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堡的大师-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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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的口风很紧，马特廖莎说他杀了人，但那只是传闻。”
“不可能。我知道那个人，我同他长谈过。他不是杀手。”
结果证明不仅仅是传闻，确实是一桩罪行；受害者是那个乞丐，街那头的小巷子里发现了他的尸体。是看门人告诉他的，他听后大为震惊。伊万诺夫：那个总是在临终病榻或者葬礼墓穴旁边出现的面目可憎的家伙，不像是短命的。
“他们肯定他不是冻死的吗？”他问道。“为什么一定是凶杀呢？”
“哦，凶杀是不会错的，”看门的老头摆出一副消息灵通的样子回答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们有什么必要为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家伙大动干戈。”
吃晚饭的时候，马特廖娜大谈特谈凶杀案。她过度兴奋：她的眼睛发亮，话也说得没有条理。至于他呢，他有他的事情要讲，不过要等到她妈妈让她平静下来，上床睡之后再说。
他认为她已经睡着后，开始把他同涅恰耶夫见面的情况告诉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他声音压得很低，他知道大人的悄悄话———总是同奸诈和吸引人的事有关———能穿透孩子最深的睡眠。
安娜听说过涅恰耶夫这个名字，但不清楚是谁。不过她马上提出劝告，并且十分坚决。“你必须赴约。不知道真实情况，你心里不会踏实的。”
“可是我已经知道发生的事情。我不需要再知道什么了。”
她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他的不够热情使她难以理解：她只能把它当做冷漠。他怎么才能使她明白呢？要使她明白，他首先要用水底传出的声音说话，孩子的来自黑暗深处的清晰的恳求声。“亲爱的父亲，唱给我听！”声音会这么呼唤，她会听到。他在内心某个地方非但会发现那个声音还会辨出具体的字眼。此时此刻，他辨不出字眼。他有一种感觉，认为会在一首古时的歌谣里发现那些字眼。但歌谣不记载在书本上：而在他够不到的俄罗斯人民的心中。或者在一个孩子的心中。
“巴维尔不是报复心很强的人，”他终于结结巴巴地说。“不管谁杀了他，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脐带已经剪断，他同那人没有了联系。我要以他为榜样。我不要受到报复心理的毒害。”
他还有好多话可说，可是现在不行。比如说，巴维尔不喜欢复述他跌落的经过情形。巴维尔感到特别孤独，需要别人为他唱歌，安慰他，向他保证绝对不会把他抛在水底不管。
他同那女人之间有片刻沉默。星期天以来，他们两人还是第一次单独相处。她显得疲惫。她无力地垂着肩膀和手，脖子上显出了褶皱。他再一次清楚地体会到她比他的妻子老，他们虽不能算是老一代的人，不过也相差不远了。他希望自己不必非注意到这一点不可。他从涅恰耶夫那里回来，没有过多少时间；涅恰耶夫年轻，像魔鬼一样精力旺盛，那些次要的魔鬼都很年轻。
他一阵冲动，抓住了她的手。她诧异地抬起眼睛。
“我不是嗾使你报仇，”她款款说道。“你对巴维尔的看法是正确的：他没有报复的本性。但是他有正义感。你得守约。了解尽可能多的情况。不然你心里永远得不到安宁。”
他仍旧握住她的手。从她手上他感觉到一种回应他的、只能称之为体贴的压力。
“正义，”他深思地说。“一个冠冕堂皇的词。人们真能在正义和复仇之间划一条分界线吗？”当她似乎不理解时，他又说：“那岂不是涅恰耶夫的独创性吗———他管他的组织叫做人民复仇，而不叫做人民正义。他至少是诚实的。”
“是吗？难道那就是人民希望得到的信息：他们追求的是复仇，而不是正义？我不这样认为。为什么人们都认真对待涅恰耶夫？为什么随便哪一个人，学生、容易激动的年轻人，都把他当一回事？说到头，他有什么力量？”
“当然，不是生的力量，而是死的力量。只要有一种精神，小孩也能像成人一样杀人。也许这又是涅恰耶夫的独创性：他说出了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有关我们的孩子的话；他让席卷年轻俄罗斯的那种沉默而严峻的力量发出了声音。我们不问不闻；他便带了斧子来了，非让我们听到不可。”
她的手本来生气勃勃，现在突然变得死气沉沉。感情丰富的女人，他想着，松开了她的手。同她的女儿一样。也许还同样容易受到伤害。
他要抱她，把她搂在怀里，修复破裂的东西。他应该中止这种只会使她感到排斥和疏远的谈话。但是他没有。
“说到头，你永远不能通过宣扬一种与人们格格不入的、或者对他们毫无意义的精神，来号召人们拥护你的事业。当然，他不是那样解释的。他自称为唯物主义者。那只是时髦的行话罢了。实际上，他就是希腊人所说那种恶鬼附身的人。恶鬼对他发号施令。那才是他力量的源泉。”
他又想道：现在我必须打住了。然而，枯燥的、致命的言语依旧纷至沓来。他知道他已经同她失去了联系。
“巴维尔身上肯定也有恶鬼，不然的话，巴维尔为什么响应他的召唤？认为巴维尔没有报复心理是好事。对死者有好评是好事。不过对他来说有点言过其实。我们不能感情用事———在日常生活中，他同任何别的年轻人一样，也是有报复心理的。”
她站起来。他自以为知道她要说什么话，而且出于颜面考虑，已经准备好为自己辩解。他以为他听到的将是：你自称是巴维尔的父亲，但是我不相信你爱他。可是他估计错了。
“我对那个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一点都不了解，我只能接受你告诉我的话，”她说，“但是单凭我听到的话，我很难区别你和涅恰耶夫两人中间谁更希望巴维尔属于复仇党。我和巴维尔毫无关系，我当然不是他的母亲，但是为了他和他的名声，我应该提出异议。你同涅恰耶夫争斗，不应该把他也卷进去。”
“涅恰耶夫不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是人们一贯的误解。他是另一种人。”
“无政府主义者，虚无主义者，不管他是什么，我都不要听了！我不希望争斗和憎恨给带进我的家！马特廖娜现在已经够激动的了；我不希望她受进一步的影响。”
“不是无政府主义，也不是虚无主义，”他固执地接着说。“你们给他贴上标签的时候，忽略了他的独特之处。他并不是以思想的名义采取行动。他觉得身体里有什么蠢蠢欲动时，才采取行动。他是感觉论者。是感觉的极端主义者。他在生活里要把感觉能力发挥到极致，要把肉体认识发挥到极致。因此他才说出天下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事情这类话———如果他不在乎解释自己的行为，他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
他停了下来。他又一次自以为知道她要说什么；或者即使没有说出口，他也知道她想说的是什么：那么你呢？难道你就很在乎吗？
“你认为他为什么选择斧子作为武器？”他说。“假如你想想斧子，假如你想想它的含义———”他找不到适当的词，便绝望地举起手。斧子，人民复仇的工具，老百姓的武器，粗糙，沉重，无法对付，挥动时使足全身力气，拿出一生积聚的怨恨，劈下去时带着邪恶的欣喜。
第十部分制弹塔（2）
两人沉默了片刻。
“有些人的感觉不是通过自然的方式形成的，”他终于平和地说。“谢尔盖·涅恰耶夫一开始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比如说，不能同女人发生正常关系的男人。不知道那是不是造成他种种怨恨的原因。也许未来的情况就是这样：感觉不再通过老的方式形成。老的方式要耗尽了。我指的是爱。爱将要耗尽了。于是必须寻找别的方式。”
她说话了。“够啦。我不想再谈了。九点多了。你要走的话———”
他站起来，鞠了一躬，走了。
十点钟，他如约来到喷水池。一阵阵劲风夹带着雨点，激起运河里的黑水。空荡荡的堤岸上，灯柱给刮得丁当直响。屋顶和阳沟传来汩汩的水声。
他在一幢房屋的门口避雨，心情越来越烦躁。如果我着了凉，这就是直接的诱因。他很容易感冒。巴维尔从小也是这样。巴维尔住在她这里时有没有得过感冒？是她亲自看护他，还是由马特廖娜照料？他想象马特廖娜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柠檬茶，惟恐泼洒出来，小心翼翼地进房间的情景；他想象巴维尔黑发的脑袋靠在白布套的枕头上微笑的模样。“谢谢你，小妹妹，”他似乎听到了巴维尔粗哑的男孩的嗓音。极其平常的男孩的生活！反正附近没有人，他低下头，像一头病牛似的呻吟起来。
这时候，她站到他面前，好奇地打量着他———不是马特廖娜，而是芬兰姑娘。“您不舒服吗，费奥多尔·米海伊洛维奇？”
他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既然没有不舒服，就跟我走吧，”她说。
正如他担心的那样，她带他沿着运河，朝细木工码头和老制弹塔走去。因为风大，她提高了嗓门，友好地同他攀谈起来。“您要知道，费奥多尔·米海伊洛维奇，”她说，“您今天下午谈论人民的那番话是不会为您加分的。以您的经历来说，您让我们感到失望。不管怎么说，您为了信仰去过西伯利亚。我们因此尊敬您。甚至巴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也尊敬您。您现在可不能松劲啊。”
“甚至巴维尔？”
“不错，甚至巴维尔。你们那一代人吃过苦，现在巴维尔也作出了牺牲。您没有理由不骄傲地昂起头。”
她似乎有一面小跑一面聊天的本领。他却胁腹作痛，气喘吁吁。“慢一点，”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你呢？”他终于说。“你怎么啦？”
“我怎么啦？”
“你自己怎么啦？你将来能昂起头吗？”
她在一盏疯狂地摇晃的街灯下停下来。光和影在她脸上交叉晃动。以前他把她看作一个拿伪装闹着玩的孩子，没有把她当一回事，现在看来是错了。尽管她的身材不成样子，他现在在她身上发现了一种冷静的女人的品质。
“我在这里呆不了多久，费奥多尔·米海伊洛维奇，”她说。“谢尔盖·根纳德维奇也一样。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巴维尔的遭遇随时都可能落到我们任何一个人头上。因此别开玩笑了。如果您拿我们来开玩笑，要记住您也是在开巴维尔的玩笑。”
今天他第二次产生了要揍她的冲动。她显然也感觉到了他的愤怒：事实上，她仰起头，看他敢不敢打她。他为什么这么容易发怒？他怎么啦？他是不是变成了那种不能控制自己脾气的老头？或者更糟糕的是：如今绝了后，他非但老，而且脾气也坏得像愤怒的孤鬼游魂。
早在彼得堡建城之初，细木工码头上就有了那座制弹塔，但废弃已久。尽管有一块禁止闲人入内的告示牌，附近胆子较大的男孩把它当成了游乐场所，他们通过安装在墙上的螺旋形防护铁圈爬上离地一百英尺高的熔炉室，甚至爬到更高的砖砌烟囱。
钉有许多圆头钉的大门是上闩锁住的，但是后面的小门早就被肆意破坏的人踢开了。一个男人在小门的阴影里等候他们。他含混地向芬兰姑娘打个招呼，她便跟他进去。
空气里有一股子粪便和发霉的气味。暗地里传出一连串低声骂人的脏话。等候他们的那个男人划了一根火柴，点燃了提灯。几乎就在他们脚下，有三个人挤在一起躺在一个麻袋布垫子上。他扭过头，望着别处。
提灯的是涅恰耶夫，他穿着掷弹兵军官的黑色长大衣，脸色苍白得不自然。难道他忘了洗去化妆粉？
“我爬高要昏眩，还是在下面等吧，”芬兰姑娘说。“由他带领您去那里。”
塔的内墙有盘旋而上的梯级。涅恰耶夫把提灯举得高高的，开始攀登。在封闭的空间里，他们的脚步响声很大。
“他们是从这里把您的继子带上去的，”涅恰耶夫说。“也许事先已经把他灌醉了，容易行事。”
巴维尔。这里。
他们一步一步往上爬。他们下面的水池已经被黑暗吞没。他一天一天地追溯到巴维尔死去的那天，数到二十就记不清了，重新再数，数到二十又记不清了。是不是那么多天以前，巴维尔也爬过这些同样的梯级？他为什么数不清了呢？梯级数，天数———它们之间仿佛有点联系。每登一级楼梯就从巴维尔的数目中减去一天。同时进行顺数和倒数———这一来他是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