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后一批人-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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亍！薄 ±匣贫晕宜担�5个子女，没有一人因为他的权力和地位而谋私的。现在，老黄还和两个儿子住在一起。一大家子，其乐融融。老黄的子女现在的生活、工作境况都不好。我和他的一个儿子交谈，知道他所在的工厂倒闭了，他每月一分钱也没有，只能去给别人打工。老黄的这个儿子对我说，沈阳许多工厂关、停、并、转了。很多下岗的工人每月只能领到二三百元。我告诉他北京的关、停、并、转人员每月有380元呢。 我问老黄高寿的原因，老黄说，主要是乐观。从1942年我党整风至今，他坚持“三乐”：“乐对事业，乐对人生，知足常乐”。我听了愕然，从1942年至今？太遥远了吧？老黄还说 ，他过了八十不吃请，谁请都不去。而且，老黄从不吸烟和喝酒。 老黄耳朵不好，我和他交流需要用笔写下来。当然，面对我的摄像机谈及抗战经历时除外。那是他倒背如流的亲身经历。我写这篇采访记只要把录像带看一遍，记下来就写完了。谈别的可不成：比方，我到他的楼上寝室大声问他：“东北下雪的时候，这屋里冷不冷？” 我两个手上下的动，表示下雪。老黄看懂了，他说：“下雨时这屋里不漏水。” 老黄安排我在他们家吃饭，我说：“不，军区干休所安排我和战士们一起吃饭。” 老黄这回又看懂了，他说：“——哦！你不吃饭啦？！别，人是铁、饭是钢呀。” 老黄是军级干部，按照规定的住房标准，他的住房还要调到240平方米。因此，他非常知足。老黄现在每月的收入在5000元上下，其中包括工资、补贴、残废军人的补助等等，老黄对我说： “党、政府、军队给予我们的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
二百师百岁老兵深入野人山体验二百师当年之路（图）
高黎贡山上的日军哨所
张老汉只有一颗牙，张老汉今年100岁了。张老汉曾经是中国远征军二百师的少校军官。张老汉曾经把戴安澜将军背回祖国。张老汉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张老汉还是个充满人格魅力的老人。我和张老汉住了一周，和他老人家分手时，他拉着我的手满怀深情地说：“你要走啦，再多住几天嘛！什么时候再来？楼上有空房子，就住到这儿来！” 从幼童到老年，很多人都经历过数不清的生死离别的场面，而这次，让我的印象深刻。 他送我走出老远，我上车了，他还在向我挥手。 我仅和这位在地球上生存了100年的人共同生活了一周，就从心里尊敬起他来。 我始终忘不了他的眼睛，那双眼睛笔墨难以形容，看一眼，就可以记住一生。 “1950年云南和平解放，1951年9月4日我被逮捕。那时，我的军衔是中校。每天都有下级军官被拉出去枪毙。我想，哪一天就轮到我了吧，等啊，等啊。可是，最终我留了下来。” 张老汉深邃的目光遥望着远方的翻滚的云团回忆；“后来，有位管教干部说，根据调查，我 的双手从来没有沾染过人民的鲜血，罪不大、恶也不极。‘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穷凶极恶的 外国侵略者，你没有后退半步。这是历史事实。根据调查，你会做木匠？我们劳改大队就少木匠嘛。’” 简单地说，张老汉的前半生一直和侵华日军在各个战场血战，后半生一直当木匠。可以说他见过无数的战死者，中国人，日本人。也建过无数的房子、了望塔、桥梁、桌椅。 可是，张老汉经历过枪林弹雨却丝毫未伤，真是奇迹。 为什么忽然想起这些情节？我想，实在是天意。张老汉这么善良的人，怎么能不活到100岁呢？沧海桑田，世事巨变，“有多少英雄竞折腰”。没有人能重写历史，却有无数人希望张老汉这样的人永远幸福、健康地活着。抗战中有380万国民党军官兵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这一历史事实是历史应该铭记的。 我能采访到二百师的百岁老兵也实在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 云南昆明有家地方报纸推出了一个叫“与百岁老人共度中秋”的活动，出乎发起者意料的是：不是三两老人的“响应”，而是30名 “报到”。张老汉是1904年春节生的，当然是“百岁老人”。而且，在百岁老人中，张老汉身体最好，精神最旺，记忆最清晰，谈吐最明白，生活能自理，还参加过抗日战争，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老英雄。所以，那家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抗战老兵中秋满百岁》的文章。我作为专写抗战题材的作家，读者朋友满天下 ，有个漂亮的昆明姑娘就把该报寄给了我一份。因为“口述史”是世界各国博物馆浓墨重彩 的一环，不管是位于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是纪念“珍珠港事件”在巴尔的摩海军基地 的军舰上，或者是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地，博物馆人都紧紧抓住活着的亲历者不放。因为较之 实物和照片，人物在历史长河中是“白驹过隙”的。 可是，困难重重。如果想采访的话。 昆明地方报纸出于关心老人的目的三缄其口。几个昆明的朋友四处调查，八方询问，刚巧问到张老汉的儿子的头上。可是，另外的难题又来了，这，就是采访经费。因为我作为抗日战争的研究者在全国采访竟然都是自费！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又来了——天上掉下了馅饼：缅甸国地方军的司令长官说他可以资助我的采访行为。 张老汉是中国远征军二百师的老兵，二百师在缅甸与日军交战，后来，二百师官兵途经缅甸野人山回国。访“张老汉”，就扯到“二百师”，扯到“缅甸的野人山”。 我从严寒中的北京起飞，在中缅边境下了飞机，改乘汽车进入缅甸。缅军军官迎接，热情洋溢。连续十几天的汽车颠簸使我几乎进入散架的状态。缅军的师长开车行进一路，坑坑洼洼，红土飞扬。车上有冲锋枪，师长还给我一只美国生产的手枪。我枪口朝下顺腰带环处插了下去，担心走火，又还给了他。师长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什么草寇从丛林中杀将出来，那么，大家就自顾自吧。那时打来的子弹会像蝗虫一样乱飞。”我知道他吓唬我呢，只是紧紧抓住车的门把手，严防颠簸中自己的身体妨碍了旁边的人。颠簸中，我倒有点希望草寇杀出、子弹乱飞。我在中国陆军服役6年，摸过各种枪械，进行过几十次实弹射击，只是没有见过这般光景。 在缅甸一个城镇的欢迎酒会上，地方军司令长官用不娴熟的中文说：“我年轻的时候见过来访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周总理长者的风范和微笑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缅中有很长的边界线，缅中友谊世代相传。我中国朋友很多，有军方的、政界的、商界的；有中国首都北京的， 也有云南省的、贵州省和四川省的。可想进我们野人山方面转转的，就你一个。” 他右手握着酒杯，不解的目光始终在我脸上扫描。 其实，我在缅甸既想进野人山，也想进大帅府。我遇见什么人都想聊，衣衫褴褛的、西服革履的，尽管语言不通。而且，吓我一跳：旁边一个人一弯腰，居然不小心掉出一只左轮手枪来！他可能是大帅府里的警卫。我想，我调查的是抗日战争历史，对于缅甸国某块山峦、某地区漫山遍野的罂粟花丝毫不感兴趣，完全不用对我警惕。 缅甸野人山地区没有柏油公路，我计算了一下，平均每30公里土路上行驶着一辆汽车。像流星雨划过的夜空，尘土滚滚的汽车应该是野人山里偶尔划过的“现代流星雨”。缅军的师长一边开车一边说：“如果是雨季，除了坦克，没有汽车能在这些山区道路上行驶。” 行驶在高山之巅可以俯视山腰间白云缭绕的缅甸亚热带丛林的碧绿和富人的白色庄园。庄园有高高的围墙和持枪者，与之相邻的草屋村落有新鲜的空气，近在数里，相差百年。 缅甸的富人富有得出奇，连洗脚都要三四个小伙子伺候着。我原来没见过封建式的“骄奢淫逸”，在缅甸我见到了；我原来不理解中国的土地革命，到缅甸也就理解了。缅甸的两极分化使我感慨万千。 在缅甸的宴会上，我吃到豹子肉、蟒肉和虫子一样的野蜂蛹。缅甸的酒，让我直到今天还在恐惧：“不喝就不真诚”。我第一天就喝趴下了。 豹子肉是鲜红的颜色，很像猪肉味道。蟒肉我不敢恭维，看了就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庄园主说蟒是专门为我们杀的，而豹子是来扑牛吃的，所以，赶上了。 我看见豹子皮被钉在木板上，被剔完肉的豹子的整个骨架被放在铁架上，仍然保持着跃跃欲试的凶残的样子。穿一身破军装的缅甸猎手有50岁，曾经参加过数次小规模的国内战争，是个老兵。“深夜的豹子眼睛像两盏小灯笼，它扑倒牛的同时，回头看了一眼我。”他说。 缅甸的野人山十分落后，深山里时至今日没有传进多少现代文明，既没有电灯也没有电话，看见我们的村民扭头就跑，而整个村子的狗却狂吠着围上来。和村民照相，必须紧紧拉着他的胳臂，稍一松手，就逃出数丈之外。野人山周边净是茅草屋组成的村落，如果使用“刀 耕火种”和“原始社会状态”来形容的话，可能有一点儿过分。但是，联想到60年前与日本军队拼杀后撤退中的戴安澜将军及二百师官兵经过此处的情景，足以见得其艰难困苦了。
二百师百岁老兵戴将军是我们的军魂（图）
戴安澜将军
在野人山走过的张老汉已经没有当年的敏捷了，但他还修椅子、看报纸和种菜。 张老汉吃一碗面条需要40分钟，他慢慢地吃，我静静地看。一根一根的。 老人的回想也很慢，断断续续，悠悠长长，像一根丝线，穿越时空，连接百年。 张老汉叫张家福，1904年春节生人，祖籍是四川省云阳县龙重乡的凉水井村。有个妹妹，我忘记问是不是还活着。他父亲叫张传人，租人家的地种。张老汉说自己有运气，外婆是个医生，街上有旧学先生教书。“8岁那年，外婆送我去上学，一共读了5年书，然后，回家放牛、放羊。后来又去小学读了一年书，一共读了6年‘四书五经’。”张老汉说他19岁开始在当地当了三年的小学教师，后来，在龙重乡当书记员，管理户籍。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军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张老汉放弃安逸平静的生活到四川重庆的军官总队当了一名少尉文书。张老汉得意地说：“我字写得好。” 1940年，在重庆陕西街有个军官训练队，专门训练团长和上校以上军衔的军官，一年训练三期，每期二三百人。那时，张调到军政部当中尉军官。1942年，张到远征军二百师参谋处当了一名上尉书记员。由于张文龙少校开车逃跑了，所以，在滇西的楚雄他被提升为少校作战秘书，专门辅佐戴安澜将军。1942年春夏，日军进攻并占领缅甸北部，盟军在缅甸战役中遭受挫折，为协助盟军，解救受围英军，二百师在戴安澜将军的指挥下英勇作战，不幸在缅北遭伏，浴血殉国。 老人回忆，由于英军的撤退和后续部队没有及时跟上，二百师陷入了日军三个师团的包围。“当时的困境我们二百师全体官兵都清楚，上下都横下了以死报国的决心。” “同日军作战很激烈，二百师也是中国的精锐部队，数十天的大小激战下来，双方死伤人数相当。在同古那一仗，我们只有200人，而日军数量十几倍于我们，把我们团团包围，仗打了七天七夜，200人只打得剩我们18个人。夜里，战场上硝烟弥漫，冷枪不断。我们和师长一起摸黑突围，深一脚、浅一脚，戴安澜师长走在最前面，周维汉参谋长走在第二，我走在第三，战士们跟在后面。近在咫尺的敌人发现了我们，师长腹部连中3枪，负伤。参谋长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会日语，他和日本人喊话，对方以为是自己人，我们才得以突围。 “我们十几人轮流背着戴师长翻越缅甸的野人山往云南方向走，由于没有吃的、没有药物，戴安澜师长两天以后就牺牲了。我们砍下胳臂粗细的树枝做成担架轮流抬着戴师长往祖国的方向走。他身先士卒、吃苦在前、冲锋在前、牺牲在前，是我们的军魂，是我们的英雄，我们一定要和他一起回到祖国去。” 说到这里，老人的眼中涌出大滴的泪水。 “从缅甸野人山往回走，我们遇到无数的困难，饥饿、毒虫、蛇蝎、瘴气……哎！一言难尽其苦难和艰辛。快入中国边境时，我们忽然遥遥地听见中国话在呼喊： ——弟兄们！ ——祖国在这儿哪！ ——中国在这儿哪！ “……这不是梦吧？ “我们手搭凉棚顺那虚无缥缈、断断续续的声音望去，遥远的树尖上似乎有旗子在舞动！是男女老幼的乡亲们！是中国人！是祖国的父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