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帝国-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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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2月5日，刚就任约翰·肯尼迪政府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里举行的政策发布会上告诉记者，美国和苏联在可使用的战略导弹数量上没有显著差异。第二天的《纽约时报》以《肯尼迪的国防实力研究表明苏美之间不存在导弹差异》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整版的报道。
对苏美导弹差距这一传言的致命一击，来自国家情报评估中心在1961年向肯尼迪提交的苏联远程导弹力量评估报告。该报告称：“通过对苏联远程弹道导弹最新情报的分析，我们认为我国以前对苏联中程导弹的实力预测比较准确，但却高估了苏联的远程弹道导弹实力。我们现在对苏联远程导弹实力的评估结果是苏联只拥有10～25个可以发射袭击美国的远程导弹的发射台。并且在即将到来的几个月里这种进攻能力不太可能得到明显的增长。”
历史上似乎并没有留下艾森豪威尔看到首批“科洛纳计划”拍摄到的照片后的反应。但是1969年2月13日，他为推进这项新式情报搜集技术所作的贡献被牢牢地镌刻在历史画卷中。当时艾森豪威尔已经离开白宫八年了，而且已病入膏肓，正在华盛顿的沃尔特瑞德陆军医院休养。当时的尼克松副总统命令中情局负责人理查德·海尔姆兹将从太空中拍摄到的最新侦察照片送给艾森豪威尔看。
当海尔姆兹、伦达尔和他的特别助手汤姆·罗根带着特地挑选好的照片到达医院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正依靠身后的几个枕头倚在床头上。由于这些侦察照片是极为机密的，所以当时病房里的窗帘被拉了下来，所有的医生和护士也都被请了出去。伦达尔想让艾森豪威尔看看美国的间谍侦察技术从1956年首次的U…2侦察飞行开始发展到现在是什么样子。
伦达尔后来描述了这动人的一幕：“海尔姆兹先生坐在床的左边，我站在右边。汤姆则举着那些照片站在床尾。这时，我负责为艾森豪威尔讲解那些苏联军事基地的情况。”
来访者向艾森豪威尔展示了苏联地下导弹发射室、造船厂和潜艇基地的照片。直径在6英尺以下的物体在照片上从120公里以外的太空中都清晰可见。艾森豪威尔仔细凝视着这些照片，不断感叹着它们是多么清晰。伦达尔讲解的时候，他还不断地在本子上记着什么。
艾森豪威尔对科技如此突飞猛进的发展感到欣慰。伦达尔回忆说：“他完全被侦察技术的巨大进步惊呆了。”六周后，艾森豪威尔溘然长逝。
尽管为防止美国受到突然袭击而决定发展新的侦察技术可能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中为后人留下的一笔最宝贵的财富，但由于该项目在他一生的时间中都被要求高度保密，所以这位前总统即使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事也缄口不语。
第五部分第十五章 各司其职精益求精（1）
尽管“科洛纳计划”只是作为暂时性措施来策划的，目的是在空军雄心勃勃的、技术性更强的录像传播系统被完善之前提供卫星照片，但是中情局的卫星并没有随随便便地就被淘汰了。随着摄像系统的改进，照片的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并最终可以使只有5英尺的物体得到辨别。1962年引入的新摄像系统被称做“壁画”，它用两个摄像机从不同角度进行拍摄，可以提供有立体感的三维照片。随着时间的流逝，胶卷的容量也增加了，为分析家们提供了大量的胶片来进行分析。在70年代末，该项计划行将结束时，各项任务所拍摄的胶片总量已达到了32000英尺，比1960年首次成功飞行时拍摄的增加了10倍。“科洛纳卫星”的后代们携带两个返回舱。这两个舱使卫星执行任务的寿命延长到18天。
伦达尔在向肯尼迪作简要报告时，曾对“科洛纳卫星”的工作范围给出了某种定义。“当他难以理解胶片所涉及的事物范围时，他对我说：‘伦达尔，用一种简单的我能想像出的例子来向我解释吧。’‘好吧，总统先生，’我说，‘如果你愿意，就把它想像成一张照片，它比这条高速公路的右边要宽，从华盛顿一直延伸到巴尔的摩。我们所有的图片翻译器，在从华盛顿到巴尔的摩的区域内，从我们的手上和膝盖上爬过，寻找我们所监视的大小物体。’”
为了应对大量如潮水般涌现的照片，伦达尔的行动增多了。他在1950年初期所建立的小型中情局照片分析车间的人员从13人扩大到1972年的1500多人。一个用以处理“科洛纳”照片并限制接近这些照片的特殊安全系统被建立起来，这个系统叫做“天才…锁眼”。它采用以“天才”为标志的U…2照片系统。“科洛纳”所涉及的所有事物都被归类并标识为“天才…锁眼”。
“科洛纳”在发射了145次之后（这对一个临时性的系统来说已经是相当长的了），1972年结束任务时已经覆盖了5 200多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到1964年中期，这些卫星已经拍摄了苏联全部的25个洲际弹道导弹联合体。这一项目总耗资8。5亿美元，真是够划算的。
在返回胶卷的技术退出使用之前，“科洛纳卫星”使华盛顿能够及时了解到苏联的军事力量，包括引入的新式武器。它还建立了极其宝贵的照片档案，几乎涉及苏联所有的军事力量。这些档案涉及苏联所有的导弹发射基地，以及北德文斯克至关重要的海军建设设施，这些设施位于阿克汉杰尔斯克附近的白海海岸上，是负责生产苏联运载导弹的核潜艇舰队。哈尔·奥斯汀在他1954年的飞行中经过此处。“科洛纳计划”提供了有关苏联核武器项目、空军以及地面部队的关键情报。通过监控苏联是否守约使得裁军协议得以执行，并且还为军事制图者们提供了制图照片以改变制图的工艺。多年以后回想起“科洛纳”来，1963年在中情局接管“科洛纳”的巴德·华伦称之为“美国科技的胜利”。
在维护和平方面，卫星计划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限制了防御性开支，并减少了核战争的威胁。
林顿·约翰逊总统在1967年访问纳什维尔市时作了恰当的概括。“我们已经花费了3 500万美元或4 000万美元在太空计划当中，”他说，“即使除了从太空照片得来的情报之外我们别无所获，它也值整个项目所花费的10倍。因为今晚我们至少已经知道敌人拥有多少枚导弹，而这与我们从前的猜测相去甚远。过去，我们做了许多不必要的工作，建造了许多不必要的工程，怀有着许多不必要的恐惧。”
1985年，在“科洛纳”首次飞行成功25周年纪念日时，罗纳德·里根总统在“科洛纳”老兵聚会上发表演说。他告诉他们：“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经对这方面的伟人乔治·戈达德说，没有空军的侦察，‘你只会对你的防御安排和整个的军事设施感到恐惧。现在，如果你只能利用恐惧，你就是在为我们建造一个武装阵营。’这席话在今天和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一样正确，我想再确认一下他的结论，那就是日常的侦察能够提供的情报对美国来说是绝对关键的。”
这种情报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政策制定者们以及情报官员们都想拥有更加强大的间谍卫星。因为在科学技术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能够产生更高的期望。这就是在60年代早期，伴随着美国官员们对第一批从“科洛纳卫星”所发回的照片的深思，而在美国引发的后续事情。从卫星上搜集的情报信息是惊人的，但却是不完美的。这些照片虽然比U…2侦察机拍摄的范围广，但是却没有低空间谍飞机拍摄得清晰详细。尽管想尽了办法，可返回的卫星系统从太空发回照片的速度还是慢得令人沮丧。如果碰巧轨道上没有卫星或者当外部威胁突然发生时不能作好发射准备的话，就没有卫星图片来协助总统及其高级助手们了。这种弱点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中显得更加突出，当时肯尼迪政府被迫依赖U…2侦察机和低空侦察机来监视苏联的导弹基地。而U…2侦察机飞行员鲁道夫·安德森少校，则在10月末飞越古巴的时候被击中身亡。
在1967年的中东战争中，这些局限性又再次出现。卫星照片到达得太迟了，因而不能给华盛顿在下达命令时提供多少帮助，反而加剧了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居之间六天的冲突。到1968年秋天，“科洛纳卫星”还没有灵敏到可以预先通知白宫，苏联的军队将要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扼杀捷克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引进的自由主义改革。8月初的一卷胶卷表明入侵并不会立即发生。而这颗卫星在当月后期的另一批记录则表明苏军正准备进攻。当胶卷到达华盛顿的时候，侵略早已经开始了。
中情局技术情报办公室负责研究苏联的导弹和其他武器系统，其负责人是巴德·华伦。他在古巴导弹危机的紧张阶段和伦达尔一起在斯图亚特大楼里工作，并向肯尼迪总统介绍照片和其他日常情报信息。在摊牌以后，他为没有卫星数据而备受打击。“科洛纳”的改进并不够迅速。“在古巴导弹危机时，‘科洛纳’毫无用处，因为这些照片发回得太慢了。”华伦回忆说，“我们需要数据当天到达，而不是一个月以后。”
华伦不久就被指派负责解决这个问题。1963年6月，在他34岁的时候，他被指派负责中情局的科技活动。理查德·比塞尔一年前离开了这里。因为他指挥入侵古巴猪湾遭遇失败而成为了牺牲品。尽管肯尼迪总统在最后一分钟仍坚持拒绝给中情局培训的古巴流放者提供空中援助，他却为笨拙的进攻感到难堪，并希望中情局有新的领导。因为不愿接受降级，比塞尔于1962年2月辞职了，这发生在艾伦·杜勒斯被富有的加利福尼亚商人约翰·麦考恩所取代三个月以后。
在他退出的时候，比塞尔已经失去了詹姆斯·克雷恩和埃德温·兰德的支持。他们仍对中情局的事务有重要影响。“比塞尔发现自己正在与克雷恩和兰德进行一场大抗争”，中情局把它记录在U…2的秘史当中。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比塞尔没有在日常的侦察方面集中足够的注意力。他们尤其对比塞尔利用U…2侦察机来搜集老挝的某些秘密情报而感到恼火。中情局在老挝的行动并不是他们在迫使艾森豪威尔发展这种飞机时所说的那种高尚使命。克雷恩和兰德发现他的态度是如此恼人，因而他们建议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将侦察工作从比塞尔手中剥离，而将其置于他们所希望在中情局建立的一个新的科学董事会之下。
回想起在中情局的职业生涯，比塞尔后来坦率地记录道，他与“成功、遗憾以及一份仍没有在历史上停止并且也许永不停止的遗产”背道而驰。到1994年比塞尔84岁去世的时候，这句话是恰如其分的。《纽约时报》是第一个通过入侵猪湾事件来描写比塞尔的职业生涯的。他作为指挥U…2、“科洛纳”和A…12超音速间谍飞机发展的角色，以及更著名的设计空军模型和SR…71等事迹，在讣告中都处于次要的地位。新的评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他在改革间谍事业中所起的作用而言却是一个损害。
在比塞尔退出中情局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情局看似要放弃卫星事业，并向迫切希望获得控制权的五角大楼作出让步。华伦被授命一事，鼓舞了中情局，尽管相对年轻且没有受到过华盛顿权力中心的考验，华伦却被证明是一个令人鼓舞的选择。作为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学院培养出的智慧超群的物理学家，他把这份工作提升到了科学的高度。若干年整理拦截自苏联导弹试验的飞行数据的保密性工作，使其对情报在冷战中的重要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从他在技术情报办公室所处的高位的角度，他正确地认识到，如果让五角大楼垄断卫星也许会满足短期的军事需求，但是却会使国家失去衡量并遏制苏联的大型战略情报。他在捍卫中情局和国家的利益方面被证明是十分执著的。
华伦经常与五角大楼进行激烈的官僚斗争，他在中情局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创新性的科学与技术董事会。在詹姆斯·克雷恩和埃德温·兰德的帮助下，几年后，华伦引入了凯利·约翰逊的超音速间谍机，并为三颗革命性的新型卫星系统开始工作。这些卫星系统改变了20世纪后几十年世界上的间谍活动，就像U…2和“科洛纳”在它们那个时代一样具有深刻的意义。
事实上，在华伦1963年上任后的头几个月里，着手建立的这些卫星系统的性能令人眼花缭乱，使得“科洛纳”看起来就像笨拙的玩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