见母受倒悬之苦，遂求如来救度，如来命“八部龙天”打开地狱，救出青提。其时青提已堕为饿鬼，目连去王舍城乞得饭食，但其母贪性未除，饭食入口皆化为烈火。目连乃再次叩佛祖求救，如来遂令目连在僧众夏季安居终了之日（旧历七月十五日）备百味饮食和桃、李、杏、栗、枣五果置盂兰盆中，供养十方佛僧，仰佛僧之恩光，遂解脱了青提等饿鬼倒悬之苦。最后，目连与父母同得正果，成为地藏王之护法。于是后世人们就都在每年七月十五日遵礼如仪，以奉施佛僧之功德，来救先亡倒悬之苦，解脱七世父母之厄难，循例祈建盂兰盆会。
在中国最初举行盂兰盆会的是汉武帝大同四年。他在同泰寺举办“盂兰盆斋”，此后此仪遂在民间普遍流传。唐代，每年皇家以音乐、仪仗送盆到各官寺，献供种种杂物，民间施主也到各寺献供。唐太宗大历元年，在宫中内道场祈建盂兰盆会，设高祖以下七圣位。树建巨幡，书帝名号。自太庙迎入内道场，梵乐悠扬，旌幢蔽日。百官于光顺门外迎拜导从。此后历年如此。
到了宋代，便不是以盆供僧，为先之得度，而是以盆施鬼了。采取道教以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的传说，印卖《尊胜咒》、《目连经》。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其上，焚之。拘肆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