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9-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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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利加乔夫来电话说，各地的第一书记一个接一个来找他，简直是对他轮番发起冲锋，一再追问政治局对未来总书记一事的意见如何。我驱车前往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即将召开。
直至如今，有关那次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各种谣传仍在广泛流行。其核心集中到一点，即似乎当时爆发了一场真正的争吵，提出了几个总书记候选人，可是从政治局会议直至中央全会，始终什么也没有谈拢。所有这一切纯属天方夜谭、无聊臆测，绝无其事。有关情况当事人一清二楚，其中许多人至今依然健在。
的确，鉴于契尔年科健康状况的急剧恶化，有关接班人的问题一直在酝酿讨论，也有人瞅准目标，不断试探自己的机会。在那些日子里，单是这种事已经够党中央机关忙活的了。
至于说在领导成员内部形成了一些派别，那倒是事实。
也有一些人不乐意要戈尔巴乔夫。总书记逝世前不久，当时掌管克格勃的切布里科夫有一次向我透露了他同吉洪诺夫谈话的内容，吉洪诺夫企图说服他不要同意选我担任总书记一职。使切布里科夫颇为惊讶的是，除我之外没有再提到任何人。
“难道他自己觊觎这个位子吗？”切布里科夫心想。
当时对我不怀好意之人不可能不了解民心所向和各地第一书记的态度。他们的决心越来越坚定，不容许政治局再次将一个老迈多病或软弱无能的人推上最高岗位。
州委第一书记中的几批人前来见我，要我采取坚定的态度，担当起总书记的责任。其中一批人还声称，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组织核心，他们不准备继续允许政治局在解决这类问题时无视他们的意见。
乌斯季诺夫已经不在了，不然就可以指靠他的支持了，就连葛罗米柯对我的态度也出现一些新的嫉妒性的成分，尤其是在我的英国之行以后。安德罗波夫还在世时，为了使葛罗米柯高兴，就让他当上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仿佛是赠送自己的朋友和伙伴一份礼物。当时葛罗米柯在克里姆林宫有办公室，在斯摩棱斯克广场①拥有一座官邸。安德罗波夫身边的人开始议论葛罗米柯对权力的贪婪和巨大的虚荣心。
说起来很有意思，在制定外交文件和声明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两条路线。一条从党中央国际部经过AM亚历山德罗夫通向契尔年科，另一条是外交部的。第一条路线包括邀请对手进行谈判、寻求协议、放宽限制和改善关系。第二条路线则较强硬，可说是钢筋混凝土一块。葛罗米柯公然向契尔年科施加压力，在同国外代表团会谈时往往打断或不礼貌地纠正契尔年科的话。他明目张胆地对外交领域实行垄断。顺便说一句，我访问英国后他产生不满正是这个原因。
我事实上处于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地位之后，便一直不容许外交部的活动不受监督。后来我才知道，促进我和葛罗米柯相互谅解的一系列活动突然产生了作用。参与其事的有葛罗米柯的儿子阿纳托利，以及克留奇科夫。一度同克留奇科夫关系密切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向我讲述了全部经过。葛罗米柯对他们的想法做出了反应，似乎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改变了对某些事情的看法。
再说3月10日当时的事。直觉告诉我，一宿加上半天会使事情朝着需要的方向发展的，党中央得到的信息也证实了这一点。来找利加乔夫的是党内领导干部，找雷日科夫的则是另一系统的人——各部部长。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对谁，即使是对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我都不曾明确地说过“是” 或者“不”。为什么呢？我必须彻底摸清情况。我完全明白涉及的是何等样的事情，国家现在处于何种境地，应当如何对待负责干部。所以如果我能通过，所获得的也只能是人们常说的百分之五十加一票或者类似的情形；而如果选举不是普遍意愿的反映，我将无力解决已经出现的种种难题。坦率地说，要是政治局和党中央就这个问题发生争论，我就会取消自己的候选资格，因为对我而言事情已经很清楚，我们应当像意大利朋友说的有很大进展。
下午2时，我坐到了主持人的席位（最近一段时间这是我惯用的座位）上宣布开会，并说我们应当以政治局的名义向中央全会提出关于总书记的建议，因为已经具备进行全盘考虑和衡量的可能了。
葛罗米柯立即起立提议我为候选人，并扼要地说明了一番理由。某些看法与随后他在全会上的话大体相同。紧随他发言的是吉洪诺夫，表示完全赞同，并说事实上我们已经是这样开展工作的了，理应把这个建议提交给全会。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18）
利加乔夫事后在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说过这样一段话： “应当讲明全部事实：那的确是一段令人惴惴不安的日子。完全有可能出现各种不同的结局。这种危险当时的确存在。
我想告诉大家，多亏政治局委员切布里科夫、索洛缅采夫、葛罗米柯等同志以及一大批州委第一书记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党中央三月全会上才一致通过了正确的决议。” 我不知道他想以此说明什么问题。是否说我的当选应当感谢的正是他和他指出的那些人，是他们防止了威胁国家的某种危险呢？为了澄清事实，我这里不加注解地摘抄几段那次政治局会议的工作笔记： “葛罗米柯：我就直说吧。在考虑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的候选人时，谁都会理所当然地想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当我们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不想隐讳，我们之中许多人已经很难朝前展望了），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前景。而这个前景就在于，我们无权容忍对我们团结的任何损害。我们无权让世人在我们的关系中发现任何裂痕。我要再一次强调，戈尔巴乔夫具有渊博的知识、相当丰富的经验。我们保证给予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全力以赴的合作与协助。
吉洪诺夫：关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能说些什么呢？这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同他可以讨论问题，在最高的水平上进行讨论。这是中央书记中第一个熟悉经济的人。大家都想像得到，这该有多么重要。因此我的意见是毫无保留的：胜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人正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格里申：我们昨天晚上得知康土坦丁·乌斯季诺维奇逝世的消息，协商确定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为治丧委员会主任，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事先解决了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他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对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要求。
索洛缅采夫：他对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总是准备得很充分，研究解决问题时能提出新颖的建议，时常发表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这种创新精神非常难能可贵。别的候选人我们根本没有。
库纳耶夫：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受委托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无论这里讨论的情况如何，哈萨克斯坦的共产党员都将投票选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罗曼诺夫：他是个学识渊博的人。例如，他能很快领悟科技进展方面许多极为复杂的问题。吉洪诺夫同志刚才谈到了戈尔巴乔夫同志在完善经济机制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的基调是吉洪诺夫同志确定的，可是戈尔巴乔夫依靠党中央各部，很有分寸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中大部分都得到委员会的赞同。我认为，他将确保我党领导的连续性，完全足以担当即将赋予他的那些职责。
沃罗特尼科夫：生活的逻辑本身让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他最重要的一些品质是：负责精神，善于倾听他人的意见，熟悉业务。这就是他在党的积极分子中赢得巨大威望的原因。因此所有的同志（我今天有机会同俄罗斯各州党组织的大批代表会晤过）都表示拥护选举米·谢·戈尔巴乔夫同志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波诺马廖夫：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为重新修订党的纲领做了大量工作。因此我深信，他深刻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分析清楚最复杂的纲领性问题。
切布里科夫：我当然和我的同事们交换过意见。我们的部门具有这样的性质：不仅应当熟悉国际政治问题，而且也要熟悉国内的社会性质的问题。正是考虑到所有这一切情况，肃反工作者们才委托我提名米·谢·戈尔巴乔夫同志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的候选人。大家都知道，肃反工作者的呼声、我们的积极分子的呼声，也正是人民的呼声。
多尔吉赫：我们大家有一个意见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不仅有丰富的经验，而且也有前途。
库兹涅佐夫：某些外国尤其是美国的刊物，以政治局内部有矛盾为由头，纷纷发出一些难以置信的预言，进行各种各样的推测。然而任何力量也无法动摇我们的团结。
谢瓦尔德纳泽：我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尚未担任苏共中央书记之前就认识他。我直截了当地说吧，这样的决定正是眼下我们国家和我们全党所期待的。
利加乔夫：米·谢·戈尔巴乔夫最大的特点是满腔热情地工作，事无巨细都努力进行探索，善于组织安排。而大家都知道，这对党的组织工作有着巨大的意义……米·谢·戈尔巴乔夫在党、工会、共青团等组织和党的积极分子、全体人民之中，都备受尊敬。今天有许多州委和边区党委的书记都向我谈到了这一点。推选米·谢·戈尔巴乔夫必将在我国人民中激发自豪的感情，提高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威信。
戈尔巴乔夫：我们正经历着十分复杂的转折性的时刻。我国的经济需要更大的推动力。我们的民主、我们的对外政策同样需要这种推动力。……我认为我的首要任务是同大家一道寻求新的解决方法和进一步推动我国发展的途径……我们必须加快速度，不断前进……” 谢尔比茨基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他当时正率领议会代表团访问美国，回国时已经快开中央全会了。与他同行的阿尔巴托夫证实，谢尔比茨基当即决定回国并坚定地表示准备支持戈尔巴乔夫。我想他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明白他的机会已经失去了。
下面就该开中央全会了。同事们个个都在打探中央委员会里的情况，从与他们交换意见的结果来看，已经很明显，中央委员们的意见对我的当选极为有利，这种人心所向的情形使得任何争论都已经绝无可能，任何别的方案都毫无希望。
全会5点钟开始，我立即感受到了全场支持我的气氛，在葛罗米柯讲话之后这种气氛更为强烈，他受政治局委托向全会提出了我作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候选人的建议。他讲话时并无书面讲稿，给人留下了即席致词的印象，因而显得特别真诚，具有强烈的激动人心的力量。这是一席经过深思熟虑、仔细斟酌的讲话，由于它同与会者的情绪和谐一致，其作用就进一步得到了增强。
当时我不禁心潮激荡：以往我从未听到过对我如此赞许的言词，如此崇高的评价。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19）
全会的整个情况，宣布我的名字时爆发的鼓掌欢呼，中央委员会选举我为总书记时的齐心一致，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和我最亲密的同事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事先我们交换意见后决定，在我向全会的致词中应当立即郑重宣布我们的战略性立场和构想。当时人们全都期待着，想听听新的苏联领袖究竟会讲些什么。
我凭直觉意识到了这一切，便决定在不脱离告别契尔年科这个基调的前提下，有必要在我一上任的头几次公开讲话中就说明我的原则立场。这是形势的要求。
在全会上我强调指出，党的二十六大所制定、其后历届中央全会所遵循的战略路线仍然有效。这是一条加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完善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一条路线。
我得承认，在这个论断中我有意地保留了一点儿牵强附会之处。援引二十六大是遵守游戏规则之必需，但政治路线主要是后来形成的，并非单单始于代表大会。也没有提到发达的社会主义，而只谈加速社会经济进步，以适应新的观念。
当时已经强调了一个主要思想：足以保障加速的途径只能是将国民经济转移到集约化发展的轨道上来，短期内使科学技术处于最先进的地位，劳动生产率达到世界最高水平。为此必须坚持改善经济机制和整个管理体系。
谈到经济任务时，指出了要更加重视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