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9-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4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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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这种途径，可以而且必须保证国民收入不低于4％的年增长率。　　　　
　　　　这些看法和打算在与会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并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情形并非按惯例事先准备好的向“贵宾”表示一下敬意。吉尔厂与其他许多大型工业企业一样，当时已经切身预感到危机近在眼前了。　　　　
　　　　四月全会　　　　
　　　　在历届全会上通常都是先讨论主要问题，最后才是组织人事问题。这一次我们决定打破惯例，一开始就来个小“震动”。4月23日，我宣布全会开幕后当即提议选举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和切布里科夫为政治局委员，尼科诺夫为中央委员会书记。表决结果照例无人反对。我向全体当选者表示祝贺，并请政治局委员登上主席台。我让利加乔夫坐在我旁边，并让他主持会议：“好吧，叶戈尔·库兹米奇，让我作报告吧。”我是有意识这么做的，为的是让克里姆林宫里新的排位顺序一目了然。　　　　
　　　　人们已经习惯把1985年四月全会看做改革历史的起点，尽管更准确地说起点应当从3月份算起：当时新任总书记已经宣布了即将进行的一些变革。顺便说说，不久前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一次朋友聚会上，电影导演马列·胡齐耶夫指出，基本的东西其实举行契尔年科葬礼时我在列宁墓上的讲话里已经说过了，后来则是对纲领的补充。此话与实际情况倒很接近。　　　　
　　　　虽然如此，对新政策的基本思想仍然在四月全会的报告《关于召开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及与其筹备和进行有关的任务问题》中作了正式的阐述。如今重读报告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当年摒弃意识形态的那套陈腐论调是何等艰难，克服那些根深蒂固的教条和偏见又是如何煞费苦心。报告时我像3月份那样，从确认苏共二十六大方针的连续性开始。当时不提这类誓言和保证根本不行。但随即说明：“按照列宁的理解，连续性意味着不断前进、发现和解决新问题、排除一切阻碍发展的东西。我们应当无条件地继承这一列宁主义传统，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政策和我们的总路线，以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　　　　
　　　　一句话里似乎兼容了两个要点：一个是“不断前进，发现和解决新问题”，另一个是“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在那些“引证式”学位论文的爱好者和惯于玩弄历史文献片言只字的高手看来，最主要之点就是：戈尔巴乔夫拿“发达的社会主义”赌咒发誓，后来却“背叛”了它。在我和那些开创了改革事业的人看来，最主要之点却是“排除一切阻碍发展的东西”。尽管改革遭遇到各式各样极为复杂的变故，我始终信守这一原则。　　　　
　　　　诸如此类的“矛盾”在报告的其他地方也不难发现。其中有一个当年公认的论断，即：“我国凭借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登上了历史和社会进步的高峰”。而恰好相隔两段却又论证了“进一步改革和改造、使社会主义名副其实地达到一个新的质量状况的必要性。这首先是用科技振兴生产和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这就是改善社会诸多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这就是在劳动阶层、在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方面进行深刻的改革，这就是激活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整个体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的自治权利。”　　　　
　　　　是的，我对前面几代人的所作所为给予了应有的评价，但是提出向新的高质量的社会状况转变这个问题本身，就意在表明原有的生活方式已经过时，需要实行根本性变革。而号称变革的主要杠杆的则是加强科技进步，首先要改组本国机械制造业，生产新一代的机器设备，采用高技术。与此同时，还提出了分散经济管理、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核算、提高劳动集体对自身活动最终结果的责任感和兴趣等等设想。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总书记（3）

　　　　从革命时期开始，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最高苏维埃的会议上，曾多次讨论过管理机关的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及其被官僚主义所败坏的问题。也通过了一些严厉的决议，但机关的数量仍然在不断增长，因为人们总想通过建立新的管理机构来解决各种难题。必须改变经济领导体系本身，高层领导应当做的只是提出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战略，其他的事则交由生产单位自行处理。　　　　
　　　　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要注意与现代化、经济改革、扩大地方政府权力相结合，与克服平均主义、堵塞非劳动收入渠道相结合。在审查制定党的二十七大社会纲领时已经提出了一个问题：能否既实现生产现代化又贯彻社会领域的重大措施？得出的结论是，在严格遵循有关生产领域超前发展的要求的情况下，这是能够办到的。换句话说，我们的思维仍然被习以为常的成见所束缚。　　　　
　　　　四月全会认为刻不容缓和极端重要的问题包括：住房，粮食，国民教育改革，现代化卫生保健基础的建立。总之，经济和社会领域发展的大方向已经确定。各种国内问题，首先是改革的基本思路，成为辩论的主要内容。至于对外政策，报告中只是简要地重申了苏联对当时一些紧迫的国际问题的立场。　　　　
　　　　虽然四月全会无疑是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但它也带着时代的印记。当时还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苏共身上，还要提高它的“领导作用”。民主这一话题流于空口宣言，只是说“复杂重大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人民的生动活泼的创造能力”。改革者们在着手解决振兴社会的历史难题时，自然不可能一下子将自己的思维从旧有的障眼物和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也可能象历史转折关头所有的领袖一样，必须同人民群众一道经历一段痛苦摸索的路程。我觉得，这里并没有什么可供冷嘲热讽、秽言讪笑的东西。这就是我能够相当平静地对待那些矛盾百出的恶意中伤的原因。那些人说，瞧，戈尔巴乔夫在1985、1986、1987年说的是什么，1991年或1994年说的又是什么。　　　　
　　　　概括起来可以说，四月全会上我们提出了一套新的政策，如果使用议会的术语，它“一读”即已定案。　　　　
　　　　走遍城乡　　　　
　　　　改革是自上而下开始的。在极权政治的条件下别无他途。但过去数年的经验表明，如果改革者的动机未能获得群众的理解，那就注定会遭到失败。必须尽快促使社会摆脱昏睡和冷漠状态，启动变革进程。我将此视作改革设想取得成功的保证，在四月全会上谈到过这点，我出访全国各地也为的是同样的目标。　　　　
　　　　5月15日我们前往列宁格勒。按惯例拜谒了各纪念圣地，在皮斯卡列夫公墓献了花圈。还访问了一些大型企业——电力公司、基洛夫工厂、斯韦特兰娜、女布尔什维克，会见了工学院的师生，参观了“集约化—90”展览。此行的最后一站是斯莫尔尼宫：同积极分子见面。　　　　
　　　　列宁格勒人不单是很有礼貌和热情好客。他们已经知道了四月全会的各项决议，却仍然专心致志地倾听我的说明解释，纷纷提出问题，发表意见，热情鼓励。我最为看重的是那句临别赠言：“就这么干！”　　　　
　　　　当时国内外报刊上都出现了对新任总书记作风观察结果的首批报道：“戈尔巴乔夫喜欢深入民众”。的确，在这种直接交往中我常常能体察到他们的要求，头脑里绝少有沽名钓誉的打算。对我而言，在工厂车间、集体农庄地头、大学教室、更多的是在街道上所进行的简短交谈、简短访谈，比社会学更为重要。　　　　
　　　　诚然，起初要让老百姓开口并不容易。人家还有些担心，不肯轻易讲话。绝大多数情况则是（我能感觉到这点，他们的眼睛泄露了真情），人家根本就不大相信我们是真心诚意的。因为响亮的保证和诺言大家听了不知多少次，现实生活中的变化却微乎其微。　　　　
　　　　我的交谈对象的脸上就明写着他们的心思：“你说得倒不错，可人家未必让你去实行。你坚持那么一两年，随后呢手一甩，就开始给自己胸脯上一个劲儿挂金星奖章了。这种事儿咱们都见过。”　　　　
　　　　仿佛是在答复他们的疑问、让他们明白这一次我们要做的是前所未有的事，我说：“我们要让全体干部有机会了解当前的要求，开始用新的方法进行工作。不过谁要是阻碍解决当前的问题，就让他靠边站，别碍事儿。人人都应当转变态度，从工人到部长，从普通共产党员到党中央书记。”　　　　
　　　　6月底我去了一趟乌克兰。我同制造大名鼎鼎的鲁斯兰运输机基辅飞机制造厂的工人们见面，参观了叶·奥·帕通电焊学院。这个学院的领导人鲍里斯·叶卡根尼耶维奇·帕通是我国的学界泰斗，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在整个改革年代我一直都得到他的支持。接着我又从基辅飞抵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心想既然我们已经开始了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进行批评反思了，也就不妨将有关情况告诉勃列日涅夫故乡的人民。6月26日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厂讲话时，我直接向与会群众发问：“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这弯子我们是不是转得急了点儿？你们怎么看呀？”台下传来一些人的喊声：“做得对，就应该这样！”我又问：“怎么样，这是个别人的呼声还是大家的意见呀？”全场齐声回答：“大家的意见！”　　　　
　　　　此行的尾声是会见在乌克兰的中央委员、各州的州委第一书记、共和国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这些人实权在握，中央四月全会方针在乌克兰的实施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他们。尽管这些天来我与谢尔比茨基寸步不离，我却发现他一直是那么紧张。其实我的心情也并不平静。必须定准与乌克兰领导层谈话的基调：既要将那些不太愉快的事情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同时又要尽量争取达到相互理解。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总书记（4）

　　　　乌克兰和乌克兰的公民对全苏联各项事业的贡献值得赞许。然而令参加会见的许多人颇感意外的是，资料表明这个共和国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下降，不得不从外边向乌克兰调运粮食。须知当时大厅里在座的都是些当权派，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成果：一个最适合农业生产的共和国却粮食无法自给。接着我用数据说明了主要工业部门的状况也不太妙，其中包括采煤、冶金、机械制造，它们向来都是这个共和国的骄傲。总之，这次会晤的情况对乌克兰领导人而言很不习惯。迄今为止还没有谁同他们这样交谈过。乌克兰事务及其种种重大问题的处理一直是勃列日涅夫的特权，而他却出于偏爱故乡的感情对这里所发生的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这种非同寻常的“客气”在更大的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他不希望在中央和地方给自己树立潜在怨敌，不希望打破领导干部之间一片祥和的团结气氛。因为勃列日涅夫不可能不知道乌兹别克斯坦发生的种种丑行和其他各共和国、俄罗斯各州滥用职权的情况，但他宁可不加声张，不让家丑外扬。顶多是当面对犯错误的领导人数落几句，万不得已时才将其派到国外去当大使。　　　　
　　　　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初次见面就能够同乌克兰同志直言不讳地进行交谈呢？我的话丝毫也没有对他们妄加指责。我毫无偏私地提醒这些干部，以往在他们亲自参与下曾经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并且最终让他们明白，要是他们认认真真去干的话，将会得到大规模的支援。　　　　
　　　　走笔至此，我不禁想到：当时依然未摆脱幻想，似乎同原封不动的领导阶层一起还可以顺利解决新问题，推行激进的改革。这个阶层中也有许多才华横溢、禀赋甚高的人物，出类拔萃的组织者和专门家。并不都是腐朽的官僚和见风使舵的滑头。然而问题在于，他们履行自身使命时运用的是命令体制的一套手段，结果使自己同这个体制一起使尽了浑身解数，已开始安享种种荣誉。而荣誉的桂冠有如片片枯叶，在人们眼中逐渐失去了分量。后来我才明白了这一切，其实也并不费解，因为我也来自这个阶层，与他们同病相怜。不过我对那次乌克兰之行的结果还是满意的。我们双方互相尊重，基辅人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人声称准备全力支持新总书记的方针，而我也并不隐讳自己对他们的同情。6月25日晚在乌克兰宫，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应邀观看了格·韦廖夫卡民间合唱团的演出。我自幼喜爱乌克兰歌舞，那天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四月全会的决议是我明斯克之行的中心议题。记得在那里发表了两次讲话：7月10日在军队领导干部集会上，第二天则是在白俄罗斯党中央。根据两次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