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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

川人大抗战-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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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耀先朗声说:“我们《大声周刊》的宗旨,就是要‘站在国民立场,督请政府团结御侮,强化民族意志,拥护中央抗日救亡’!它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但蒋介石的省党部人员,却说啥子《大声》是‘反动刊物’,是‘共产党的喉舌’。因为刘甫澄支持我,他们又骂‘是某公的喇叭’……”    
    韩天石、王广义都担忧地说:“车老师,你要小心一些!他们威胁要砸烂‘努力餐’饭馆,要暗杀你!”    
    车耀先昂起头说:“老子枪林弹雨中爬出来的,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他稍停,又说:“现在,成都地区救亡运动真可说是全民动员!主力是你们学生,其次是店员、教职员。此外工商界人士也不少嘛,像彭劭农、夏正寅这些开明士绅,连做小买卖的小商小贩都发动起来了!”    
    韩天石说:“知识界知名人物像大学教授叶雨苍、叶云阶兄弟、黄宪章、张秀熟等人,也都很支持我们的救亡运动。南新街的《建设晚报》社、走马街川大教授叶雨苍家,都成为召集会议和聚会的场所……”    
    王广义马上说:“刘湘的高级幕僚黄慕颜、川军老军人于渊等名流也暗中出力……车老师,你对我们的全力支持,就更不用说了!”    
    车耀先望着两个热血青年,摆摆手,哈哈哈笑着说:“小兄弟,一家人少说两家话,同我就不要讲客气了!不过,像于邦齐,为救亡运动也出力不少!你们晓不晓得?1925年他任杨森部宪兵司令,1926年万县“九五惨案”中,他率部下抗击英国炮舰的轰击,被川中民众称为‘民族英雄’……他1926年就暗中加入共产党了!”    
    于渊 (1895~1949),又名光藻,字邦齐,四川射洪县人。曾在刘湘部任旅长、师长,1933年任四川省警察局局长。他利用此身份积极营救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1935年赴日本考察,回成都后与车耀先等人一道,积极联络川军人士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并创办《力文半月刊》。1937年9月,再度出任刘湘第七战区新十六师副师长兼战区游击司令,赴赣北前线。1938年刘湘病死后回川从事“统战”工作,1944年任中国民主同盟四川支部执委,1947年6月2日被捕,1949年12月7日成都解放前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成都十二桥……    
    车耀先又说:“目前,成都地区救亡组织虽然很多,但各自为阵,其实是一盘散沙。我已和黄慕颜、于邦齐等有力量的人士联系,取得刘湘的同意和支持——我们要在成都地区成立统一的抗日救亡组织,以便领导!”    
    1937年3月14日这天,春暖花开、阳光明媚。川康绥靖公署顾问黄慕颜的黄氏家庙“什方堂”内,突然热闹非凡,气氛既热烈又严肃庄重……    
    原来,为避免蒋介石“中央系”人员的破坏捣乱,在川康绥靖公署顾问黄慕颜、于渊、车耀先等各界人士及武德学友会支持下,成都地区各救亡团体骨干们借用黄氏家庙上香做佛事的“什方堂”为开会会址。成都零散的各救亡社团“民先”、“海燕社”、“星芒社”、“力文社”、“群力社”、“天明歌咏团”等群英荟萃,统一成立了“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    
    会上选举了韩天石(1938年后任中共成都市委书记)、康乃尔、周海文、蒋桂锐、甘道生、侯泰阶、张宣、叶雨苍等20多人组成的“执委会”……自此以后,救亡运动不但可以统一行动,也加强了同全川各地的指导和联系。


第二部分第6章 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5)

    刘湘对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持和保护    
    1937年3月起,成都地区救亡运动达到高潮。吴雪、戴碧湘等人的四川旅外演剧队,在成都街头或郊野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各救亡组织在城里、城外大搞救亡宣传,广泛发动民众。活动的发起人有韩天石、康乃尔、周海文、张宣、周源江、蒋桂锐、甘道生等人,分头带领各自的宣传队员,浩浩荡荡去成都北门外天回镇、三合场……向 “赶场”的农民演讲,展示东北沦亡地图等宣传画,撒传单,贴标语……    
    嘹亮的救亡歌声震荡着蓉城的天空,各色写有抗日标语的鲜艳红旗,飘扬在城乡!    
    在张曙时等中共人士的“统战”下,刘湘指派专人经常与群众团体接洽,对各种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不加干涉,并提供保护……刘湘还为车耀先的《大声周刊》提供资金,每月津贴张曙时等中共人士主办的《建设晚报》400元,每月帮助群众救亡团体100元。    
    有次,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用公函通知省政府:“救亡团体有赤色分子,请政府禁止或封闭刊物!”    
    省务会议上讨论此事时,刘湘“大加反对”,把省党部公函扔在一边。他还命令:“马上派员去安慰抗日民众团体,不要害怕!但不要做得‘太红’了,免得省党部那几爷子借口捣乱!”    
    刘湘还为中共地下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免遭镇压出过力。    
    有天,蒋介石派人紧急到成都,面见刘湘:“刘甫公,中共和赤色分子在省城闹得太不像话,以抗日为名反对中央政府!蒋主席送来这份要在成都抓捕两百人的名单,请刘甫公立刻批准执行!”    
    在刘湘部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甘树人得到了这个消息。    
    张曙时对甘树人说:“万一刘湘顶不住压力,情况就非常危险了!对刘湘最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同他有师生之谊的张澜先生——立即请张澜出面劝阻!”    
    张澜  (1872~1955),字表方,四川南充县人。1911年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在四川威望甚高。抗战爆发后,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四川中共地下党早就派徐庆坚和钟汝为“做张先生的工作”,两人轮流隔一天去一次。最初,徐庆坚担心地对钟汝为说:“张先生当过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校长,我只不过是一个23岁、大学毕业刚一年的青年,能担任起这个任务吗?”    
    钟汝为40多岁,北大毕业,曾任省教育厅科长,多才健谈。他说:“张老晓得我们的政治背景,不用担心!”     
    张澜住在四川省银行成都分行后院。当徐庆坚带着紧张的心情第一次去向他汇报成都救亡运动情况时,张澜静静地听……告别时,又很和蔼地送他出客厅至阶檐上,才挥手作别,张澜送客至阶檐是对客人最重视的礼节。以后徐庆坚他们每次都受此礼遇。    
    其实, 张澜的二儿子张慕良,1926年就参加共产党了。在德国留学期间,他曾任中共旅德支部书记,后转到苏联。1936年由中共中央电召回国,协助张澜开展对刘湘等四川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    
    徐庆坚等人当时不一定了解这些。徐庆坚和钟汝为见张澜时,张慕良有时也在座,也就国内形势发表一些意见。钟汝为私下对徐庆坚说:“张慕良知道我们是为什么来的,他在背后给了我们不少帮助!”    
    甘树人要徐庆坚请张澜出面,劝说刘湘阻止蒋介石在成都逮捕200人。徐庆坚自知在张澜先生面前谈理论,是在龙王庙前卖水,所以他见了张澜,不绕圈子,直接提出要求:“恳请张老要刘湘不批准抓人。”    
    张澜坐在沙发上,手捋长须,陷入沉思久久不语。足足过了五分钟,张澜说:“你回去吧,给你们那些人说,放心!”    
    徐庆坚没有多说感谢的话便告辞了。    
    仅几个小时后,甘树人从刘湘处跑到徐庆坚家说:“你离开省银行不一会儿,张先生就到了多子巷刘湘公馆。刘湘恭迎入座。张先生沉着脸,对刘湘劈头一句:‘你要找死呀!’(注:“找死”,四川土语,即向死路走)刘湘摸不着头脑,陪着笑脸细问,才知是有关抓人的事。刘湘马上向张先生表示:‘我决不会批!’刘湘送张澜走,回到客厅,把茶碗一下摔在地下,大声说:‘我做到这个样子(按:即刘主张联共、反蒋、抗日),张先生还不相信我!’”    
    刘湘马上叫人把为蒋介石送黑名单的人找来,对他们说:“我没有权在成都抓人!名单你们带回去,我已派了一架专机送你们回去,另送你们每人200元路费。”    
    那两个人大失所望,私下怨恨嘀咕:“你这位大权独掌的‘四川王’,公然说起没有权抓人的‘黄话’来了!”    
    但两人也无可奈何,只好怏怏而去……    
    1937年春,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刘湘是中央委员,他没有去开会,但与蒋介石为“统一”而打内战大唱反调,提出了个“书面提案”,说内战使“国家人才之受摧残,即元气之受损伤”!他又大声疾呼:应该“集中人才,精诚团结,解放言论,发扬民气!”     
    这些都说明:中共对他的“统战工作”已很有成效,也足可以证明他的思想也的确大有转变了。    
    1936至1937年,四川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全国有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刘湘实行开放支持的政策。    
    这件事过后仅3个多月,中国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就开始了!


第二部分 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第7章 蒋介石决心整肃四川(1)

    蒋介石的“军队国家化”    
    1937年3月中旬,刘湘忽接蒋介石急电:“嘱即派全权代表到南京,有要事相商!”    
    刘湘把电报往桌子上一扔,对邓汉祥等“智囊”们说:“老蒋一定又在打我的主意喽!先派建设厅长卢作孚代表我去一趟,看他想干啥子名堂!”    
    卢作孚到重庆,只同国民政府军委会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见了一面,第二天就跑回成都对刘湘说:“甫公!贺国光一见我就直截了当地说:‘这次蒋委员长主要要谈军队国家化的大事。你同刘甫澄关系不够,事关重大,请他另派人吧!’”    
    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对刘湘说:“老蒋的行营参谋团和别动队1935年入川,主要就是督促、整编川军,去围歼红军,又削弱川军力量……他要‘军队国家化’,其实说穿了,就是把川军变成他老蒋能控制的军队,把四川收到他的国民政府手中!”    
    刘湘脑袋低垂,习惯性地眼睛半睁半闭着静听。    
    邓汉祥又说:“1935年6月5日,他在成都行辕召集川军将领,讲述《剿匪与整军之要道》,说:‘我看现在四川兵额之多、部队之杂,至少要裁半数以下!现在兵多饷少,川军一般士兵不仅月饷全无,而且许多士兵求一饱而不可得……现在有中央调来的军队同川军在一起剿匪,中央军每个士兵每月可得到七块钱的饷!彼此相形见绌,试问大家,有甚么办法来安你们的兵心?但是这件事不能怪中央,如果经过中央的点验和承认,就可以照中央军队一样的发饷……’他这些话,听起来也确实冠冕堂皇。”    
    刘湘抬头,声音低沉:“嗨,连瓜娃子都晓得他老蒋的鬼板眼!从那年6月25日后,行营参谋团就着手整顿川军,将原川军350个团减为200个团左右,各部均以全国陆军统一番号命名……川军经过点验,编余裁汰下来的军官6000多人,他老蒋还很会收买人心,提出全部安排,不让其流离失所……其实是为他所用!”    
    刘湘的参谋长傅常博古通今,又好佛学,写的古诗在川中也素有盛誉。他话不多,但常直切要害,这时缓缓说:“那次川军第一次整编后,蒋介石还以授军衔的方式,把川军纳入全国陆军系统。除甫公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外,许多人被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为中将、少将,我也被授为中将……这些任命虽然大部分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但却剥夺了川军高级将领任命之权。”    
    邓汉祥接着说:“真吾说得对极了!要部属听命,不就是要有让部下‘加官晋爵’的权力嘛!不然哪个肯听话卖命?蒋介石这项措施是‘杀手锏’,必然要引起川军分化,削弱甫公对川军的控制力……不但甫公如此,就是刘幺爸(注:指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其他四川高级将领,也都被削弱了。”    
    刘湘气恼地说:“鸣阶说得对头!在那次第一期整军中,川军各系将领就说我刘湘的闲话,有说我对川军各派系未能一视同仁的,还有说我对自己部属心存戒心的,使得部分将领如王缵绪、唐式遵、李家钰、孙震、范绍增等人,都去‘背靠大树好乘凉’,慢慢向蒋介石的‘中央’国民政府‘靠拢’去了!”     
    说到此处,刘湘有些语音凄凉……因为他明白:现在是1937年了,蒋介石经过两年“苦心经营”,一定认为再次整编川军的时期成熟了!这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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