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影响未来中国传媒30人-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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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纸对舆论的影响力还是不小的。前些年，胡舒立做过研究，在国内媒体中，除了《中国日报》，就是《中国经济时报》，被国外转载引用得最多。直到现在，我们的网络转载率还是非常之高。
采访者：一位经济类媒体的老总认为报纸生产的商品是读者，要强调赢利，你怎么看？
包月阳：报纸当然要赚钱，否则怎么生存发展。但我认为报纸一定不是仅仅为赚钱而存在的，一定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中国的经济改革进行到现在这一步，有些人感到困惑，我们要走向哪里？中国已经出现很严重的两极分化，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黑金政治”。有人认为：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中国的民主化就是富人的民主化，而没有弱势群体的民主，普通老百姓根本没有发言权。
如果报纸这样的社会工具也只强调赚钱，只为富人服务，只写老板的生活，没有人为弱势群体说话，中国的市场经济就会被市场势力所操纵，那样的市场经济就是吴敬琏所说的“坏的市场经济”；那样的民主只是富人的民主，当然也就不是真正的民主。
目前中国的一些报纸过于强调赢利，越来越强调为富人服务，为富人鼓吹。媒体在维护市场经济规则、维护社会公正、弘扬社会正气上的义务是不能回避的，媒体不能一门心思赚钱，变成一个只追求利润的普通企业。
采访者：你认为《中国经济时报》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包月阳：前面所提到的四项编辑方针，其中第一条（前导性）非常重要。
例如，十五大前夕我们作了一系列报道，包括对吴敬琏的专访，当时他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公正加市场经济，还有对当时《求是》杂志总编辑邢贲思的专访，还有对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的专访，以及一些市委书记谈市场经济的专访；还刊登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为十五大准备的一系列研究报告，关于国有经济战略性高速的，其中包括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等重要思想。这些报道将十五大的东西提前透露给了社会，也可以说是做了舆论上的准备，形成了很大的声音，前导性很强。
具有前导意识的思想性的东西、政策性的东西，是我们报纸具有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我们还会坚持。
采访者：你如何评价经济类报纸的成功与否？
包月阳：要看是否拥有多而稳定的读者。没有读者就不能挣钱。但如果要在挣钱和影响力之间选择，我选择后者。在美国，《纽约时报》不是最赚钱的，但是社会影响力是最大的。
采访者：经济类媒体特别多，你如何看《中国经济时报》的竞争对手？
包月阳：《国际金融报》是重要的对手。
采访者：不觉得《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是对手吗？
包月阳：首先他们是周报，我们是日报。关键是我们的读者基本不读他们的报纸，他们的读者也基本不读我们的。这是正常的差别化竞争。任何一份报纸，作为一种商品，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采访者：请你预测一下众多的经济类媒体的走势，将会如何分化？竞争力如何对比？
包月阳：周报不会继续存在这么多，会被半月刊、周刊取代，一部分会向日报过渡。周刊阅读方便，易保存，比报纸方便得多。
采访者：请你谈谈《中国经济时报》的长远目标。
包月阳：如果有机会，一定会朝着《华尔街日报》的方向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钱，有两个亿的人民币就足够了。
我个人觉得《中国经济时报》是一个优良的媒体，没有多少债务，发行量没有下降过，读者是中上层的读者，有价值并且稳定，虽然广告不是特别多，但影响力还不错，如果投资者有眼光，会看到它的价值不错。
采访者：未来的三五年内《中国经济时报》有什么样的计划？
包月阳：积蓄力量，等待机会。目前二三千万元的营业额不允许我们做成像《华尔街日报》那样。
采访者：读者一般认为《中国经济时报》学术性的东西多一些。2003年年初你们做的“出租车黑幕”，是否标志着你们在做一些调整？在编辑、报道方针上会慢慢有所改变？
包月阳：不是。过去我们也做类似的问题性报道，尤其是初期比较多。1994年、1995年我们做过非常多的关于民工的报道，从调查到评论都有，而且很尖锐。2001年我们做过兰州证券黑市，很轰动。但像这样的报道我们近来做得不是很多，一是要有做这类报道的记者，二是要有这样的机会。
“出租汽车垄断黑幕”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压力非常大。但这件事情涉及包括出租车司机、乘客在内的许多人的利益，涉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而且我们的记者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做了这么细致的调查，做得很扎实，我们要是不发，作为一个报人，良心上说不过去。
采访者：贵报创办时你已经看到经济类报纸有许多问题，在稿件方面你如何对记者进行管理？
包月阳：刚才提到的四个编辑方针是一个重要原则。我们有一份《编采指南》，是借鉴了路透社、美联社、《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的采编指南，从中挑出一些适合中国的东西，又加上本报特色的东西形成的。
采访者：具体来讲，你是否欣赏那种深挖内幕的、破坏性的、爆炸性的报道方式？
包月阳：对这种方式我认为无需作评论。但我认为做这种报道，调查一定要扎实，要客观，准确。我不欣赏那种报告文学式的报道，而且坚决反对。在我的《编采指南》上就有这么一条，不准用报告文学的方式写新闻。对于调查性的报道，我们要求每一个细节都有事实来源，都有录音，或者有经采访对象签名认可的文字记录。
采访者：在版面设计、文章体例方面，《中国经济时报》如何根据市场发展进行变化？
包月阳：2003年10月我们做了改版，质量较差的纸换成了很好的纸，黑白印刷改成了彩色印刷，在版面设计上，风格作了很大的调整，调整后有点像《21世纪经济报道》，这一点上太盲目了，因为“21世纪”是周报，日报的版式不能像周报。
我认为，首先要定位的是日报的版式，内容搭配要以消息为主体，日报主要是做新闻的。要分清稿子的轻重缓急，通过标题、引题、小标题来导读。现在我们没有导读，标题都用一样的字号，这个我反对。日报就要通过标题的栏宽、字号来导读，要让读者一眼能看到版面上重要的文章，看到文章的主题。
在图片和图表的选用上，我认为图片对于经济类日报价值不大，它的信息含量不大，在网络时代尤其如此。对经济报纸来说，图表应该更重要，有了图表，不用图片也可以把版做得很漂亮，而且信息量大。
第一部分第9节 做媒体的温和改良派（1）
做媒体的温和改良派
访《经济观察报》总编辑何力文/杨林萍 柏 松
采访者：大学毕业后，你在大学里教书，一教就是四年，这是一个主动选择吗？
何 力：有一种人他会设立一个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他会不断地努力。另一种人，他在不同的环境中有不同的表现，说得好听是随遇而安，说得不好听是随波逐流。我显然属于第二种人。第二种人有的也会做比较重要的工作，主要看运气。
采访者：你在《中华工商时报》工作的时候，当时那里有很多现在看来媒体内比较有名的人。
何 力：那会儿有很多人。很多经过了漫长的媒体生涯的“媒体角儿”聚在一起，就想办一张不一样的报纸。最初的这种不一样体现在形式上，如版头、标题的制作、版面、新闻的样式等，后来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在办报宗旨方面，《中华工商时报》一开始就亮明了“在商言商”这样一个口号，强调自己的“商味”、“民味”、“海味”。《中华工商时报》还有一个新的新闻体裁叫“观点新闻”，当时在国内出现是比较有创新的，这种体裁相对来说，是用比较客观的视角来叙述，把新闻的主观性压缩了。
采访者：后来这些人都选择了离开，而且大都变得比较有名了。
何 力：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中华工商时报》当时有许多很好的传统，但随着这么多年的发展和变化有的消失掉了，那么很自然的情况就是，当《中华工商时报》停止发展或发展缓慢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新的发展空间。再有，就是我们要很客观地分析离开的这些人的去处，他们去的那些媒体绝大多数都是市场化的媒体。
采访者：这期间，你具体做的产品是什么？
何 力：我在《中华工商时报》先做新闻，1993年、1994年做周末版，后来又回来做新闻。那时就想做一些思想性比较强的、“虚头八脑”的东西到市场上卖，但效果不好，挺灰心的。所以当筹备《经济观察报》的时候有人提出“要让思想成为商品”，我觉得这挺好，终于可以实践这个想法。
采访者：当时卖不好，现在就卖好了，这是一个什么原因？
何 力：我觉得当时资源还是比较少。今天看来可能是因为资金强度的原因，终于使我们的产品可以呈现在希望阅读它的那些人面前。中国很大，有各种各样的读者群，各种各样的媒体都有生存发展的空间，关键在于你那块磁铁的力量有没有那么强大，把你想吸引的人吸引过来。
采访者：你怎么看待在《中华工商时报》十二年的这段工作经历？这是一个不短的时间。
何 力：怎么说呢，我一直认为媒体很难吸引一流人才，目前在中国这不是一个成长性特别好的行业。如果去银行，去保险公司，去证券公司，都会收获很大，媒体在这个方面有天然的弱势。其实也不完全跟体制有关。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像报纸这样的媒体，也不是大买卖，道·琼斯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财经媒体集团，2001年的销售额才十几亿美金。但是，毕竟《华尔街日报》的总编辑可以影响华府的经济政策，《纽约时报》驻华盛顿的记者可以经常参加白宫的晚宴，所以媒体记者除了物质上、经济上的追求以外，还有一种影响别人的愿望。这种愿望可能是与生俱来的。
采访者：《经济观察报》快速成长，并取得一定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何 力：客观原因是这个时代在发展；主观原因是很幸运，我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管理团队；相对而言，比较可贵的是，我们有更鲜明的企业文化；有一个价值取向更明确的管理团队和一些核心的人力资源管理平台；这个平台和这些资源结合得比较好。
采访者：外界愿意或者你自己也喜欢被称为“温和的改良派”吗？
何 力：我个人温和这件事特别简单，就是性格，就是胆小。至于报社，我们觉得“改良”的意思就是社会发展的进程应该是渐进的，求同存异的，互相承认的，导向未来的。
采访者：这些“温和”表现在哪些方面？该如何理解“理性、建设性”？
何 力：一张报纸没有背景，没有资源优势，如何处理好各种关系？如何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我想说两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开始尝到当初确定“理性、建设性”的甜头了。不管当初是权宜之计也好，或者是主动选择也好，到了今天就更是从内心里觉得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缓和了很多矛盾，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中国确实已经开始有一些人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影响别人，用这样的方式来改变社会。这些人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推动者和受益者，他们是随着这二十多年发展而发展的。
“理性、建设性”就是说要强调共同点。我们很多人在想问题的时候，习惯强调彼此的差异，为什么不强调彼此的共同点呢？事实上彼此的共同点不是没有啊。
采访者：从内容的编排上，你也多次提到平衡，如何把握？
何 力：我相信没有两头甜的甘蔗，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市场环境当中。我们有两种选择，如果非要我选择，一个是增加新闻，一个就是继续增加评论。我们一致的看法就是继续增加评论。因为如果增加新闻，那就变成了和别人类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