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9-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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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酗酒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而且在工作中也愈演愈烈。因酗酒而引起的不幸事件也与日俱增。19　69年11月，叶夫列莫夫在边疆区党委全会上讲话中援引了下列数字：苏共二十三大后三年半的时间内，边疆区党组织开除了1743名党员。其中743人（占42。6％）系因为酗酒、流氓行为和道德败坏。　　　　
　　　　统计数字发人深省。苏共垄断了所有大大小小的领导职务，它就必然成为吸引各色人等的核心，其中有的人参加党并非出于思想动机，而是出于纯粹自私的动机。这也使得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滥用权力的风气有所抬头。　　　　
　　　　不过除了那些以为党证、官职就赋予他们主宰人们命运的权利的追名逐利的人而外，我还遇到了数以百计的忠于职守的共产党员。我在对于布列斯科夫、伦金、捷列先科这种类型的农庄主任的工作进行观察中确信：那些富有首创精神、内行的、正直的领导人可以在改善生活方面大有作为。当时我以为，只要选拔这样的干部并安排到关键岗位上，许多紧迫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这是幻想吗？好像是吧，因为我逐渐意识到现存体制为任何形式的活动和首创精神都设下了相当硬性的框框。这些框框是由国家领导人的政策倾向所决定的。　　　　
　　　　说到这里，就来谈一谈后来称之为“停滞”的那个时期的政策。　　　　
　　　　改革派的失败　　　　
　　　　这里应当说，50～60年代所唤起的改革精神具有相当充分的力量和惯性。况且社会生活许多方面实行改革的必要性也实在太明显了。如上所述，勃列日涅夫曾经在政治局内各派之间巧妙应付。他将自己对保守思想的偏爱仔细地伪装起来。因此苏共中央在取消了赫鲁晓夫若干确属唯意志论的决定以后，支持了某些新事物。1965年关于农业问题的三月全会、同年关于工业生产计划和经济刺激的九月全会就其倾向而言是进步的，目标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然而这些决定命定了无法贯彻。出现了奇怪的情况，报刊上围绕各种方案热火朝天地进行辩论，发表了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的文章，而与此同时在重新恢复的各个部里却在“悄悄地干着自己的事情”，官僚主义集中制的结子拴得更紧了。　　　　
　　　　其实，地方当局对新事物也持相当怀疑的态度：“他们在莫斯科高谈阔论，我们在这里却要完成计划。”在斯塔夫罗波尔，这一切在所谓的“И。И。巴拉科夫案件”上表现得再明白不过了，那还是我当上第二书记之前的事情。　　　　
　　　　我对因诺肯季·巴拉科夫十分了解。此人精力充沛，独立精神强，不过也许太爱激动。他与改革派经济学家利西奇金很要好，是其狂热追随者。当事情仅仅局限于必须“软化”国家计划、扩大集体农庄最终产品的推销和自由出售的权利的谈话和发言时，没有人感到紧张。可当巴拉科夫试图在自己的格奥尔吉耶夫区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时，那就不是闹着玩的了。　　　　
　　　　巴拉科夫作为区农业局局长，不再向某些农庄下达硬性的计划，以免束缚他们的首创精神，放手让他们自己干。但是在那种情况下，边疆区党委中人们差点没把这当成是对整个体制的公开进攻。巴拉科夫起初在党委会上受到警告，1967年1月21日被撤掉职务。　　　　
　　　　那次会我没有参加，不过我后来听说，巴拉科夫的罪名是“在其一系列有关重大政治问题的言论中犯有严重错误”。说他那些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市场上自由出售产品、关于要千方百计巩固它们的经济的“没完没了和语无伦次的说法”“客观上对于培养干部执行党和政府决定的高度责任感的工作造成了损害。一些集体农庄不完成出售粮食的国家计划，对在市场上买卖粮食的情况听之任之……”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党内仕途的开始（8）

　　　　叶夫列莫夫敏锐地捕捉到行情，看来他认为“我们的组织应当”到全国的舞台上去“阐明”　这样的思想。1967年9月13日，苏共中央《农村生活报》发表了由叶夫列莫夫和几名边疆区其他工作人员署名的《违背事实》一文。其批判对象为根纳季·利西奇金发表于《新世界》　1967年第2期的《两年之后》。　　　　
　　　　给利西奇金加的罪名是“直至提出荒谬的、脱离生活的建议：关于自由出售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产品，关于取消国家收购产品的实物表现的计划……蔑视社会主义计划原则。”而主要是“为了论证理论上杂乱无章、实际上并不适用的经济建议……故意歪曲有关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活与活动的事实。”　　　　
　　　　巴拉科夫的事例引发了人们的忧思。这可是贯彻1965年中央三月全会的时期，全会促进了农业部门的探索。看来业已开始的“柯西金改革”肯定会使这些探索步步深入。可惜农业中的改革也同工业中一样，是在事先划好的框框内进行的。巴拉科夫或者利西奇金所提出的建议越出了这些框框。因此整个“巴拉科夫案件”既说明改革已是势在必行，同时也说明体制对于此类变革的可能性本身作出了强硬的反应。教训是深刻的。　　　　
　　　　1967年初夏，我见到了兹杰涅克·姆雷纳尔日，前面已经提到，他是我多年的朋友和莫斯科大学的学友。其时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工作，是为起草关于进行政治改革的建议来到莫斯科的。他的讲话在首都科学院圈子中得到的反应相当冷淡。后来他去了格鲁吉亚，又顺道来斯塔夫罗波尔做客数日。　　　　
　　　　如上所述，我们当时住在四层的一个两居室住宅里。这是我们家庭生活中第一个单独的住处，我们很喜欢它。兹杰涅克却以很怀疑的目光看了我们的住房。看来，按照捷克斯洛伐克的标准，边疆区首府第一书记的住房显得太寒碜了。　　　　
　　　　兹杰涅克详细询问了苏联和边疆区以及我们生活的情况，他向我们介绍了许多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态发展、关于诺沃提尼威信扫地的情况。我感到捷克斯洛伐克正处于重要事件的前夜。　　　　
　　　　半年过去，我从报纸上得知，姆雷纳尔日已调到捷共中央机关工作，成为名噪一时的《捷共行动纲领》的作者之一，后来又成为“布拉格之春”的积极活动家。我给他去过一信，但未收到回信。根据边疆区党委委员、边疆区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暗示，我明白那封信已交到了完全另外一个地方。　　　　
　　　　所传来的关于1968年布拉格事件的信息极其片面。当时对于任何信息都进行严格而全面的控制，这样的信息就更不用说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我指的是出兵行动）开始于8月21日，而如上所述，在悲剧性的8月之初，我已当选为第二书记。由于叶夫列莫夫不在，边疆区党委的会议都是由我来主持。在开会讨论中央政治局关于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通报之前，叶夫列莫夫打来电话，他根据在苏共中央的谈话讲了自己的建议。党委会通过决议，赞同“旨在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主义成果的果断而及时的措施”。　　　　
　　　　边疆区党委支持了中央委员会，但是也无须说假话，仍然经常出现一个问题：这一行动的意义何在，它是否恰到好处？　　　　
　　　　这样的思绪使我更加渴望对于内外政策的许多令人担心的现象刨根问底。处处都可感觉到反应开始了。8月21日之后，意识形态领域便“卡紧”了，只要异端思想稍一露头，就严加镇压。　　　　
　　　　苏共中央要求地方机关在意识形态方面采取果断行动。同不同政见的斗争火力密集，遍地开花。　　　　
　　　　1969年年初，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哲学教研室代理室主任Ф。Б。萨德科夫在边疆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人民的团结和社会主义的矛盾》。成书于几年前，那正是赫鲁晓夫的改革甚至“柯西金的改革”令人对前途充满希望与憧憬的时候。该书手稿在出书前一年曾在教研室内讨论过，作者将手稿带到莫斯科，甚至还曾让中央机关的某人过目，又在《哲学问题》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实际上萨德科夫提出了若干主张，这些主张要到80年代改革开始之后才会逐渐得到落实。可是离改革至少还有15年的时间。而当时……就连1964～1967年间可以勉强接受的事情，到19　69年已经定为“大逆不道”了。　　　　
　　　　莫斯科传来了信号：狠批。于是5月13日举行了边疆区党委会，讨论的问题是：关于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哲学教研室副教授Ф。Б。萨德科夫书中的严重错误。我们可以说是把他批了个体无完肤。这的确是一次喋喋不休的批判会。我们的主要“思想家”利霍塔要求将其开除出党。叶夫列莫夫不予支持。我的发言充满了火药味。萨德科夫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并宣布撤销其教研室主任的职务。他不久即离开斯塔夫罗波尔，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去了乌法。　　　　
　　　　对我说来，发生在我所认识的、思想不落俗套的巴拉科夫和萨德科夫身上的事情，不仅成了苦恼的原因，而且成了探寻“我们遭遇了什么事情？”这个问题答案过程的开端。良心在受到谴责，因为我们实际上对他们进行了镇压，我们的社会中发生了不好的事情。　　　　
　　　　改革的精神眼看着逐渐消失。1965～1967年间历次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问题的切实可行的、理智的决定，愈来愈受到封锁。中央三月全会的路线被推翻了，“柯西金改革”岌岌可危。专家学者的来信被整整齐齐地装入麻袋，放进档案馆的地下室。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实际上终止了就改造国民经济管理体制进行的一切探索。　　　　
　　　　“停滞”开始了……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权力的考验（1）

　　　　1970年春天，叶夫列莫夫的愿望终于得到实现：他调回莫斯科了。　　　　
　　　　我面前放着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全会4月10日会议的记录。叶夫列莫夫被批准为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因此免去其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关于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建议赢得一片掌声。　　　　
　　　　全票通过。党委委员自然对我十分了解，此外，令他们深感满意的是，多年来这是第一次由自己人、斯塔夫罗波尔人而不是“外来人”担任此职。　　　　
　　　　我当选第一书记后，出现了独一无二的情况。问题在于边疆区党委的所有其他书记和党委委员都比我年长许多。　　　　
　　　　特殊现象　　　　
　　　　我觉得，为了弄清国内原先体制的内部结构和机制，搞明白共和国中央、州委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特殊作用就十分重要。他们是体制的一个主要支柱。尽管存在机关在部门和行政上的分散性，所有的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都是通过他们连接成为一个统一的体制。他们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占大多数，总书记实际上是由他们投票选出的，仅此一点似乎就使他们处于特殊的地位。　　　　
　　　　有必要再提醒一下，正是他们保证了赫鲁晓夫在与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集团的斗争中稳操胜券。1964年10将赫鲁晓夫拉下马来的也是他们。　　　　
　　　　今天有人感到奇怪：无论我国近年来的历史是怎样的波谲云诡，许多州委、边疆区委和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竟然能够与新的机构（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商业机构）有机结合、浑然一体。其实没什么值得奇怪的。体制从四面八方——工农业生产企业、科研单位、各种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中仔细地遴选最积极、最有活力的领导人。它确实在尽量地取其精华（换成俗话就是“刮走奶皮”）。不过只要你登上了官名录，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是工厂厂长还是有才气的工程师、杰出的学者还是经验丰富的实际工作者，每个人都在这个体制中有指定的位置，就应当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最终，体制让干部通过“党的分离器”，将“奶皮”加工成自己的“黄油”。　　　　
　　　　通常，登上巅峰的领导人可说是些麻木不仁、对其行为的道德方面不是特别在意、将良心深藏起来的人。因为评价一个领导人的品质，主要是看他达到既定目的的能力。这叫“胳膊长的人”，就是说可以把事情托付给他。至于竞争者的头脑甚至良心，往往都忘记了。　　　　
　　　　在提拔州委或者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般由第二书记担任，其次是由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州委的部门主管书记或者诸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哈尔科夫、塔什干之类的大城市市委第一书记担任。由其他人担任的情况很少。　　　　
　　　　党的工作经验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例外，这个职务由教研室主任、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