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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

北京atoz-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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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W:万宁桥 Wanningqiao

    由地安门往钟鼓楼去,会遇见某古桥遗址。桥面基本已与两端的水泥马路持平,感觉不到什么坡度,惟一可以作证的是两侧孤零零立着的残损桥栏。此即作为元大都核心的后门桥。恐怕因为地安门是明清皇城之后门,老百姓习惯了以此相称。查古籍,其原名为万宁桥,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    
    万宁桥与什刹海(古莲花池之一部分)互为依傍,犹如唇与齿的关系:水为唇,桥为齿。此桥建立后没多久,即赶上了一项“大工程”: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春,忽必烈采纳水利专家郭守敬的规划方案,引昌平白浮诸泉入大都西门水关,扩充积水潭容积,使水由万宁桥东南流,出城东水关,经大通桥直至通州……京杭大运河与大都城终于首尾相衔,南粮北运的漕船可以径直驶至天子脚下。忽必烈在前人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使积水潭一举成为大运河的终端码头,不仅方便了货物的长途运输,还促成积水潭至钟鼓楼一带(古称斜街)“中央商务区”的形成,有骆驼市、牛马市、鹅鸭市、羊市、米市、面市、绸缎市、皮毛市、帽市等,盛况空前。    
    旧时万宁桥    
    今天万宁桥上依然车水马龙    
    这项工程的效率极高。仅仅是在第二年秋,忽必烈自蒙古大草原避暑归来,宝马御驾穿过万宁桥,看见桥下有舟楫往来,而西侧的水域沿岸更停泊着无数粮船,乐得嘴都合不拢了。他当即为新修的漕道起了个很吉利的名字:通惠河。万宁桥,记住了这位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之君主的一喜!    
    万宁桥,可以借助滔滔流水梦见南国了,甚至梦见西湖的断桥。从西湖到什刹海(积水潭),中间再无阻隔。    
    元惠宗时的集贤大学士许有壬,喜欢填词,先填了一首江城子,题为《饮海子舟中答人招饮斜街》:“柳梢烟重滴春娇,傍天桥,住兰桡,吹暖香云何处一声箫……”犹觉不过瘾,又填一首蝶恋花:“九陌千门新雨后,细染浓薰满目春如绣,恰信东君神妙手,一宵绿遍官桥柳……”他所描写的“天桥”与“官桥”,都是指万宁桥。那时的万宁桥一带,肯定栽种着许多杨柳,千丝万缕,绿意浓得化不开。洇透了古人的诗句,也洇透了后人的思念。    
    万宁桥属于“桥闸”,具备双重功能:既是桥可通行,又可当闸以制水。郭守敬开凿漕道,将积水潭作为水库,而又在通惠河沿途设立闸坝十处以资控制,有船来往方提闸放水,平常则紧闭。看来真够节能的。设在万宁桥下的叫澄清闸,又名海子闸,是积水潭(旧名海子)之水流的第一道关卡;同时,又作为大运河的终端,一路溯流而上的江南粮船,降帆穿过万宁桥的桥洞,就进入可抛锚卸货的避风港了。    
    假如说积水潭是元大都的胃,日以继夜地消化着整船整船的粮食,那么,万宁桥无疑属于咽喉,它吞噬过太多的财富。    
    直到明朝毁弃元大都,改造新城,万宁桥才真正感到了饥饿。积水潭,也一样地饥肠辘辘,“自明改筑京城,与运河截而为二,潭之宽广,已非旧观。”(引自《宸垣识略》)大运河终点码头,南移至北京城东南角外的大通桥下。大通桥取代了万宁桥的地位,而大通桥与万宁桥之间的这段旧漕道,即告作废。先是逐渐淤塞,最终断流。万宁桥,再也无法亲眼目睹江南的粮船了。朝代更替,它仿佛一夜间就老了。打掉了牙,只能往肚里咽。    
    如今,万宁桥道路一侧,立了一块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恢复了其古称:万宁桥。人们把这座残败不堪的石拱桥作为宝贝来对待,先是拆除两侧煞风景的广告牌,修补破损的雕花桥栏与望柱;继而又挖开被封堵的桥洞,并疏浚两侧的部分河床,使什刹海之水从桥下流过。曾经蓬头垢面的万宁桥,终于可以在水中照一照镜子,梳妆打扮一番了。    
    再见万宁桥,它已收拾得干干净净了,甚至流露出几分娇羞的神情。    
    在清理淤堵多年的河道时,挖掘出五六件巨大的镇水石兽,皆是通惠河之旧物。维修者依照昔时之格局,将这一系列出土文物砌在河岸。凭栏俯瞰,能看见这一只只威风凛凛的石螭,栩栩如生地趴在水边,作吞吐状。    
    听说凿通桥洞后,有人很担心:七百余岁高龄的石拱桥,是否有力气承担现代化的交通?赶紧做了个实验,让数十辆满载重物的大卡车,密密麻麻地排列在桥身上,发现桥梁的结构与框架并没有坍塌或变形。考试就算通过了。万宁桥呀,你的脊梁骨真够硬的!连“主考官”们都不禁感叹:瞧瞧古人的建筑水平,绝非当今某些豆腐渣工程所能匹敌。    
    以永定门为起点,前门、天安门,紫禁城午门与神武门,乃至景山、地安门,直至钟鼓楼,形成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全长约八公里。在这条横贯古今的中轴线上,万宁桥原本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它与天安门内外的金水桥遥相呼应,从建造时间上而言,也算得上是兄长了。难怪明清时称之为后门桥呢。可惜,我们不够重视,使其遭受了太长时间的寂寞与埋没。    
    


第四部分W:王府 Wangfu

    恭王府的美景堪称北方园林的代表作    
    要想身临其境地了解清史,除了故宫之外,昔日王府也不可不看。那荒芜的台基、倾颓的殿堂、褪色的梁柱,可以帮助你想像,大清王朝的皇亲国戚们,是怎样在这偌大的庭院里锦衣玉食、生老病死的。    
    北京的王府多,仅1920年(已是清帝退位后第八年)的《北京实用指南》,就记载了其时有名有姓、建筑尚存或可查的王公府邸合计74所,还不包括那些已废弃、湮灭或失传了的。当然,那些气冲牛斗的王爷早已不在了。就像紫禁城里的皇帝已不在了一样。    
    皇帝是诸王之王,而诸王的地位,绝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王府的规模与豪华程度,也就仅次于皇宫。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一书里赞叹:“曾遍布九城,建制宏大、精美考究的王府宅第是四合院民居样式的珍品,也是北京建筑文化遗产中的无价珍宝。京都自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拓城始,修造了多少王府,已不可考。明代的王府今日已不可得,尚存的旧京王府基本是清代的。按清朝规例,皇帝之子成年后封王分府,根据不同的王位品级,按规定形制建府……”皇帝妻妾成群,其子孙自然形成庞大且复杂的根须。譬如,仅康熙就有35个儿子,乾隆的儿子也多达16人。龙子龙孙,如此繁衍下去,确实可形成燎原之势,更别提其他性质的皇亲国戚了,真正称得上是华丽的家族!这种依靠血缘关系所构筑的集体荣誉感是牢固的、繁华的,达到了令人目眩的程度。甚至八旗子弟与之相比,都稍稍隔了一层,顶多算是远房亲戚。八旗子弟的尊贵与奢侈就已经够出名了,但若是跟“龙生九子”的王爷们相比,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    
    北京的王爷多,王子多,格格也多—当然,北京的金枝玉叶,早已离散或失踪了。借用毛泽东的诗句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粪土当年万户侯。北京形形色色的王府,也一律依偎于西风残照:要么已多年失修、尘埃满面,要么则改为民居或国营单位办公地,而有些运气好的,譬如什刹海西岸前海西街17号的恭王府(详见P87“恭王府”),修复后开放,供游客参观,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公园。    
    王府井(详见P246“王府井”),一个以“王府”命名的地方,这条已经成为北京现代都市繁华标志的街道上,曾经居住过多少王爷?今天的人们身临其间,能否感受到一点贵族的气息?     
    大清江山的开创者中,比较著名的有八大“铁帽子王”。睿亲王、豫亲王、肃亲王等八大亲王是大清基业的台柱子,各霸一方,身后延续着八大家族。而八大王府里又繁殖了多少喜怒哀乐的故事?仅从第一代睿亲王、肃亲王的下场就可看出,所谓雷打不动的“铁帽子”,有时又像瓷器一样脆弱,说摔碎就摔碎了—当然,说补也就能补起来。说到底,皇帝才是真正的铁匠,手持重锤,而且很擅长掌握火候。    
    八大“铁帽子王”,分别戴着一顶“铁帽子”去见努尔哈赤去了,荣辱皆忘。八大亲王府,风水轮流转。    
    除睿亲王府、豫亲王府、肃亲王府外,另五位亲王府的变迁也很值得逐一介绍:    
    西四南大酱坊胡同,有努尔哈赤第二个儿子代善的礼亲王府。1927年,由蔡元培挂衔兴办的华北大学入主该地。今已辟作某机关宿舍。    
    西单大木仓胡同,有努尔哈赤之侄济尔哈朗为始主的郑亲王府。1925年租赁给中国大学做校舍。现为国家教委办公地点。    
    平安里太平巷,原为皇太极第五子硕塞的承泽亲王府,其子博果铎承袭后改号庄,始称庄亲王府。1900年被八国联军摧毁。原址东北角,今为解放军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    
    西城区新文化街,有努尔哈赤二子代善之长子岳托的克勤郡王府。清亡后被熊希龄掏腰包购买。今为某小学。    
    太平桥大街北端路西,有代善之孙勒克德浑的顺承郡王府。曾为军阀张作霖以七万两银元强行买去,作为大帅府。现由全国政协使用。    
    这八大“铁帽子王”的府邸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应该说仅次于其拱卫的紫禁城。帝制被推翻之后,树倒猢狲散,诸多王府的金字招牌也就都摘了下来。曾经门庭若市的豪宅,仿佛一夜间就腐朽了,只好“挥泪大甩卖”。那些末代的王爷及其后裔,都搬到哪里去了?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园不堪回首月明中,最容易沦落为破落户的,往往是当初的暴发户。    
    连大清帝国的江山都非铁打的,更何况其麾下八大亲王的家族呢?所谓的“铁帽子”,仅是形容词而已。    
    


第四部分W:王府井 Wangfujing

    现在,通常意义上的王府井指的是王府井大街,南起东长安街,北至中国美术馆,全长约三华里,是北京最有名的商业区。    
    辽、金时代,王府井只是一个不出名的村落,元代以后,人烟逐渐稠密,当时称之丁字街。明代,这里修起了十座王府,王府井也就初具规模,改称十王府街。清代废十王,改称王府街或王府大街。    
    1915年,北洋政府绘制《北京四郊详图》时,把这条街划分为三段:北段称王府大街,中段称八面槽,南段因有一眼甜井,与王府合称,就成了王府井大街。明代,王府井便有商贩搭棚设摊,多卖纱帽;清代形成市肆,店铺林立。    
    1903年,东安市场成立,王府井也就更加繁荣,尤其是八面槽一带为明清灯市,游客极多,客观上也刺激了王府井商业区的发展,形成了物质交流盛会。    
    旧时的王府井大街    
    中华民国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入侵,王府井开始西化,外国商人纷纷在这里设立洋行,向中国倾销商品。袁世凯称帝以后,为感谢为他上台大造舆论的英国《时代报》记者乔治·莫里逊,曾将王府井更名为莫里逊大街。    
    当时,前清的遗老遗少、达官贵人、富商、官僚、政宫多居东城,为满足他们奢侈生活的需要,王府井的商品品种除不断增加之外,还向高档化方向发展,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王府井的一大特色。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中原公司、王府井百货公司、中华百货售品所、徐顺昌西服店、亨得利钟表行、大明眼镜店、同升和鞋帽店、盛锡福帽店、光明照相馆、东兴楼饭庄、萃华楼饭庄,等等。还有一个表演曲艺杂耍的凤凰厅,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马三立都曾在此献艺。    
    王府井的日用百货、五金电料、服装鞋帽、珠宝钻石、金银首饰等商品琳琅满目,进销量极大,是号称“日进斗金”的寸金之地。     
    王府井一代自古商号林立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对王府井大街进行了整顿和改造,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经营特色,兴建了一些大型的商业设施,形成了以东安市场和百货大楼为主体的繁华商业区。    
    近年来,王府井发展更快,从南口北京饭店入街北行,只见牌匾高悬、店铺森然、人头攒动,从早到晚,每天进入这条街的中外顾客多达百万人次。著名的商店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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