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9-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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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外公在邻村的红十月农庄当主席，离普里沃利诺耶有20公里。我上学前基本上住在外公外婆家。那完全是我的自由天地，他们对我特别疼爱。我觉得他们什么都围着我转。大人想方设法让我在父母家住上两天，却总是做不到。不仅我一个人满意，父母亲同样满意，外公外婆就更不用说了。
童年时我还见识了革命前和成立集体农庄前典型的俄国乡村生活遗迹。土坯房，泥土地面，根本没有床铺，睡的是高板床或者俄式炉顶，盖的是皮袄或者什么破旧衣服。冬天把小牛犊也拴在屋内，为的是别让它冻着。春天为了早日孵出幼雏，将抱窝鸡甚至母鹅也放在屋内。从现在的观点来看，那真是一贫如洗。而主要的是极其繁重的劳动。至于我们那些争取农民幸福的当代斗士所说的“俄国农村黄金时代”为何物，我弄不明白。他们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故意撒谎，再不就是患了健忘症。
在外公家里，我第一次看见了粗粗拉拉地钉成的书架上面那些薄薄的小册子。这是当时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单行本。上面还有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加里宁的文章和讲话。里屋的另一个角落是圣像和神灯：外婆是个虔诚的教徒。就在圣像下面自制的小桌上，醒目地摆放着列宁斯大林的肖像。两个世界的这种“和平共处”丝毫未使外公感到难堪。他自己并不信教，却具有令人羡慕的宽容态度。在村里威信极高。他爱说的一句玩笑话是：“一个人要紧的是穿着宽松的鞋子，可别夹着脚。”这可不仅仅是笑话。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斯塔夫罗波尔（4）
1937～1938年大清洗
外公被捕，那大概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震惊。他是夜里带走的。外婆瓦西里萨迁到普里沃利诺耶来，与我父母亲住在一起。
记得外公被捕之后，邻居们象躲避鼠疫一样开始躲着我们家，只是到了夜里，才有个把亲人过来。甚至邻居的小孩也避免和我打交道。现在我明白了，不能责怪人家：谁只要与“人民敌人”的家属保持联系或者一般地打打交道，也得被捕。这一切都使我感到震惊，而且终生难忘。
许多年过去了，然而即使在我当上市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并且有机会拿到侦查档案的时候，也无法跨越某种心理障碍去调阅。直到八月政变之后才请瓦季姆·巴卡京出面帮忙。
一切都是从我们区的执委会主席被捕开始的：指控他是“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领导人。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拷打，一定要让他说出组织的成员，他经不起拷打，说出了58个人的名字，也就是整个区领导班子成员，其中也有我的外公，他当时任区土地局局长。
请看对他的审问记录： “ ‘ 你是作为反革命托洛茨基组织成员被捕的。你是否承认在对你提起的诉讼方面有罪？’
‘我不承认自己在这方面有罪。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反革命组织。’
‘你没有讲实话。侦查人员掌握了你是反革命托洛茨基组织成员的确凿证据。你要就这个问题如实招供。’
‘我再说一遍，我不是反革命组织的成员。’
‘你在撒谎。此案的许多被告都揭发你进行了反革命活动。侦查人员坚持让你如实招供。’
‘我决不承认。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反革命组织。’” 下面是外公的签名，还保留了起诉意见书，给外公加的罪名是： “①破坏谷类作物的收割工作，结果为谷粒掉落创造了条件。为了毁掉牲畜头数，通过开垦割草地人为地缩减饲料基地，结果使集体农庄的牲畜瘦成皮包骨头；
②阻止集体农庄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开展，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进行迫害……
综上所述，被控告从事以下反苏维埃活动：身为联共（布）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与已清算的反苏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相勾结，按照该组织的布置，在红十月集体农庄进行旨在破坏集体农庄经济实力的破坏工作……” 巴卡京还给我送来了第二份卷宗——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外公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帕拉达的卷宗，他是1937年在阿尔泰被捕的。
斯塔夫罗波尔与阿尔泰相距数千公里，然而问题和起诉的写法却如出一辙： “ ‘侦查人员掌握了充足的揭发材料，说明你在集体农庄内进行了反革命宣传鼓动，旨在反对一切运动，反对苏维埃政权……’
‘我在集体农庄内没有进行过任何反革命活动，我不承认自己在这方面有罪。’
‘你在开除出集体农庄后，在集体农庄内、在生产中一贯对劳动者、农庄庄员和工人进行宣传鼓动，一是让他们反对集体化，反对斯达汉诺夫运动，企图破坏集体农庄的劳动纪律。’
‘我从来没有反对过苏维埃政权，从来没有反对过集体化，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宣传鼓动。 ’” 这是1937年8月3日对彼·斯·帕拉达的审问记录。与对我外公的审问记录何其相似！只是二人的结局迥然不同。检察长在农民帕拉达的起诉意见书上写了表示同意的字样，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外公便根据“三人小组”的决定处决了。关于他平反的通知，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家迟至1988年1月方才收到。
幸而我外公戈普卡洛的案件结果不同。侦查工作持续了14个月。1938年9月结束并将案卷送到斯塔夫罗波尔来。检察院的一位官员在上面写了“同意意见书”。然而边疆区检察长助手的意见是：“潘·叶·戈普卡洛的案卷中找不到按照第17条、第58条之第7款、第11款对其行为定性的依据，因为侦查材料无法证明戈普卡洛参加反革命组织一事。”他建议将当时意味着必死无疑的按照第58条定性改为按照第109条定性——职务犯罪。但这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开始清洗，我们区的局长自杀身亡，于是1938年12月干脆把外公放了。他回到普里沃利诺耶，1939年又重新当选为集体农庄主席。
我还清楚地记得外公在一个冬天的傍晚回到家里、至亲的亲人围坐在用刨子刨光的农家桌子旁的情景。外公讲述了对他所采用的一切手段。
为了搞到供词，侦查员用耀眼的灯泡照得他头晕目眩，严刑拷打，用门挤断他的双手。这些 “通行的”折磨均未奏效，于是又想出新的招数：勉强给外公穿上湿皮袄，再硬让他坐到烧烫的炉灶上。外公挺住了，其他许多刑讯也挺了过来。
曾经同他一起坐牢的人对我说，每次审讯后，都是全牢房的人照料他，使他康复过来。外公本人只在那天晚上讲了这些事儿，而且只讲了这一次。此后再未提起，至少公开场合再未提起。他深信不疑：“斯大林不晓得内务部机关干的事儿。”而且从来不为自己所受的苦去责怪苏维埃政权。外公并未活到高龄。他去世时59岁。
我的爷爷安德烈·莫伊谢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部战线作战，从那时起家里留下一张照片：爷爷以优美的姿势骑在一匹黑马上，头戴一顶有帽徽的美丽无比的制帽。“这是什么军服啊？”我问道。爷爷避而不答，他当时已老态龙钟，弯腰驼背，却身体干瘦。
当初这样的照片制作起来十分简单：在挡板上画一匹马和一个剽悍的骑兵，在面部的地方挖个洞：只须将头部塞进去即可。（顺便插一句，这个传统也延续至今。也许顺应当今时代增添了点新的东西：可以同任何一位画在挡板上的名人合影留念。）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斯塔夫罗波尔（5）
爷爷安德烈的命运确实充满了戏剧性，同时又是典型的我国农民的命运。他与曾祖父分开后自己单过。家庭变大了：生了6个子女。可倒霉的是只有两个儿子，村社分土地又只给男人。需要让现有的份地多产些东西，于是全家老小日以继夜地在地里干活。爷爷安德烈性格专横，干起活来对自己和家人都毫不留情。然而付出的劳动却并非总能得到应有的回报：旱灾接踵而来。渐渐从贫农变成了中农。三个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就是说，该预备嫁妆了。需要钱，而农家弄钱的惟一途径就是出售自产的粮食和牲畜。果园也帮了大忙。爷爷喜欢侍弄果树，渐渐地培育出一个很大的果园，各种果树应有尽有。他懂得嫁接，有时一棵苹果树上忽然结出三个品种的苹果。果园带来莫大的好处，而且给家庭带来欢乐。
1929年大儿子谢尔盖（我的父亲）与邻居戈普卡洛的女儿结婚。起初小两口住在爷爷安德烈家里，但不久便分开单过了。土地也得分。爷爷安德烈不接受集体化，没有加入集体农庄，一直是个体农民。
1933年斯塔夫罗波尔闹饥荒。就饥荒的原因何在的问题历史学家至今仍在争论：是否特地制造这次饥荒来最终制服农民呢？要么是天气条件起了主要作用？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况如何，我们这里倒确实是天旱。然而问题不仅仅在旱灾。大规模集体化破坏了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基础，破坏了农村中经营管理和生活保障的习惯方式。我认为这才是主要的。当然也加上长期滴雨未下。可说是雪上加霜。
饥荒来势凶猛。普里沃利诺耶的村民饿死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有的人家成了绝户，直到战争前夕，那些破烂不堪、没有主人的农舍仍然孤苦伶仃地留在村子里。
爷爷安德烈有三个孩子死于饥荒。他本人则于1934年春天因未完成播种计划而被捕，当时上面给个体农民定了这样的计划。可是缺种子，计划便无法完成。爷爷安德烈被当成“怠工者 ”派到伊尔库茨克州去伐木。奶奶斯捷潘尼达带着阿纳斯塔西娅和亚历山德拉两个孩子留在家里。我父亲承担了所有的操心事：谁也不需要家了。爷爷安德烈在劳改营干得不错，于两年后，即1935年提前释放。他带着两张突击队员奖状回到普里沃利诺耶，立刻加入集体农庄。因为他会干活，不久即开始管理农庄的养猪场，养猪场始终在区里位居榜首。爷爷又开始获得奖状。
至战争前夕，生活开始走上正轨。外公和爷爷都在家里。商店里出现了花布、煤油。集体农庄开始按劳动日发给粮食。外公潘捷列伊将草屋顶换成瓦屋顶。留声机随处可以买到。流动放映队开始来放无声电影，尽管次数还很少。让我们这些小孩子最开心的，是有人时不时从外面运来冰淇淋。人们在劳动之余、星期天举家前往林带休息。男人们唱拖长声音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歌曲，喝伏特加酒，有时候打架。小男孩打球，女人们则彼此讲讲新闻，并照料丈夫和孩子。
就在一个这样的星期天早晨，1941年6月22日，传来可怕的消息：战争开始了。普里沃利诺耶的全体居民都聚集在村苏维埃旁边，那里放了一个收音机，大家屏住呼吸，聆听莫洛托夫的演说。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斯塔夫罗波尔（6）
战争
战争我全都记得，尽管有人会觉得这是夸大其词。后来、战后经历的许多事情现已淡漠，而战争期间的情景和事件却深入脑海，永生难忘。
战争开始时，我已满10岁。我记得，短短几个星期村子就空了：男人没有了。区军事委员会的动员通知书是在大家都已收工的夜晚送来的。人们正围坐在桌前吃晚饭，突然响起一阵马蹄声。人人都屏息静气…… 没事儿，这次通信员跑了过去。父亲和其他机械师一样暂缓入伍，因为正在收割粮食，然而到8月份他也入伍了。晚上接到通知，夜里集合。早上把东西往小车上一放，就往20公里开外的区中心进发了。全家出动来送别，一路上眼泪不断，嘱咐也不断。区中心是最后告别的地方。妻儿父母捶胸顿足，号哭声汇成一片撕心裂肺的呻吟。父亲最后给我买了冰淇淋和巴拉莱卡琴做纪念。
到秋天前，动员结束了，村里只剩下妇女、儿童、老人，也有一些男人，那都是病号和残疾人。如今往村里送的已不是动员通知书，而是第一批阵亡通知书。人们又在晚上提心吊胆地静候着马蹄声。通信员在谁家的房前停了下来，鸦雀无声，一分钟后便传来可怕的、完全不像人发出的、无法听下去的号啕声。
家里只收到一份《真理报》。那是父亲订的。现在该我看了。晚上则读给妇女们听，都是痛苦的消息。一座座城市都让给了敌人，我们这里已经出现了疏散的人。我们男孩子在战前曾经激昂地唱过那个年代的歌子，满怀热情地反复唱过“人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