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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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确实存在着“牵强比附”、“为比较而比较”等问题，因此，其他领域的学者对“比较文学”学科有所误解和怀疑，也是不足为怪的。　　　　
　　　　可以看出，钱钟书相当重视中外文学的异同分析，并将其视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而他所谓异同分析，实则包含两个层次，首先是初步区分出不同文学的相似处或相异处；然后是因同见异，即异求同，也就是从初步区分出的相似处看出差异，或从初步区分出的相异处看出共性。显然，中外文学的异同分析只有从第一层次推进到第二层次，其所得结论才是可靠的和有深度的。以中英古典诗歌比较为例，在韵律层面，可以拈出不少相异处，如中国诗讲平仄，英国诗讲轻重音；中国诗的“停顿”（caesura）位置较固定，英国诗的“停顿〃位置较灵活，诸如此类。但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这些相异处的背后存在着共性，即，它们都是服务于音韵和谐和便于吟诵这一美学目的的。显然，讲平仄或讲轻重音，“停顿”位置较固定或较灵活，只是中英古典诗歌的表面区别，而追求音韵和谐和便于吟诵，才是中英古典诗歌之普遍规律。（64）这表明，深层次的异同分析既能使“文艺学具有科学的普遍性”，又能使人认清所谓“中西文学传统各自的特点”，到底是“枝叶”之异还是“根本”之异（65）。　　　　
　　　　需要说明的是，钱钟书在突出强调作为比较文学基本方法之一的异同分析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比较文学方法的“多样性”。如他曾在中美比较文学学者的一次双边讨论会上指出：“比较文学，同时也必然比较比较文学学者，就是说，对照美国学者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和中国对等学者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他随后以肯定的语气反问道：“是否比较文学的方法也多种多样呢？”　（66）我们知道，比较文学曾有“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之争，美国学派以韦勒克为代表，提倡以审美分析、价值判断为主旨的“平行研究”，而法国学派则更注重建立在“事实联系”基础上的“影响研究”。由于不少中国学者了承袭传统学术重“实证”、重考据的学风，因此，他们在涉及到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就走上了“法国学派”的路子。（67）因此，考察“美国学者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和“中国对等学者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便至少可以区分出“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这种研究类型，以及与此相应的（1）中外文学现象的平行分析和（2）中外文学关系的实证考察这两种研究方法。钱钟书一再指出，“学说有相冥契而非相受授者”。（68）这就意味着，在钱钟书看来，中外文学中某些相似处的存在是出于不谋而合（“相冥契”），而未必是受到了某一方的影响（“相受授”）。而平行研究即以中外文学中不谋而合的相似处为研究对象，影响研究则主要考察中外文学中存在渊源关系的相似处。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平行研究”还是“影响研究”，无论是中外文学现象的平行分析还是中外文学关系的实证考察，都离不开异同分析，因为，我们对中外文学中不谋而合处的揭示，实际上就是一个“即异而见同，因同而见异”，进而总结出文学艺术的普遍规律即共同“文心”的过程；而我们对中外文学渊源关系的考察，则必然应以对中外文学中相关文本的异同辨析为前提，否则，诸如异国之间“相受授”双方的“文学姻缘”，接受者的因袭与变异，以及因袭与变异背后的文化根源等等，均无从谈起。　　　　
　　　　除了对“比较文学”的学术意义和基本方法作了一般性论述，钱钟书对如何发展中国“比较文学”还有许多切实的建议，这对国内的“比较文学”学者以及“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论”、“文艺理论”等领域中兼重中外文学与文论的的研究者而言，始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重提钱钟书的有关论述，并根据新出现的材料而有所增益，大约不算多余之举。　　　　
　　　　钱钟书有一个为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耳熟能详的观点，即，“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　（69）他进而指出，中外文化交流开始得很早，佛教在汉代已传入中国，而马可•；波罗于元世祖时来中国，则标志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阶段的来临。因此，《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便是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钱钟书介绍说，该书在整个文艺复兴时代是西方最重要的，几乎是唯一重要的有关东方的记载。研究马可•；波罗的权威学者本涅狄多曾把马可•；波罗的《游记》与但丁的《神曲》和托马斯•；阿奎那《神学总汇》并举为中世纪文化的三大“总结”，并非过奖。钱钟书又指出，李商隐《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联，是中国诗中千古传唱的名句，而在西方文学中，德国大诗人歌德也曾经以春蚕丝喻诗人出于不可遏制的冲动而创作，辞意与义山诗颇为贴合，诗云：　　　　
　　　　“如果我不再思考或写作/生活对于我也就不再是生活/你岂能阻止蚕儿吐丝结网/哪怕它是把自己织向死亡/它从体内织出这珍贵的柔丝/一息尚存，决不停息/直到把自己封进自制的棺材里”　　　　
　　　　钱钟书总结说，以昆虫学家的眼光看来，蚕吐丝作茧不过是蚕的生活史中由成虫变成蛹所必经的阶段，但在诗人的眼中，吐丝的春蚕却成了为爱情或为事业献身的感人形象。因此，关于蚕吐丝的比喻应是中西比较文学中的一个有趣话题。此外如元杂剧《赵氏孤儿》，已经有不少文章论述过它在欧洲的流传以及它对英、法某些作家的影响。钱钟书则指出此剧不仅在英、法文学中产生影响，意大利诗人麦塔斯塔西奥的歌剧《中国英雄》也采用了这个体裁，并且在剧本的前言中声明了这一点；这个问题值得让留心中意文学关系的学者去进一步研究。（70）　　　　
　　　　钱钟书还认为，“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的比较诗学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而“如何把中国的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术语加以比较和相互阐发，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71）他指出，进行这项工作必须深入细致，不能望文生义。因为，同一术语在不同的人用起来含义也不同，若不一一辨别分明，必然引起混乱。此外，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家大多数是实践家，兼“能作”与“能评”于一身，因此，要了解其理论必须同时读其诗文。（72）显然，钱钟书早期的“人化文评”说，可以视为“比较诗学”领域内“导夫先路”的重要成果。钱钟书指出，“人化文评”是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所谓“人化文评”，指的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animism）”，也就是以“气骨神脉”等等人体的“机能和构造”来评论诗文。（73）如刘勰《文心雕龙•；附会篇》所云：“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曹丕《典论•；论文》所云：“孔融体气高妙”，钟嵘《诗品》所云：“陈思体骨气奇高，体被文质”，均是传统“人化文评”中的显例。概而言之，传统文学批评中常见的术语如“气”、“骨”、“力”、“魄”、“神”、“脉”、“髓”、“文心”、“句眼”等，作为“人化”的诗学范畴或“生命化名词”，均是“人化文评”的体现。（74）随后，钱钟书从“西洋文评”里找出了若干带有“人化”色彩的“代表性例子”，并把它们“分为三类”，而与中国传统文评中的“人化现象”，作了“由浅入深”的“逐类辨析”，以指明西方文评中带有“人化”色彩的术语或命题与中国传统文评中的“人化现象”往往“似是而非”、“貌同心异”。如法国文论家布封的“风格即人”说，表面看来类似于“人化文评”，但究其实质，两者存在着明显差异，因为，布封所谓“人”，是指“人格人品”，不过《文中子•；事君篇》“文士之行可见”一节的意见，并不指“人身”人体。又如，罗马大雄辩家兼修辞学家西塞罗曾云：美有二种：“娇丽者”，“女美也”；“庄严者”，“男美也”。这无疑契合于中国传统文评中“阴柔”“阳刚”之美的区分，但在各自所指的对象上又有所不同，因为，西塞罗“根本是在讲人体美”，而并非说“文章可分为阴柔阳刚”。（75）总之，通过对中西方文论或文评中类似现象的深入比勘和辨析，钱钟书既充分论证了“人化文评”乃是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又明确界定了“人化文评”的内涵。如果说，钱钟书的“人化文评”说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而言具有“导夫先路”的意义，那么，其晚期的《诗可以怨》一文，则堪称中西“比较诗学”领域中的一篇具有典范性的论文。在这篇文章里，钱钟书旁征博引，用大量材料令人信服地说明中国和西方都认为最动人的诗是表现哀伤或痛苦的诗，很多诗人和理论家在说明这一点时不仅看法相近，而且取譬用语也常常巧合，这就指出了东西方诗学中一个根本性的规律。　　　　
　　　　此外，钱钟书还认为：“语言比较也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大的部门”，并特别指出，他“对此曾经花过心力。”　（76）通观《管锥编》，可以看出，钱钟书确实极为重视“语言比较”。如《管锥编》开篇之《论易之三名》一则，即在论证“一字”而“融会相反两意”这一语言现象时，以古汉语中的“易”字兼训“不易”，“乱”字兼训“治”，“废”字兼训“置”，与德语中“奥伏赫变（aufheben）”一词兼训“灭绝”与“保存”二义相对观，从而既推翻了黑格尔断言中国语文“不宜思辨”的依据（77），又显明了一字而“融会相反两意”这一语言现象的普遍性。再如，为了说明语言表达的局限性，再如，为了说明语言表达的局限性，钱钟书列举了十多位中外哲学家、文人“责备语文”的观点　，如黑格尔所谓“语文宣示心蕴既过又不及”，尼采所谓“语文乃为可落言诠之凡庸事物而设”，故“开口便俗”，歌德所谓“事物之真质殊性非笔舌能传”，陆机所谓“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刘勰所谓“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黄庭坚所谓“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诸如此类。（78）又如，为了表明中国诗家惯用之“回鸾舞凤”格乃修词通例，钱钟书以古希腊修词学所谓“丫叉句法”与之对观。（79）　　　　
　　　　那么，钱钟书何以对“语言比较”格外重视呢？笔者以为，对这个问题，可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首先，由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因此，如试图从根本上把握文学活动的“普遍规律”，便无法绕过语言研究，尤其是对语言特性、语言现象（包括修词现象）的比较研究，而钱钟书的基本学术旨趣即在于抉发东西方共同的“文心”、“诗心”，因此，他主张“语言比较”应为“比较文学”一大“部门”并为之付出“心力”，便是很自然的事；其次，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这种“转向”亦波及到了文学研究，而钱钟书对西方现代学术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前沿理论一向感知敏锐（80），因此，他对语言研究及“语言比较”的格外重视，也很可能和二十世纪西方人文学术的“语言学转向”有着一定的关联性。笔者以为，钱钟书的语言论或比较语言学是一个尚待深入考察的课题，限于篇幅与学力，本文不拟展开讨论。　　　　　
　　　　综括而言，在钱钟书看来，（1）“清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2）“相互阐发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术语，（3）“语言比较”，乃是中国“比较文学”发展所不可回避的重要任务。事实上，这三项任务对发展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古代文论”研究以及“文艺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让我们以钱钟书致一位“比较文学”学者的肺腑之言共勉：　　　　
　　　　“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在国外已经有较长的历史，而在中国还得走不少路，可做的事还多得很，无论是影响研究或平行研究，或其他方面。总之，必须认认真真地、踏踏实实地进行工作，切忌浮光掠影，夸夸其谈。”　（81）


第三章　“善沟夷夏谈何易”：钱钟书的中西文化与文学观第17节　“出位之思”与文学研究（3）

　　　　注　释：　　　　
　　　　（1）（2）钱钟书《林纾的翻译》。　　　　
　　　　（3）《谈艺录（补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