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79-一个法国人的一生-第1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4月2日，乔治·蓬皮杜，被卡勒氏症（多发性骨髓瘤）击中。总是忧心忡忡地培养他的神经症的埃克托尔，用黑墨水笔把这个连续的死亡和它们的原因大致写在了卫生间的门上。已习惯了他没有伤害的荒唐，我相信我们中没有人问过他这种茅房记录的所以然。每一天，等我们占据那个宝座时，我们只是简单地接受别无选择地去读这些病态的摘记。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二部分惟一的生存理由（6）
我们是四个人分享这个共有的空间： 马蒂亚斯，无法平息的萨克斯管演奏员；埃克托尔，无法治愈的吉他手，我，通情达理的钢琴家，还有西蒙，不可思议的低音提琴演奏者。我们全部都在继续各种学习，同时也从事一些微不足道的职业，它使我们可以安宁度日，可以交房租。全部，但不包括西蒙·魏茨曼。他，说是在修大学医科，但从未见过他的脚迈进阶梯教室。与此同样显得不可思议的是，魏茨曼声称是阿拉伯人，是摩洛哥皇族的成员，而且是他们国家内务部长的侄儿。这倒一点儿也不阻止他以打牌度日，在赛马场游荡，将难于理解的偷窃物搬上楼来，而且到行政部门盗取家具。我们的扶手椅，来自保尔萨巴斯蒂埃大学的会议室。厨房里两张大桌子还有那些椅子，来自米亥伊大学的校园。至于在门厅固定在墙上的奇特的铁制书架，它是从与社会科学系毗邻的政治学院的某处提取来的。生活就这样运转： 晚上我们在一个空空荡荡的套房里睡下，第二天早上当我们醒来时，由于穆罕默德的一个后人的恩惠，我们的客厅就像是一个阿里巴巴的岩洞。这时西蒙点燃一根香烟，用欢快的眼神看着我们，表现出快乐和狡黠。外表上看，西蒙酷似胡阿里·布迈丁，这种相似，考虑到那个时代政治的和种族的背景，对他没有好处。但是，西蒙生活在一个远远超越这些琐事的世界里。实用主义、聪明，即时地适应于各种情势，他使他的生活总是瞬间现实的即兴之作。他借用、偷窃所有那些在他手边经过的东西，甚至一个女式自行车，一双滑雪鞋或者仿皮制扶手椅。西蒙不是一个小偷。他只是简单地忽略所有权的存在。对他来说，世界是一个共同的锅，在那儿每个人都有权利依据自己一时的意愿与需求去享用它。当然，他并非不知道规则、禁令、习俗，但是他尤其愿意对它们转过脸去，或者以这种地中海式优雅的轻蔑，这种使不安分的孩子活动自由的给人好感的活力去无视它们。
夜里，西蒙总是接待客人。有时大清早我们在走廊上，能碰到一些小心谨慎的家伙。他们足迹过后都留下令人回味的神秘气味和烟草味儿。在那个时期，示威游行和反对佛朗哥主义者的炸弹不断繁衍。自制炸弹甚至被安放在离省政府和军队总部尼埃尔宫两步远的西班牙领事馆门前。夜间爆炸的频度和密度都在增长，同时，在边界线的另一边，军事首领还继续发出不同政见者的死刑执行令，以绞索棒的技巧把他们处死。
西蒙和马蒂亚斯与分属不同组织的反佛朗哥活动分子接触密切，这些组织活跃于反抗独裁的斗争。在我们的寓所里，可以看到列队而过的巴斯克人、卡塔卢尼亚人，还有全国劳动同盟（CNT）的人。尽管他有可疑的出身，有与摩洛哥独裁者的所谓家族关系，有作为办公室抢劫者和偷自行车的人的名声，西蒙还是非常快地成了我们的来访者惟一的对话者。我们说西班牙语要比他好得多，我们关于政治文化的了解更为广泛，然而，是他赢得了信任，扮演了国际斗争中互相支持的典型。有不少时候，那些来访者甚至宁愿单独与他在一起，到他的卧室里去讨论。我们把这些时刻当作一种侮辱来忍受。而在一个夜晚，我们的嫉妒达到了顶点，在晚餐当中，西蒙对我们宣布：
“它今天夜里要炸了。”
“是什么要炸了？”
“领事馆。”
“怎么回事，领事馆吗？”
“我跟你说，领事馆要炸了。就这些。”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
“我知道。”
在凌晨两点，一阵巨大的爆炸声惊醒了整个城区。无疑被一种同样的感情驱使，马蒂亚斯、埃克托尔和我急促地跑出我们的房间。我们发现西蒙坐在一把扶手椅中，带着典型的度假中的英国人的轻松姿态抽着一枝雪茄烟。
“你怎么知道的？”
他以其诈骗者的和善面孔看着我，把烟蒂放在他的嘴边，放出的几个烟圈儿旋转着飞向了天花板。然后，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高深莫测，他穿上外套，一边走出去，一边没有回头地赏给我们简单的一句：“晚安，小伙子们。”
那时，我的工作是在位于远郊的玛丽居里普通中学作走读的学监。那所有四百多学生的机构是由一个从人性的观点来看可怜，从智力方面来看不足，从职业方面来看则是罪恶的人物领导的。在他面部的生硬中有一种东西使人想起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变形的特征。埃德蒙·卡斯当布伊兹管理他的学校就像在操纵一艘装甲舰。他自己本人，惟一的管理大师，几个人所共知的懦弱而驯服的下属，排列在舰船的第一个纵向通道，而所有的其他人，学徒们，乱七八糟的工头，则堆在机械舱。换句话说，卡斯当布伊兹是一个发冷光的笨蛋，一根充满自负的、由1968年的失败提了神的天香菜。
我是在1970年到的这里，就是在那一年，他决定重新把形势控制在手中，强迫老师和学生接受一种完全从他的树脂脑袋产生的过分夸张的新内部规章。
玛丽居里中学是那些教育机构之一，它们的行情在接受了主要是农村人口的生源之后下降了，而这些学生直到那时之前都是分配在当地的小学校的。玛丽居里的孩子中很大一部分是种田人的儿子或女儿，来自那些分布在城市周边的廉租土地上聚集的收入微薄的家庭。卡斯当布伊兹讨厌这些他叫做“不好对付的客户”的人。他不明白为什么校长的任期已经把他，一个规章制度的赞美者和美德的卫士，指派到了一个聚鼠洞一样的地方。以他的才干，他的抵抗活动的过去——被他的诽谤者大大地怀疑，他对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熟练使用——根据专家纯属牛皮，他完全配得上领导一所著名的高中。没能如此，而是到了这儿，照他说，到了一群怀有敌意的、粗野的、甚至是未开化的人当中，由一队无能的、关心组织工会和通奸远甚于关心尊重中等教育基本法则的人来辅助。
“我设想，您不打算让您的头发老留这么长吧？”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二部分懂得权利微妙关系的教育（1）
这就是埃德蒙·卡斯当布伊兹在我去向他报到时，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他不知道我的姓名，也不知道我从哪儿来，学什么专业，是否我哥哥死了或父母还活着，但是他已开始解决我的面貌的根本问题。
在我到玛丽居里工作的全部时间里，他不得不与这一见到就令他无法忍受的蓬乱毛发共处。单单是我的在场就使他不能忍受到了这种程度，在他办公室的安静中，由于他两腮剧烈的收缩提示，我甚至能听到他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在他的门上，他叫人安上了两块彩釉标牌，一块写着：“校长室”，下边一块则是：“公立中学校长先生”，用的是哥特字体。人们很容易想像，这种字体的选择不过是为了吓唬乡下人，威慑年轻的教师，并树立他不可改变的本区独裁者之气势。
“……此外，我将要求您不要和学生不拘礼节，他们大多数，没有受到使他们能懂得权利微妙关系的教育。所以您要满足于严格地执行内部规章，而且向我报告任何细小的违规。还有……您的头发……当然，尽早。”
说着这些，他用中指和食指做出一对剪刀的形象，以一种邪恶的贪婪姿态在已经很是有些秃顶的头侧面比划着。
玛丽居里的生活是一种有三维空间的地狱。在第一级，我必须忍受学生们的起哄，他们已完全了解我不是一只把门狗，而更可能是一个对他们无恶意的可以做伴的动物。在最高级，那德国皇帝经常指责我的左翼分子观念，我的缺少权威，还有我茂盛的毛发。至于那些教师们，滞塞在我的烦恼的夹层，他们的某些人，把给卡斯当布伊兹捧场当作职责与快乐，有时甚至走到了以其言论竞相献媚的地步。
在这个书生气的污水坑里，只有两个小部落羞答答地给予我支持和鼓励。首先存在的是那些共产党员教师，有三个人，是全国小学和中学教师联合会（SNI）会员，为了对付他们，卡斯当布伊兹在许多年里进行着殊死搏斗。在私下里或和他的同党们一起，他把这三个教师叫做“布尔烧”或是“俄国阵线”。就这样，我的到来，刚好减缓了这个所谓阵线承受的痛苦。凝聚了校长新的仇恨，我使这些苏维埃得以喘过一点儿气来，得以重新组织，去进行以反对那个此后不得不两面受敌的公立中学校长为目标的行动。在每次学校管理委员会选举之前，这几个当时被人叫做“斯大林”的人，总是努力笨拙地奉承我，哄骗我，比如，对我反复地说，我是他们的“客观上的联盟”。
第二组不打算反对我的人是那些有婚外恋的情人们。他们代表了教师之不可忽略的比例，是一种有趣的职业亚品种。他们对我表现好感是很容易解释的： 由于卷入夫妻之外的不正当关系，他们都有一种做了不可挽回之事，冒犯了至高无上的内部法规，永远在挑逗惩戒委员会的感觉。作为患幼稚症的成年人，对他们细小的卑劣行径既感觉恐惧，又感觉兴奋，他们暗中体会到自己从此是那个“对现状不满的”世界的同谋，而我在他们的眼里，是那个世界的代表。他们努力让自己相信，对配偶说谎，在教师休息室里眉来眼去，在课间休息时手淫，每两个星期三法国中小学星期三下午休息。——译者注做爱一次，都体现为解放和自由的标志。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在一个服从的、标准的、被阉割的社会里新的两性关系方面反秩序的先锋。每两个星期三中的一个我借给他们叹息街套房的钥匙，在那儿他们可以不慌不忙地哼哼两个小时的光景。他们不太有时间去致力于什么其他细节，他们各自的配偶，也同样是有学衔的教师，且对纪律吹毛求疵，可不习惯拿吃晚饭的时间开玩笑。
有时候，在我也会发生这种情况，一个星期好几次，早晨搭载这些伴侣中的这一对或那一对去学校。快到七点半的时候，他们过我这儿来找我，爬上大众车的后座，而且在整个行程中拥抱在一起。他们有时候甚至使自己处于让人难以忍受的状态，而我就像一个纵容的出租车司机，不得不在就要到学校之前停车，以便给他们时间去恢复发型、整理衣服。不过他们纯属徒劳，他们涨红的脸颊和鲜艳得夸张的嘴唇都泄露出刚才血液流动的强度。
几个月之后，我成为他们私生活的一部分已到这种程度，他们在我面前不再有起码的克制。我尤其想到那个英语女教师，傍晚下课出来，爬上了大众车，在那儿已有她的情夫等着，她轻轻地掀起她的短裙，一边对他说：“我已全湿透了。”她以发育迟缓的青少年的天真声音说出这个，没有起码的顾忌，好像我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量，一个模糊的抽象概念，一个旧制度下又聋、又瞎、又哑的仆人。但是，第二天上午，在第一节课，这个湿淋淋的圣母就能冷漠地把一个学生赶到门外，惟一原因是他在上课时嚼口香糖。不论他们在性方面不值一提的琐事达到什么等级，这些教师们壮观的伪善，令人惊讶的前后言行不一致，行使严厉判决的可怕需求才更使我惊愕不已。
我在这个使人消沉的平庸环境中呆了差不多四年，而最糟糕的是总得再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这些人物在我看来都在他们各自的角色中成了化石，卑鄙无耻的卡斯当布伊兹有条理地折磨着这个小型劳改营，对此，他赞美自己同时是它的“首领”和保护者。有一天，在来到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他发现一个“Heil！”德文。问候语。“Heil Hitler！”在纳粹德国时期成为其拥护者见面时的招呼语。用黑粗墨水笔写在了他的门上。这一事件，刚好发生在一场有关他的伪抵抗者历史的几乎是政治性的争论之后。我不知道卡斯当布伊兹在战争期间都干了什么，但是所干的已无法比他在和平时期操纵的卑劣斗争更加可耻。
在1974年暑假开始的时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