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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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周作人：《立春以前·〈广阳杂记〉》。
［2］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小说的回忆》。
［3］周作人：《过去的工作·关于竹枝词》。
［4］周作人：《夜读抄·〈花镜〉》。
［5］周作人：《瓜豆集·关于鲁迅》。
［6］周作人：《我的杂学·三》，收《苦口甘口》。
［7］鲁迅：《坟·灯下漫笔》，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211—212页。
［8］载1923年1月1日《妇女杂志》第9卷第1号，收《谈虎集》。
［9］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法布耳〈昆虫记〉》。
［10］周作人：《夜读抄·〈金枝上的叶子〉》。
［11］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结婚的爱〉》。
［12］［18］周作人：《泽泻集·〈镜花缘〉》。
［13］周作人：《书房一角·妖术史》。
［14］周作人：《夜读抄·〈一岁货声〉》。
［15］周作人：《苦口甘口·读〈鬼神论〉》。
［16］周作人：《夜读抄·〈蠕范〉》。
［17］周作人：《雨天的书·读〈欲海回狂〉》。
［19］周作人：《雨天的书·读〈纺轮的故事〉》。
［20］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164页。
［21］［22］周作人：《〈一蒉轩笔记〉序》，原载1943年6月20日《华北作家月报》第6期及8月《风雨谈》第4期，见钟叔河编《知堂序跋》，第140—141页。
［23］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九八 拾遗（壬）》。
［24］此文收入《诗论》，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
［25］周作人：《秉烛谈·关于俞理初》。
［26］［27］周作人：《秉烛后谈·俞理初的诙揩》。
［28］周作人：《秉烛谈·谈笔记》。
［29］［30］周作人：《立春以前·〈广阳杂记〉》。
［31］周作人：《秉烛后谈·自己所能做的》。
［32］周作人：《药堂杂文·读书的经验》。
［33］周作人：《苦口甘口·陶集小记》。
［34］周作人：《夜读抄·〈颜氏家训〉》。
［35］周作人：《药堂杂文·读〈初潭集〉》。
［36］周作人：《风雨谈·关于家训》。
［37］周作人：《书房一角·读〈南阜山人诗集〉》。
［38］周作人：《过去的工作·焦里堂的笔记》。
［39］周作人：《苦竹杂记·蒋子潇〈游艺录〉》。
第一部分第三讲 性心理研究与自然人性的追求（1）
（一）
中国现代作家沈从文曾经宣布：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1］这同样是周作人的追求；或者说，它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作家的共同趋向，周作人正是他们当中的思想家。
发表于1919年初的《人的文学》，无疑是周作人的宣言书，是他在中国建造“人性”小庙的最初尝试，是他的“人学”结构的初步展示，并由此奠定了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与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人的文学》一文的最大贡献，是把五四人的发现与文学的发现统一起来，将五四思想革命精神灌输到文学革命中去，在“人”的历史焦点上，找到了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契合点。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特地强调：“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这不仅显示出周作人自身着重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探讨社会、人生、人性问题的特点［2］，而且因此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两大旗帜互相联结起来。这样，周作人的“人学”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十分鲜明的“反封建”的历史内容与倾向性。
周作人的“人学”的第二个特点，是他自觉地运用生物学、文化人类学、道德史、性心理等学科的知识去认识“人”，第一次揭开了蒙在“人”身上的种种神秘的面纱，使得中国人民有可能把对人自身的认识建筑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
诚然，如周作人自己所说，他所讲的，并非新道理，“要说是新，也单是新发见的新，不是新发明的新”［3］，不过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再发现，再介绍，再运用，并无多少独立的创造与发挥［4］。但是，就是这些今天看来不无简陋的“再发现，再介绍，再运用”，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轩然大波，被视为“骇世惊俗”之言。历史的阴差阳错，把并无理论兴趣，也无理论创造力的周作人推上了理论家的位置。
（二）
在周作人的“人学”里，关于妇女、儿童的研究，占据了特殊的地位，构成了周作人思想的主要特色之一。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曾经谈到，欧洲关于“人”的真理的发现，早在15世纪即已开始，而“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他接着怀着不无痛苦的心情指出，在中国，“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摆在周作人这一代面前的任务，正是要补历史的这一课。
对于妇女、儿童的命运，特别是妇女命运的特殊关注，在周作人是有他个人的“理由”的。
他一再地提及童年时代所留下的永远抹不掉的记忆——抚养我的祖母也是属虎……她的最后十年我是亲眼看见的，她的瘦长的虔敬的脸上丝丝刻着苦痛的痕迹，从祖父怒骂的话里又令我想见她前半生的不幸。我心目中的女人一生的运命便是我这祖母悲痛而平常的影象。……如今我有了一个属虎的女儿，……不禁使我悲感，也并不禁有点迷信。我虽然终于是懦弱的人，当时却决心要给她们奋斗一回试一试，无论那障害是人力还是天力。［5］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又谈到，生活的经验使他“向来怀疑，女人小孩与农民恐怕永远是被损害与侮辱，不，或是被利用的”［6］。
这都说明，周作人对妇女、儿童的重视，是包含有他从个人的人生经验中获得的、对“弱小者”——被损害与被侮辱者的深刻同情这一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内涵，这自然是五四时代精神的一种反映。
然而，在五四时期对妇女问题的重视，其意义并不止于此。
五四时期“人的觉醒”的一大特色，是“个人意识”与“人类意识”的同时觉醒。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首先提出“人”“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因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这使人们很自然地联想起同一时期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里所说的一段话：“盖国之观念，其愚亦与省界相类。若以人类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良，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以如此国而尚能改良故）；若其灭亡，亦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7］这种自觉的人类意识当然并不限于周氏兄弟，而为五四时期先驱者所共有。周作人说：“我们这时代的人，因为对于偏隘的国家主义的反抗，大抵养成一种‘世界民’的态度。”［8］这种以“人类”的一员自居，把“个人”的发展与“人类”的发展联系起来的新的眼光，新的思考习惯，对中国“以家族为中心”的传统观念是一个有力的突破，同时，也从意识形态变迁的特定角度，反映了我们民族已经从封闭的锁国状态中挣脱出来，开始走向世界，成为“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这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的。
于是，对于妇女问题的观察，又获得了新的角度，新的认识。如果说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妇女仅仅作为家族繁衍的工具才获得存在的价值与地位，妇女的“三从四德”是维系封建家族制度的稳定与巩固的基本条件；那么，现在妇女不仅具有个人的独立地位与价值，而且成为“人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获得了全新的意义：“妇女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不单是关于女性的问题。”［9］这一方面说明，“在居人类的半数的女性，人格尚不被正确的认识，尚不曾获得充分的自由，不能参与文化的事业以前，人类无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