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7-清代名人轶事辑览-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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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宫之垂帘也，帝中坐，后蔽以纱幕，孝贞、孝钦左右对面坐。孝贞既崩，孝钦独坐于后。至戊戌训政，则太后与上并坐，若二君焉。臣工奏对，上嘿不发言。有时太后肘上使言，不过一二语止矣。迁上于南海瀛台，三面皆水，隆冬冰坚结，传闻上常携小阉踏冰出，为门者所阻，于是有传匠凿冰之举。上常至一太监屋，几有书，取视之，《三国演义》也。阅数行掷去，长叹曰：“朕并不如汉献帝也！”
己亥十月，毓鼎自江南回京销假日，召见于仪鸾殿。太后偶语及豫省疏报雹灾事，而忘其县名，顾上曰：“皇帝记为何处？”上即应曰：“巩县也。”时马家埠抵永定门，新设电车，太后问及焉，复顾上曰：“此何国所为？”上应曰：“德使海靖也。”因叹虽一循例报灾之折，数年前所兴之工，上犹留心不忘如此。常熟罢相为四月二十七日，常熟诞辰也，黎明尚入朝，寂无消息。上冲龄典学，昵就翁师傅，或捋其髯，或以手入怀抚其乳，故常熟在书房二十五年，最为上所亲。尝乞假回虞山省墓，上雅不愿其去，不得已，始允一月假，陛辞日，坚与约曰：“下月今日，朕与师傅相见于此矣。”先是，钱塘汪侍郎鸣銮奏对当圣意，屡召见，有所陈，太后闻而恶之。忽传懿旨，以迹近离间，褫汪职。因此尤忌翁，猝用朱笔逐之，盖不欲其在上左右也。八月政变，复坐以举康有为之罪，下诏编管。是年四月二十四日，新进士传胪状元为贵州夏同騄，恰与常熟同名，未三日，而常熟罢，亦异事也。
《清光绪外传》
第一册（4）德宗光绪载湉（1871—1908）（3）
不曾行草学先皇
懿亲传谕到书房，御笔须教字字庄。
楷写朱批千万本，不曾行草学先皇。
德宗冬日三钟起，批折至天明未已，夏日则一钟起，批折皆楷书。当初上学时，醇邸命常熟毋得教以行草字，不知先皇批折，未有不行草者。
《金銮琐记》
光绪之倚汉人
上雅不善八旗所为，颇思黜满人，倚汉人，又欲革旧习，冠汉姓，融洽无间，为子孙久远计。满人多怨之，萋菲之言日闻。改制才数月，遽遘仲秋之变，上几蹈不测祸，新政悉废。因钩稽党人，朝野讳言西学，时局为之一变。当丁戊之际，士大夫讲改革者，皆学具根柢，有士君子之行一二激烈者流，愤沦胥之日深，亦皆志在救亡而已。诛锄之后，或逋伏海外，或戢影荒江，俊彦宿儒，摧折殆无生气。厥后步趋东瀛，以新政之名，揭橥天下，而党锢诸贤，终帝世不复召，论者不能不为人才悲也。孝钦后当同治时，倚汉大臣削平大难，故特重汉臣，敬礼有加，而满臣则儿子畜之。亲贵中，恭忠亲王重汉人，醇贤亲王则反之，章皇初入关，朝廷大政事，皆范文肃、洪文襄所定，惩奇渥温氏以蒙古、色目人压汉人之害，制为满汉双行之法。阁部卿寺，分缺若鸿沟，不相侵越，惟将军都统专属焉。而王公不亲吏事，阳尊之，阴为汉人保登进之路。辛丑回銮，孝钦内惭，始特诏天下议改革，定新官制。少年新进，不深维祖宗朝立法本意，第觉满洲人十，以八旗区区一部分，与我二十一行省汉人对掌邦政，其事太不平，欲力破此局以均势。满汉之界既融，于是天潢贵胄，丰沛故家，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乃不得一席地以自暖。先是诸皇子读书之所曰上书房，选翰林官教之，其制较弘德、毓庆稍杀。光绪中叶，师傅阙不补，书房遂无人，近支王公，年十五六，即令备拱卫扈从之役，轻裘翠羽，日趋跄清翰景运间，暇则臂应驰马以为乐。一旦加诸百僚上，与谋天下事，祖制尽亡，中外恻目。于是革命排满之说兴矣。二十年前，嘉定徐侍郎致祥尝语毓鼎曰：“王室其遂微矣。”毓鼎请其故，侍郎曰：“吾立朝近四十年，识近属亲贵殆遍，异日御区宇，握大权者，皆出其中，察其器识，无一足当军国之重者，吾是以知皇灵之不永也。”其言至是而信。综计光绪三十四年，朝局凡四变，而甲午、庚子，尤为变局所从出。夫垂裳万里，束手于三岛，，楼橹十重，不能以一战，临朝发愤，乌能已乎？南宫坐锢，骨肉之情益乖，相激相乘，遂构滔天之祸，蒙尘之耻中于上，岁币之繁穷于下，大势所趋，立宪之名以上。孝钦自顾倦勤，畏后世之议己，姑以涂饰耳目，幸免及身，岂真为子孙苞桑计哉！语曰：“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德宗之世，固殷忧多难矣。圣非不启，若或尼之，邦不足兴，适以敝之，且虚名实祸。孝钦大渐时，亦悔之矣。神器至重，遂遗大投艰于我冲主。
《清光绪外传》
帝后好听戏剧
清末亲贵酷嗜戏剧，盖西后之倡率与有力也，闻光绪帝亦极好此。据云，壬辰冬至祀天于圜丘，由宫赴天坛，舆中低唱《武家坡》，生旦兼唱，不遗一字，韵调悠扬，大类名伶。对于鼓板，尤喜研究。一日内廷演剧，打鼓者偶误，帝蹴之使去，遂坐其位，接续打鼓，终阕始已。传闻如是，然幼年典学时，实不喜听戏，亦缘师传之教。翁同騄己卯六月二十四日《日记》，记太后召见事云：“甫起，苏拉来，知第二起，遂入见于东暖阁。详问功课，因对：‘万寿期近，听戏虽是典礼，究恐开声色之渐。’语极多。仰蒙采纳，并谕：‘明后皆带书往听戏处。如欲看书，即仍开卷。’对：‘此第一件事！能如此，国家之福！’次衙门事。次申前论，语特多，不敢记也。”二十九日《日记》云：“上自二十五日起，两日在宁寿宫，未尝入座听戏。略一瞻瞩，便至后殿读书写字。二十七八日则仍到书斋，一切照常也。上云：‘钟鼓雅音，此等皆郑声。’又云：‘随从人皆愿听戏，余不愿也。’圣聪如此，岂独侍臣之喜哉！”时帝方九龄。甲申西后生日，演戏多日，同騄十月十七日《日记》有云：“上云：‘连日喧聒颇倦，初八日最疲烦头疼也。每日只在后殿抽闲弄笔墨，不欲听钟鼓之音。’”（伯王云：“后五日或在廊，或出至庭下站立。太后有两次出御台前黄座。上只在东间窗内未出。”）时帝十四龄也。［西后大举庆典。同騄二十日《日记》云：“自前月二十五日至今日，宫门皆有戏，所费约六十万。（一切典礼在内。前届拨户部四十万，今年同，惟内府尚欠各项二十万。）戏内灯盏等（俗名且末）用十一万，他可知矣。”时中法军事正亟，帝于后之不恤国难，耗帑纵乐，意不然之，亦略可见。］
《凌霄一士随笔》卷5
多病之原因
载？ 据烈宦寇连材《宫中日记》曰：凡人当幼时，无不有父母以亲爱之，顾复其出入，料理其饮食，体慰其寒燠，虽在孤儿，亦必有亲友以抚之也。独皇上无人敢亲爱之，虽醇邸之福晋（醇亲王奕譞之妻，载？ 又曰：
皇上每食三膳，其馔有数十品，罗列满案，然离御座稍远之馔半已臭腐，盖连日以原馔供也。近御座之馔虽不臭腐，然大率久熟乾冷，不能可口。皇上每食不能饱，有时欲命御膳房易一馔品，御膳房必奏明西太后。西太后辄以俭德责之，故皇上竟不敢言。然则载？ 《满清外史》
内禅之风波
戊戌政变后，德宗不豫，日召御医，入内诊治，辄以所拟方案传示各衙门。郑太夷诗云：“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即指其事，京外大吏，无敢问者。刘忠诚时督两江，独具折询病状，辞甚恳挚。朱批褒答之。至己亥，称疾内禅之风说日起，忠诚复电达荣文忠有：“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等语。时合肥李文忠方以大学士入阁办事。入阁办事者，犹言不办事也。闲居贤良寺，门可张罗。一日门外骑从喧赫，有宾客过访，则荣文忠也。深谈晚餐，屏退左右，从容言：“太后将行大事，天位当易，唯亡命者，肆意鼓吹，恐友邦为所惑，夙知公娴习外情，烦一探其向背。”李对曰：“我办外交数十年，皆人先谒我，且此系内政，先询人，失国体，如必欲询，当授我以两广总督，我先于《泰晤士》报，传其风说，届时外宾必来贺我，询我以国事，我可就而探之。”荣喜报太后，乃命督两广。外宾果来贺，且询报言，李文忠转叩其意，外宾谓理无干涉，唯国书系致光绪帝，今易帝位，是否继续承认，尚须请示本国云。当时政府多旧人不习外交，李文忠又或权词，以保帝位，故只立大阿哥，内禅之议暂止，而端庄刚毅辈仇洋之说，由此起矣，遂有庚子之变。
《语林》
第一册（4）德宗光绪载湉（1871—1908）（4）
德宗圣德恭纪二则
德宗平生最恶外洋机巧玩物，即钟表亦不肯多置左右。后来崇尚西法，纯出于保国救民之念。而绝无喜新厌故之思，此质诸天地而无憾者。外间所传，某侍郎每召见，必怀西人奇巧玩物数事以进，故圣眷最隆，皆谣诼之蜚语耳。秀水沈淇良太史卫，甲午殿试前，补行覆试，不记何诗题。其结联颂圣处，曰：“圣朝崇本务，奇技绌重洋。”阅卷大臣原定一等第十名，及进呈，上特以笔密圈拔置第一人。观此可以知先皇之俭德矣。《清稗类钞•；廉俭类》云，德宗崇俭恶奢，每遇进膳，便云：“诏书屡有卧薪尝胆之语，而朕终日所尝者为何？朕心殊不安，以后进膳，不得过事肥美。”
政界之变相，始于光绪辛卯、壬辰间，此后遂如丸石走坂，不及平地不止矣。先是，辇金鬻官者，必资望稍近，始敢为之。至是乃弛纲解？*，乳臭之子、汛扫之夫，但有兼金，俨然方面。群小之侧目于先帝，亦至是而愈甚。四川盐茶道玉铭者，都下木商隶籍内务府，入赀得同知职衔者也。其谢恩召见时，上询：“尔向在何署当差？”对曰：“奴才向在□□（二字为木厂字号记者忘之矣）。”上不解，又问之。则曰：“皇上不知□□乎？□□者西城第一大木厂也。奴才向充管事。”上哂曰：“然则木厂掌柜耳。木厂生意甚好，何忽弃而作官？”对曰：“因闻四川盐茶道之出息，比木厂更多数倍耳。”上是时已怒甚，然犹隐忍未发。复问：“尔能国语乎？”曰：“不能。”“能书汉文乎？”嗫嚅良久，始对曰：“能。”上乃以纸笔掷地，令一太监引之出。于乾清宫阶上，默写履历，待之良久。始复命缴卷。仅有奴才玉铭某旗人数字。字大如茶杯，而脱落颠倒，不可辨识，甚者即玉铭两字，亦复错讹，不能成书。上始震怒，立命以同知归部候选，而改授张元普为盐茶道。张元普者，浙中老进士，官谏院多年，贫甚，京察已数届，望一知府不可得，一旦获此，真所谓始愿不及者矣。玉铭既失官，复归木厂，承办醇贤亲王祠庙大工，以乾没巨款，并勾通醇邸内监盗邸中物，售诸西人使馆，事觉，诏提督衙门逮捕，乃被剃为僧，遁入西山佛寺。先是有鲁伯阳者，亦以夤缘得官苏松太道。既抵江南，刘忠诚方督两江，知其由来，固靳之，终不令到任。数月后，竟藉事劾去之。奉旨开缺，闻鲁于此缺，先后运动费耗去七十余万，竟未得一日履新任，因愤而入山，著道士服，不复出矣。京师人谈此两人事者，戏谓之一僧一道也。
《春冰室野乘》卷上
德宗外交之大度
光绪乙未，朝鲜既称帝号改元，明年遣使来聘，用敌国礼。廷议朝鲜吾旧藩，今夜郎自大如此，不如绝之。上曰：“我不能有而附于日，日既左右之，立国建元，称帝号矣，固俨然邻国也。此与东西诸国宁有少殊乎？我不能拒绝东西诸国之使，奈何独拒朝使。”遂令其觐见，而报以国书如常礼。上之豁达大度，黜虚文而崇实际类此。戊戌夏，联日议起，始命黄京卿遵宪为出使大臣。故事实缺道员出使，皆以四品京堂候补。黄时官长宝道，独以三品卿用，盖重其事也。先期令总署恭撰国书，依故事拟草上。上阅之，殊不惬意。因于大日本国皇帝之上，御笔亲加“同洲同种同文最亲爱”九字。中间词意，亦多所改定。书成，命王文勤及张樵野侍郎奉诣日使馆，与日使矢野文雄商榷，而密诏不令李文忠与知。盖文忠，仇日甚，不愿联日，而忌者又为蜚语以中之，故上怒遂不解也。未旬日而文忠出总署之命下矣。（文雄汉学最深，其觐见颂词自称独用外臣两文字，略仿春秋辞命，颇渊雅。）
《春冰室野乘》卷上
太后寿礼之昂贵
内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