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74-生活中的智慧-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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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年科斯在芝加哥大学退休，即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杰出院士。１９８３年，科斯卸任《法律与经济学》杂志的主编之职，但仍然保持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法学与经济学资深院士。科斯自担任《法律与经济学》杂志的编辑之后，一共任职１９年，使该刊物发行量猛增。我们之中有些人认为，在科斯风华正茂时，不应该以如此耗费时间的工作使他增加负担。尽管科斯还在写作，着重写交易成本和制度安排（特别是关于灯塔和贿赂制度的著作），但编辑的责任肯定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他的一些引人入胜的问题的研究兴趣，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些问题一直是他密切关注的问题。但是可以说，如果没有科斯所主编的《法律与经济学》杂志极力推动，新制度经济学可能就不会如此迅速地发展。
１９８７年奥利夫·威廉姆森（OliverWilliamson）和西德尼·温特斯（SidneyWintersr）在耶鲁大学组织了一次庆祝《企业的性质》发表５０周年的讨论会。科斯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好的讨论会。会上有８名著名经济学家提交的论文，他们对《企业的性质》的讨论，既没有一味地褒奖，也没有肆意中伤，而是考查了由此派生的问题并且展开讨论。在那次讨论会上人们详细研讨科斯理论及思想，指出了所有错误并且提出了如何纠正它。科斯也就《企业的性质》这篇论文的起因、意义和影响做了３个专题报告。科斯为了出席这次讨论会和准备这次讲演；对他后来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在写作《社会成本问题》时和在19６０年代与张五常的讨论使科斯清楚地意识到交易成本对经济活动运作的重要性及其广泛影响。但是科斯并没有以系统方式去考查这个问题。当时威廉姆森在他的论文中对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中的论点指出缺少应用或有限的应用归咎为这一论点没有具体化和可操作性。毫无疑问在科斯看来，威廉姆森的批评是对的。因为，威廉姆森的意思是交易成本概念没有融合到由实证研究所检验的和展开的一般理论中去。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在被假定交易成本为零的某种经济理论中；一旦把交易成本纳入其中必然使其整个理论结构发生巨大的改变。在这次讨论会上，即使他们把自己限定在《企业的性质》论点的意义上（狭义地假定），但要使这些思想具有操作性仍是难以克服的障碍。科斯认为，所需要的给定生产结果的生产要素的协调；将是在一个企业内由行政管理方式协调；还是根据市场价格机制协调；取决于在不同的方式上实施协调的交易成本，而它是否有利可图则取决于实际成本的高低。但是什么是决定这些相对和实际成本的因素呢？要发现它们和找到它们并非易事；而且存在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问题的分析不能只限定在一个单一企业所发生的事情之内。企业内的协调成本和企业所面临的交易成本的程度受到它从其他企业中投入购买能力的影响和其他企业供应这些投入的能力；并部分地取决于他们的协调成本和他们所面对的交易成本。而后者同样受到其他企业能力的影响。他们所涉及的只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构。
耶鲁大学讨论会重新激起了科斯由《企业的性质》所引起的问题的兴趣。致使科斯决定专心致志地促使那种使他们能分析生产的制度结构决定因素的理论建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许多经济学家献身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年，他们现在基本上能构建生产制度结构的综合理论。科斯在继续研究他关注的问题之外，余下的时间是来编辑他关于生产的制度结构论文，在１９８８年出版了《企业、市场与法律》一书。
第一部分 科斯：寻找经济生活的智慧第6节 获得诺贝尔奖，登上现代经济学的峰巅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把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科斯。有趣的是，科斯和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不同，他是在第二天才知道消息的。宣布诺贝尔奖的当天，科斯和太太正在非洲的突尼斯旅行，听到获奖的有关消息是第二天路透社一位记者找到他时才知道的。当时突尼斯的人民知道科斯是诺贝尔奖得主后，科斯立刻成了突尼斯的英雄。总统请他参加晚宴，车子前往时沿途的群众向他夫妇挥手。酒店不仅把他俩搬进最高级的房间去，而且在大门外悬挂红色的大横幅，说科斯住在这里。离开突尼斯时，航空公司把他俩升为头等旅客，起航之后，机上的全体旅客都有香槟酒招待，驾驶员则宣布是因为科斯在此飞机上而庆祝一番的。
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些学者中，萨缪尔森是最有价值的，他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在本世纪中仅次于费雪。但是萨氏为人锋芒毕露，不易多交朋友，所以他得奖没有人不同意，但是为之欢呼喝彩的并不多见。弗里德曼应该是第二位值得获奖的人——他的实证研究前无古人。然而，弗里德曼维护个人利益与市场经济的一贯言论得罪了许多人。
科斯对现代经济学的整体贡献不及萨氏和弗氏，但科斯两篇石破天惊的文章，足以雄视百代，其思想将会影响将来的整个经济理论及方法。科斯获奖是实至名归，无话可说，但能一枝独秀地得到众多人的掌声，与他的人品不无关系。
据笔者所知，科斯获奖受到新闻媒介重视的程度，为过去历届——自１９７６年弗里德曼以来所罕见，报章不但在重要的版面位置报道科斯的学术成就，而且发表社论。例如英国的《金融时报》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都为此发表社论，这可是绝无仅有之事。报章所以如此重视其事；原因有二，第一是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及产权理论，开拓了经济学新领域，强化了市场力量和法律作用，贡献极大；第二是科斯用普通英文写作，既没有复杂的图表，也没有高深莫测连数学系的学生也抓破头皮的数学方程，大家都看得懂，写起来自然较为起劲。第三，与科斯的为人平和，人品高贵有关。
科斯其人：人格与品德
科斯从小一直生长在英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又受过较好的教育，由此外表上具有英国绅士的最佳传统。科斯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在节奏上都比一般人缓慢，但看起来、听起来却有难以形容的舒适感。科斯有英国人的幽默，说话从来不开罪人，但在他温文尔雅的谈吐中，旁听的人大都有这样的感觉：他的思想何其敏捷而深邃。
科斯的文字好得出奇，明朗之极。约翰逊（HJohnson）以文笔好而著名，他认为科斯是百年仅见的文字高手。读到科斯的文章，真像喝上一杯甘洌的泉沙子沁人肺腑。
科斯一生专心致志地集中精力研究问题，稳扎稳打，循序渐进。科斯擅长于总结，但在没有实证的、做透彻的推论之前却不妄下结论。科斯对理论本身不感兴趣——他眼中的世界是真实的。科斯不以为任何标准论据是神圣的。
科斯的思想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对任何问题，科斯似乎是先有答案才试做分析。这与弗里德曼刚好相反。当人们向科斯提出问题或某种观点，他预感地回应：“你似乎是对的！”或“你似乎是错了！”问科斯一个问题，他脑子里好像在空中随意抓一下，拿一个令人莫名其妙的答案，然后再加以分析。这种纯粹预感在先的方法，其预感可能会错，但创意的确非凡！当然一个可取的创见，通常是必须通过慎重的分析和必要的逻辑支持的。不过，这也使科斯创见丰富。科斯认为他之所以有那样的本领，是因为他先以预感做出结论，然后才进行分析。与此相反的是，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的另一位老师，即后来变得大名鼎鼎的宾纳（KBrunner），他才智过人，为逻辑学的高手。宾纳有一个原则：未经慎重的逻辑推理；不应该有任何结论。从推理的严谨方面看，科斯不及宾纳，但若以创见言高下，则后者远逊于前者了。除了创见超人外，科斯的脑子还有两方面过人之处。其一，他在推理时一般化的能力很强。任何人提出任何稍有趣味的论点，他就往往可以立刻举出同类的论点或例子来论证。更有趣的是，假定与科斯讨论问题的人举出多个不同的例子来，他就返璞归真，将不同的例子归纳到同一例子上去。科斯曾经对张五常说过：“我这个人不可救药，因为任何人提出任何例子，我都想到马铃薯那里去了！”很明显，推理一般化既要求其异，也要求其同，而科斯的确有这种天赋的本领。其二，对哪一个思想重要或不重要，科斯知其然，而不管其所以然。德姆塞茨和卡塞尔认为，没有谁对一个思想的重要性能比科斯有更敏锐的感觉。张五常曾经问科斯：“大家都同意你对思想的重要性很敏锐，但究竟你自己怎么样判断一种思想的重要呢？”科斯回答说：“我从来不做这样的判断，只是觉得一个观点很有趣味、很有意思。”这是个可信的回答。是的，科斯的趣味感很强烈。自己感兴趣的，他就立刻投入地参与讨论；可以早晚不断地花几个月的时间；自己不感兴趣的，他连听也不愿意去听。思想的兴趣所在，刚好与思想的重要性吻合，这样的人是学术上的天之骄子。这好比一个天才的导演选择未入门的演员，不需以什么准则来衡量，只凭敏锐的感觉选择。而被科斯认为是好演员的将来的观众也有同感。
跟科斯结交，畅谈经济，人们很快就意识到科斯的兴趣所在，因此在与科斯倾谈时人们往往会谈些他感兴趣的事，这样大家就谈得很投机。对科斯来说，经济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黑板”经济学——那些在黑板上推理及求证的；另一类是“真实世界”经济学——那些以现实世界观察为大前提的。科斯对前者毫无兴趣，而在他感兴趣的真实世界经济中，他对那些所谓的宏观经济现象漠不关心。
一方面，他对传统经济学例如马歇尔的经济学很欣赏，但另一方面，有不少众所接受的传统概念，他认为毫无用处，避之惟恐不及。例如，科斯认为“效用”这个有悠久发展历史的概念是空空如也的那一种，对经济学只有负面作用。又如经济学上的均衡概念，他认为是徒有虚名，半点用途也没有。
能够将这些在传统上根深蒂固的热门概念视为粪土，可见其独立思考的能力之高。的确是绝无仅有。奇妙的是，这些科斯看来是一文不值的概念，都与马歇尔的理论有内在关系，但是科斯对马歇尔推崇备至，视若天人。不同意，反对其概念，却对其学问尊敬万分。这正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表现。
科斯崇拜马歇尔为经济学鞠躬尽瘁的精神，他自己也是一样。在科斯的一生中其敬业精神是绝无仅有的。例如，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０日下午诺贝尔奖颁发后，人们都向科斯道贺，张五常也前去祝贺，科斯见到张五常激动地说：“我们今后要多做一点工作，是吗？”张五常当时没有回应，但心里在想：“科斯这人真是研究做得痴了，以至不识时务。颁奖道贺，怎么样连致谢的话也不说呢，只管什么研究工作？”但又想，若不是这样的人，又怎么能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呢？就此可见他对事业专心致志到了何等的程度啊！正如他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如果我在《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中的分析为人们所接受的话，那么将来的任务是什么呢？诺贝尔委员会说我已经提供了制度结构理论的框架的基石。我现在必须去发现它们应该怎样合适地结合，以至于我们能够建筑它。我希望能帮助这个研究。但是，显然，在有限之年内，我思想的演进将要到头。但是另外一些有能力的学者将继续其工作，一种更为综合的理论框架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开始出现。”
因此，科斯在获得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１００万美元奖金后，在美国的匹兹堡大学工商学院建立了一个合约和企业结构研究中心，来支持和鼓励人们对生产的制度结构研究，以便增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