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29-影像-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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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剧中人何尝不意外？他们觉得好日子尚未来到，他们觉得一切尚未开始，爱情和成功都在明天的路上等着他们，他们不知道成长就是走近死亡，一刻比一刻近地走向死亡。哈尼和小四，甚至那个不太年轻的山东，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死。
中国内地50年代出版的《漫画》杂志，曾经登载过一首国内人士杜撰的《哈佛大学校歌》，用意自然是为了揶揄和讽刺资本主义社会的惨状，然而我觉得其实这真是一首好极了的校歌，哈佛人自己听了都会喜欢的——
“有人失业在街头流浪，有人糊里糊涂结了婚，有人蹲在大狱里，低声祝福吧——大家都是哈佛的人……”
小四和小猫王，小马和滑头，你们也活在这首歌里。
其实大家都一样，是规规矩矩的小学生和中学生。沉默寡言，耽于内省，青春过得无声无色，浪漫也浪漫在心里。我认识一些出去混的同学，他们大都像滑头一样，走入社会没多久，就暴露出温驯老实的一面，成了住家男人或勤劳的未婚夫。
也就是我们这样一些青春的幸存者，会在偶然的时刻，想念起那些灵魂或肉体早早夭折的同伴。
所以，银幕上的畏缩和踌躇、妥协和背弃，我全能懂。我懂小四也懂小明，可惜小四不懂自己，也不懂小明。如果他懂小明，就不会杀她了。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在这部影片中，电台广播是很有意思的介入，从片头片尾的“大学新生录取名单”（如果细品，在片尾你还可以听到一些改变台湾历史的名字）到“某某某导演，某某某报幕”的戏曲，再到“我祝工商界的朋友们，财源茂盛”的老派脱口秀……这与小太保聚集的冰店，大明星发飙的片场，随时请人过去喝茶的警备总部，传播舶来音乐的福星合唱团，乃至台风夜爆发杀戮的弹子房，外省人云集的社交聚会，构成了历史对青春的注脚。
那么青春对历史呢，添了什么注脚？
小四与小明在靶场谈恋爱，数着夜间马路上驶过的军车坦克来打发时光，小猫王玩着打仗游戏，看到小明走近就说抓到“女匪一名”，少年人总想让一切历史都是他们的戏剧，然而没那么简单。
时代的动荡反映到人的内心。人与历史狭路相逢，人想夺路而逃，历史寸步未让，最后两败俱伤。小四们的青春就像他们从片场偷来的手电筒，行夜路时能发挥的作用实在有限，不过是暴露出行路者自己的孤独与无助罢了。
有人怀疑片中事件是否相关，我们就分析分析。别的不说，且说小四杀小明的那把刀。
想当初，小四若不是在医务室邂逅小明，带她去逃课，就不可能在眷村附近的靶场，遇见那个说什么“泡我们的密斯要买票”的光头；若不是小四打了光头，光头就不会带人来堵小虎的时候寻上小四的晦气，小马也不会挺身而出摆平事情，大家也不会成为好友；若不是大家一起去小马家玩，见到那柄日本军刀，小猫王也不会到自己家的顶棚找宝贝，最后找出一把“日本女人自杀用”的短刀；而小四正是揣着这把短刀去堵小马，结果遇到小明并将她失手错杀的。这其间没一个环节是不相干的。
还需指出，台词中预先强调那是一把日本女人用来自杀的刀，可见它的职责是保卫贞操，后来在小四面前，小明最后那几句话未必没有挑衅的味道，可以说小四正是受她之激，而亲手帮助她完成了自杀的工作。
华语的天空宁为玉碎的少年面对相约瓦全的世界（3）
有人说片中事事平淡，没有突出事件。可是，我看到了哈尼被人谋害在车轮下，我看见山东被追杀于台风夜；我看见父亲在自己家中被人客客气气地带走，去了一个叫警备总部的地方；我看见一个被讯问的嫌疑犯，他坐在冰块上屈辱地啜泣着；我看见那个自称学过艺术的青年人，在对小四父亲的残酷审讯中自顾自地弹起钢琴，唱的居然是《红楼梦》中缠绵哀怨的名曲“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我看见最肆无忌惮的小痞子滑头最后变成了一个挨耳光都不还手的厚道人；我看见最正派的好学生小四在教员休息室挥起了垒球棒，打碎日光灯泡；我看见一个貌似清纯的女孩子天天换户头生怕不安全；我看见我们的男主角一出手便是失手，错杀了生命中的最爱！
其实，这种青春期题材真拍好了，就应该是最不平淡的。少男是痴男少女是怨女，天天爱恨交织，天天爱不成爱，恨不成恨——多少曲折幻灭挣扎和激变！
我还想提到全片最让我震撼的空镜头，那是在教员休息室。父亲正被训导主任啰啰唆唆地训斥，小四猛然抄起墙角被没收的球棒，打碎了吊在空中的灯泡，之后，那根来回晃荡的电线，被导演拍了很久。
在此之前，我们看到了父亲被不明不白地带走，又被不明不白地释放。父亲满脸惶惑满心茫然，哪里还有一点旧时锐气，他在早点铺邂逅母亲时显得何等苍老？他一回到家就督促儿子上学，父子俩根本没有交流什么。然而儿子心中岂无波澜？但是杨导演不需要他凭空表白。直到休息室那一刻，小四终于出手，他见识了师长们的骄横狭隘和残忍，也面对了父亲的孱弱无助和凄凉，对师长他不再尊重，对父亲也主要是怜惜了。他不能让自己的父亲为自己再受小人言语的折辱！
灯泡碎了，教导主任之流愣得活该，而父亲怔在那里，心中应是感慨万千，有愧疚也有酸楚的欣慰吧。也许有人嫌那一刻拖沓，可那停顿令我悲喜交集，那一刻对我价比千金。
父辈不一定找到生活的答案，但他们总忍不住要给我们一些劝告。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我们要帮父辈实现他们未完成的人格。”这是一个更年轻的朋友的语录。不是有个电影叫《背起爸爸上学》吗？我们就是要背起父亲。
这部影片，杨德昌专门选在父亲节开机，题词中也说：“本片献给我的父亲和他们那一辈，他们吃了很多苦头，使我们免于吃苦。”我们真的免于吃苦了吗？哪里！不过是嘴上说一说，不想让父亲难过而已。你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还有后来的《麻将》中，哪个少年不是历尽心劫？！
以最个人的心灵体验和成长经历在作品中展示，能够唤起读者和观众最强烈的共鸣和认同，而且是隔海认同，隔代认同。这是大愿望，亦是大功德。所以，我不由自主地将本片与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对比起来。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第三人称，《阳光灿烂的日子》是第一人称，杨德昌基本不用近景和特写，希望观众留心的是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而姜文用更多的菲林去记录表情，去尝试“心理外化”，杨德昌在片中只用音响不用音乐，各种音源触目可见（收音机，唱诗班，福星合唱团等等），而姜文的特色就在于他启动了最丰满的原创音乐……同样是缅怀青春，立场口吻自见区别。相同的地方则可以用罗大佑的歌声概括：“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
与后来的作品《麻将》比较，我当然更喜欢《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人们容易被批判激动着，而忽略了缅怀和反思。《麻将》像钻石，八面玲珑，哪一面都能晃瞎你的眼，割开你喉咙，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像珍珠，浑浊不清的颜色，不见棱角，但你知道里面必是有一粒沙，不然何以形成。那粒沙子就是与你我一般苦涩一般苍老的青春期。哲学家怀特海给青春下的定义是“尚未遇到悲剧的生命”。其实，哪有那么如意的事情啊。李大钊说：“愿吾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其实，死于青春不会是死于辉煌，只能是死于窒息。
在美国影片《五个杀手的传说》（又译《角头情圣》）中，被追杀的黑帮分子，在临终之前，对着自己的老大，也是自己当年的同窗，说了一句让人难忘的话：“生命短如暑假。”
他当然是对的。短如暑假，因为暑假永远是最明亮的日子。
诗曰：
蓦然回首牯岭街，看惯天残与地缺。
少年心事归淡漠，怒火青春尽呜咽。
滑头已老哈尼死，小四刺出小明血。
宝岛多少笨小孩，未曾深爱已言别。
最后，让我们回忆一下牯岭街上那些只言片语，那些渐消渐隐的声音——
小四：小明，只有我知道你，只有我能帮你，我是你唯一的希望。
小明：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以改变好……
哈尼：有种就玩真的，玩真的就玩到底……
小马：我人在哪里，就混在哪里！
小猫王：不要这个样子嘛，不要这样了，难看了，给哥们儿一点面子，给哥们儿一点面子……
滑头：从前打打杀杀的，真是很没意思……
冰店老板娘：你知不知道，人生真是好寂寞好孤独啊……
父亲：你们这些女人啊，哪里知道我们男人之间的交情，整天只会猜来猜去，有什么用？
母亲：这哪里是讲原则的时候呢？
大姐：一个英文单词都不懂，还学人家唱洋歌呢……
选自《独立精神》（现代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
天下电影让·维果——少年的反叛与青年的忧郁（1）
单万里
29岁，许多后来成为大师的电影导演尚未拍出成名作，而早就成名的让·维果已经长眠在墓穴中了。在漫长的文学艺术史上，英才早逝的悲剧屡有发生，即便是在人类寿命普遍延长的近代和现代社会依然如此。虽然俗人早逝的比例并不一定低于英才，人们还是经常为那些过早离开人世的各路英才感到无限惋惜，哀叹上天赋予他们的生命太短暂了，他们往往是在刚过而立之年甚至还没有到这个年纪便与世长辞了：35岁的莫扎特（1756…1791）死于贫困，30岁的雪莱（1792…1822）葬身大海，36岁的拜伦（1788…1824）卒于军中，27岁的莱蒙托夫（1814…1841）因决斗而死，37岁的兰波（1854…1891）因病去世，35岁的徐志摩（1896…1931）坠机身亡，25岁的阮玲玉（1910…1935）服毒自尽，24岁的迪恩（1931…1955）丧命于车祸……
早逝的英才虽然生命短暂，他们留下的财富却是宝贵的。维果一生仅拍过4部影片，其中只有1部长片，其余3部为短片或中片，总长度不足200分钟。然而，这几部作品已经足以奠定他在电影史上的杰出地位。《尼斯印象》（1930）被誉为纪录电影杰作，开创了“观点纪录片”的先河，在纪念世界电影诞辰百年之际，包括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在内的7位导演联合拍摄了此片的续集。《法国游泳冠军塔里斯》（1931）这部纪录片虽然比较平常，但对维果后来的故事片产生了积极影响。《操行零分》（1933）可以说是电影史上表现少年反叛主题的先驱，不仅启发了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的开山之作《胡作非为》（1959，弗朗索瓦·特吕弗导演）和英国自由电影运动之后的著名影片《如果》（1969，林德赛·安德森导演），而且在美国影片《无因的反叛》（1955，尼古拉斯·雷伊导演，詹姆斯·迪恩主演）和《死亡诗社》（1989，彼得·威尔导演）中也不难找到这部影片的影子。《驳船阿塔兰特号》（1934）是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电影的一部重要代表作。
维果是法国先锋电影运动后期和诗意现实主义电影早期的杰出代表，作品以独特而尖锐的思想性和精致而高超的艺术性，对后来的电影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遗憾的是，维果生前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他的影片也未能逃脱长期禁映和被人肆意篡改的悲惨命运。为了纪念这位生前屡遭不幸的杰出艺术家，法国电影界自1959年起设立“维果奖”，用于表彰那些具有独立思考精神和技艺超群的青年导演的作品。第一个获得这个奖项的是路易·马勒的《漂亮的塞尔日》（1959），第二个是让…吕克·戈达尔的《精疲力竭》（1960）……1992年，刚刚出道的奥利弗·阿萨亚斯拍摄的《巴黎醒来》也获得过这个奖项。在“维果奖”的获奖名单中，还有移居法国的华裔导演戴思杰。
维果与兰波
1905年4月26日，让·维果出生于巴黎，是生活在安道尔公国（位于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加泰罗尼亚人的后裔，他的祖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