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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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钟新听到这里，颇为不悦，他狐疑地望了陈达一眼，打断他话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当然是以程潜为首要目标嘛，干掉了他，其他想叛变的人，也就群龙无首了。”
陈达知他多疑敏感的性格，见此情景，马上顺着他的意思关切地劝导：“以程潜为首要目标是对的，总裁的指示也是指的程潜。但不知你们考虑过暗杀程潜的方法没有？他身为绥署主任兼省主席，警卫工作一定是相当严密的。我们的行动人员即使是以决死的精神，是否就有把握达到目的？如果谋事不成，反为他人所算，将如何收拾？到那时，就连总裁也会感到难以收场。”
“是啊，我也考虑过，如果用手枪狙击，一来未必保证击中致死；二来枪响后，人员难以逃脱。最好是有内线人员，用定时炸弹，那才可靠。我现已请唐光辉（保密局派到湖南搞武装特务活动）协助找人，唐刚告诉我，说跟他多年的一个姓马的弟兄，枪法好，人也机警，就是有点贪杯，酒后疯疯癫癫的。你看这个人能用吗？”
陈达摇摇头，认真地说：“你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醉鬼，他喝了酒，稀里糊涂讲了出来，结果事情没做成，不但打草惊蛇，而且叫别人抓住把柄。那时候就乱套了，你怎么向毛局长交待？毛局长又怎么向总裁交待？”
听到这里，毛钟新似觉不妥，皱起眉头说：“如果实在这里找不到合适人选，那就只好请局座从家里另派人来，也免得我担这个风险。”
陈达又怕他要毛人凤另外派人来，赶紧圆过话：“你这样当然不担风险，但毛局长让你来筹建组织、物色人选，而你办不到，他能满意吗？”
“那我怎么办？就算我没有完成任务吧，总比物色错了风险小。”说到这里，毛钟新突然想起了什么：“你看见张严佛没有？他现在程潜手下工作，已不可靠了。我跟你讲的这些，千万不能对他讲啊！”
陈达故作不知地说：“张严佛现在还在长沙吗？他也不可靠了？真是世事多变，人心难测。既然如此，我当然不会跟他讲这些，你放心好了。”
随后，陈达爽快地答应了毛钟新要他搬来同住的请求，这才以回去收拾东西为由，告辞而去。
陈达告辞后，为了提防毛钟新盯梢，故意兜圈子，绕道到北正街张严佛家里，将跟毛钟新的对话全部传给张严佛。
张严佛听了以后，心中蓦地一沉，知道情况愈加复杂而紧急，他恳切地说：“此事关系到湖南和平解放的大局，你一定要设法不让他的阴谋得逞才好。如有紧急情况，请随时告诉我。”
陈达搬过乐陶旅社以后，便与毛钟新有了更多的共同交谈。从个人问题到国家大事，几乎无话不谈。毛钟新讲的最多的是北平、南京等地的军统人员惨遭共产党“残杀”的恐怖消息，暗示陈：“共产党来了，我们这些人决无好果子吃。反共决不能动摇。”毛又说：“湖南还出现了‘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一类的组织，看来不只是政界人物靠不住，军人也有问题。”
陈却轻描淡写地说：“那恐怕是一些失意军人搞的吧？只要握有军权的陈明仁等将领没有问题，就无碍大局。”
毛钟新又拿出毛人凤通过湖南站转来的电报原件给陈看，上面的内容是毛人凤催毛钟新从速物色湖南政局侦防组人员，尽快成立这个组，严防湘局叛乱。
临末，毛钟新又一再要陈达推荐侦防组组长人选，陈达均以自己对湖南人事情况不熟而加以推托。
眼见陈达如此态度，毛钟新颇为苦恼地说：“唐光辉忠诚可靠，对湖南情况也比较熟悉，但他是准备上山打游击的，不便担任侦防组的工作。”
就这样，由于人选问题难产，侦防组迟迟没有建立起来。
这一段，毛钟新每天晚上都要到夏松那里密谈一二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陈达也利用这个时间差，到张严佛家，与张严佛和军统长沙站资料员刘炳文秘密商量对策。他们综合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达成了3点共识：
1。毛钟新、夏松等人奉毛人凤之命积极图谋破坏起义，并拟好了暗杀名单，首要的目标是程潜。目前他们正在找刽子手，找妥了便会立即下手，情况很严重；
2。由张严佛迅速向程潜报告此事，要程加强警卫工作。
3。为了先发制人，建议程潜视情况找个借口把毛钟新逮起来。
过了两天，三人再商对策，张严佛说：“已经向颂公（程潜）报告过了，颂公对第三条感到难办。原因是目前他自己正受到白崇禧的监视，压力很大；毛钟新又是国防部的人，持有国防部的证件。要逮捕他，不但得不到白崇禧的支持，而且会使蒋介石、毛人凤认定程潜有叛乱图谋。”
刘炳文想了想，突然一拍大腿说：“我有办法啦！”
“你有什么好办法，快说出来听听。”张严佛和陈达同时急迫地问道。
刘炳文胸有成竹地说：“不便逮捕他，就把他吓跑！”
“吓跑？怎么个吓法？”
刘炳文嘴角一撇，不屑地说：“你别看他杀气腾腾，其实内心虚弱得很。由我写封匿名信吓他一下，保险他会夹起尾巴逃跑的。”
张严佛、陈达听后高兴得跳了起来。二人一致认为，这个方法可行。
陈达提醒道：“不过信的内容和笔迹须注意，我们写的字他可能认得出来。”
“这有何难？”张严佛起身指着陈达笑了起来，“我看信还是由陈达拟好，由炳文的太太从邮局寄出。”
陈达一听，二话不说，当即拿出自来水笔，“唰唰唰”写了几句话：“钟新先生：玩火自焚，古有明训。识时务者为俊杰，逆潮流而动者必灭顶。望先生悬崖勒马，速离长沙。否则，当心先生脑袋！”信末落款为“知情者”。
三人传看过信，会意地一笑，然后由刘炳文带回家让妻子抄正后邮寄到乐陶旅社。
张严佛一再嘱咐陈达：一定要密切注视毛接信后的情况。
第二天下午，这封信到了毛钟新的手里。陈达在旁边看着，只见毛钟新由皱眉到愤怒再到恢复平静，表情变化极快。很快，他把信揣到兜里，对陈达说：“我有件急事须到唐光辉那里去一下，晚饭可能不回来吃了。”
陈达假装问道：“是唐光辉来信请你去吃饭的？”
毛钟新摆摆手没有回答，头也不回，匆匆走出了旅社。1个多小时后，他再度回到旅社，对陈达淡淡地交待道：“我在这里不能住了，搬到唐光辉那里去。”
陈达“不解”地问：“为什么？好好的怎么突然要搬？”
毛钟新把信丢给陈达，恨恨地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陈达装做吃惊地看完了信，他一脸严肃地说：“原来是封恐吓信呀，这就得注意你自身的安全了，想不到这里的情况竟如此复杂！”
第七部分 三湘起风雷第36节 一纸决杀令
毛钟新愤懑地把手挥舞了起来：“我早就跟你说过，目前湖南的局势很糟呀！”
“你到唐光辉那里去，就安全了吗？”
“只有如此了。”毛钟新神情黯然，把头一摇，“他那里武装警卫人员多，远比这里安全。”
陈达“关切”地说：“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毛钟新在旅社结了账，拿起简单的行李，到唐光辉那里去了。
过了一天，陈达到又一村和平饭店唐光辉住处看望毛钟新，极力装出气愤的样子：“长沙是国民党的地盘，竟发生这样的事情，真的要翻天了！”
“陈达兄，”毛钟新不解地问，“那封信，据你看，会是谁写的呢？”
“那还用说，”陈达不假思索地随口答道，“肯定是叛变分子搞的嘛！你想想看，夏松那里是否有人走漏了消息？你来长沙不久，怎么就让他们知道了呢？”
毛钟新点点头，恶狠狠地说：“还不是有内奸叛徒，人心真险恶。不过，我倒要看看谁要谁的脑袋，走着瞧吧！”
“那么，你准备怎么办？”
“侦防组人选一时难以找好，而局势又是如此复杂，顾忌又多（蒋、桂、程之间矛盾交错），对湖南政局的侦控目前只能先交夏松他们承担起来。我准备即日回局本部去，向毛局长请示再说。”
“目前也只好这样办了。你马上要走，我还没有招待你，尽一点地主之谊呢！”
“嗨，现在什么时候了，还讲那个！长沙不是久留之地，我劝你也早日离开为好。”
“我要是不到这里来买药，顺便看亲戚，又遇上了你，我早就到台湾去了！”陈达长叹一声，显出无可奈何之状，“对啦，台湾那边我不熟，到时候方方面面的关系，还请你关照关照哟。”
“那好说。”
当天晚上，毛钟新便悻悻地离开长沙溜到广州去了。
赶走了毛钟新，程潜、陈明仁包括张严佛等军统反正人员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是，他们都知道毛人凤决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张严佛分析，毛人凤除了继续派杀手潜往长沙伺机暗杀外，最毒的一招是运用白崇禧的力量来打击程潜，破坏和平。
这时不独程潜处境艰难，陈明仁也越来越感到难于应付白崇禧，也担心军统对自己下毒手。他来求计于张严佛，张严佛答复说：“从蒋介石、毛人凤到夏松，还没有一个人怀疑你，暗杀名单上也没有你，而且认为湖南军人中就你反共最坚决，白崇禧还想利用你来为他防守长沙，你尽可以继续在公开场合大唱反共高调蒙骗他们，而在暗地里则对特务分子巧妙地加以限制和利用，保护起义人员。”
从这以后，每当军统特务在长沙侦察到地下党的活动和群众集会后，稽查特务的行动不是走漏了消息，就是行动迟缓了一步，总是扑空。好几次，他们侦察到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去请参谋处长罗文浪下令调动就近的部队时，罗文浪本可以用电话通知的，却故意用书面命令行事，从拟稿到签发，常常需要个把小时，从而使支持起义的人员有了通知地下党的时间，稽查处丧失了时间，去了什么也捞不到。
毛人凤对此很恼火，但又鞭长莫及。
就这样，地下党努力争取军统中的起义人员，并利用其监控特务，对保护和平起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毛人凤曾派了焦玉卿、孙坤等四个秘密杀手来长沙，他们千方百计准备暗杀程潜、程星龄、唐生明、张严佛等起义人员，由于防范严密而始终未能得手。后来他们认为暗杀唐生明比较容易，也好交差，便在某一天，唐生明刚出门时，慌慌张张向唐开了一枪，没有打中，就逃离了现场。直到解放军进入长沙前夕，军统起义人员始终没有放松对军统顽固分子的监控。
军统杀手潜伏在长沙，转眼到了1949年8月。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宣告湖南和平起义。
与此同时，张严佛通过军统湖南站人事科员刘炳文的关系，搞到了军统在湖南省的潜伏特务名单以及代号、潜伏地点、武器等，程潜得到报告后，命令情报处紧急出动，一网打尽了这批特务。
远在台湾的毛人凤心急如焚，他大骂毛钟新是个大笨蛋，并将其关押，又给长沙继续潜伏的孙坤下达命令。
毛人凤首先命令立即制裁唐生明。
唐生明这个人有“花花公子”之称，一生充满了传奇。他是国民党元老唐生智之弟。少年时，入湖南一师附小就读，与毛泽东相识，交情甚笃。1924年秋入湘军。1926年3月，作为唐生智私人代表派驻广东革命政府，未几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同年12月，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北伐战争期间，与聂荣臻、徐向前等共产党人结下友谊。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中，曾给予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的支援。后又资助陈赓将军到上海养伤。
1940年，唐生明接受蒋介石派遣，打入汪伪政府。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军委调查统计局中将设计委员、总统府参军处参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官。1949年8月，参加湖南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