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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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早年即喜读杂书，从三十年代开始，又有计划地阅读了大量前人笔记，尤其是晚明与清代笔记，写了不少读书笔记、札记一类的文章。如何看待周作人这一类散文，历来有不同意见。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专抄古书，不发表意见”，无异于“文抄公”。周作人对此类议论颇感不公，曾作自我辩解，说他的意图是“想在中国提倡”英法两国式的随笔，“性质较为多样”［79］。验之于周作人的实践，这是大体可信的：他写“笔记”的笔记，广为介绍，确实是试验在“性质较为多样”的“随笔”中创造出一种“新体”，即“笔记体的散文”。他说：“以前的看笔记可以谓是从小说引申，现在是仿佛从尺牍推广”，“我把看尺牍题跋的眼光移了去看笔记，多少难免有龃龉不相入处，但也未始不是一种看法，不过结果要把好些笔记的既定价值颠倒错乱一下罢了”［80］。所谓“看尺牍题跋的眼光”即是不仅把原作者的“笔记”，而且把自己写的“读笔记的笔记”都看作是个性的自由、随意的抒写。这里的关键自然是对“笔记”的选择：由于选择的标准带有极强的主观性，所选出来的“笔记”自然就打上了作者“自我”的鲜明印记；周作人说他大量阅读中能够入选的书却很少［81］，实际是与自己性情相合者寥寥，这里自然免不了有几分寂寞感。反过来，一旦入选，就无一不如周作人似的，思想宽大，见识明达，趣味渊雅，懂得人情物理。因此，读周作人这类“笔记体”散文，就像是参加一次三人促膝对话：古人（原作者），今人（读者），以及周作人，彼此进行着心的交流，知古通今，超越其上的历史、现实合为一体，最后都“统一”到周作人“自己”那里去。这类“自我”外化物的“笔记体散文”实际上是最充分地体现了周作人散文的“自我表现”本质的。
注 释：
［1］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鲁迅全集》第13卷，第164页。
［2］傅东华：《为小品文祝福》，见《小品文和漫画》，第153页。
［3］［4］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一》。
［5］周作人：《看云集·〈冰雪小品选〉序》。
［6］明末这种交融限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内部各学派之间，五四时期出现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体系的交融。
［7］周作人：《永日集·〈杂拌儿〉跋》。
［8］［10］废名：《关于派别》，载1935年4月20日《人间世》第26期。
［9］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周作人小品〉序》。
［11］周作人：《谈虎集·后记》。
［12］周作人：《苦茶随笔·杨柳》。
［13］周作人：《苦竹杂记·〈醉馀随笔〉》。
［14］周作人：《谈虎集·剪发之一考察》。
［15］周作人：1931年7月30日《与废名君书》，收《周作人书信》。
［16］郁达夫一再说，“周作人头脑比鲁迅冷静，行动比鲁迅夷犹”（《〈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见《郁达夫文集》第6卷，第273页），废名也说，“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十年以来，他写给我辈的信札，从未有一句教训的调子，未有一句情热的话”（《知堂先生》，载1934年10月5日《人间世》第13期）。
［17］周作人：《永日集·〈桃园〉跋》。
［18］周作人：《立春以前·明治文学之追忆》。
［19］［20］周作人：《看云集·中年》。
［21］周作人：《苦竹杂记·〈柿子的种子〉》。
［22］周作人：《书房一角·〈桥〉》。
［23］周作人：《立春以前·文坛之外》。
［24］［25］［26］转引自孙席珍：《论现代中国散文》，收孙氏编选《现代中国散文选》（下）。
［27］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见《郁达夫文集》第6卷，第274页。
［28］周作人：《苦雨斋序跋文·〈杂拌儿之二〉序》。
［29］［62］［66］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
［30］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圣书与中国文学》。
［31］朱光潜：《陶渊明》，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255页。
［32］周作人：《永日集·〈桃园〉跋》。
［33］见曹聚仁：《鲁迅先生》，见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先生纪念集·悼文第三辑》，第58页。
［34］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五至六）》，见《鲁迅全集》第3卷，第43页。
［35］周作人：《谈龙集·〈竹林的故事〉序》。
［36］周作人：《风雨谈·毛氏〈说诗〉》。
［37］何其芳：《两种不同的道路》，见《何其芳文集》第4卷，第27页。
［38］周作人：《谈龙集·有岛武郎》。
［39］［40］周作人：《谈龙集·〈自己的园地〉旧序》。
［41］［42］周作人：《瓜豆集·结缘豆》。
［43］［44］［45］［46］周作人：《药味集·〈春在堂杂文〉》。
［47］周作人：《雨天的书·沉默》。
［48］周作人：《雨天的书·济南道中之三》。
［49］周作人：《药味集·序》。
［50］［51］［52］周作人：《风雨谈·小引》。
［53］参看本书第二讲《两大文化撞击中的选择与归宿》第二部分的有关分析。
［54］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
［55］周作人：《雨天的书·山中杂信》。
［56］周作人：《泽泻集·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57］［58］周作人：《〈往昔·修禊〉说明》。
［59］［60］周作人：《雨天的书·与友人论性道德书》。
［61］周作人：《苦竹杂记·笠翁与随园》。
［63］周作人：《药堂语录·〈耳食录〉》。
［64］周作人：《苦竹杂记·笠翁与随园》。
［65］周作人：《药味集·谈俳文》。
［67］周作人：《苦雨斋序跋文·〈杂拌儿之二〉序》。
［68］周作人：《药堂语录·〈如梦录〉》。
［69］［70］周作人：《雨天的书·十字街头的塔》。
［71］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北京的风俗诗》。
［72］周作人：《立春以前·〈笑赞〉》。
［73］周作人：《秉烛后谈·〈水田居存诗〉》。
［74］周作人：《夜读抄·〈五老小简〉》。
［75］周作人：《雨天的书·日记与尺牍》。
［76］周作人仍然有所保留，他说，“自己的真相仿佛在心中隐约觉到，但要他写下来，即使想定是私密的文字，总不免有做作——这并非故意如此，实是修养不足的缘故”。见《雨天的书·日记与尺牍》。
［77］周作人：《瓜豆集·关于尺牍》。
［78］如《养猪》的持光、《乌篷船》的子荣都是周作人的笔名。
［79］周作人：《周曹通信集》甲（五十五）。
［80］周作人：《秉烛谈·谈笔记》。
［81］周作人在《〈一蒉轩笔记〉序》（载1943年6月20日《华北作家月报》第6期）里说：“丁丑秋冬间翻阅古人笔记消遣，一总看了清代的六十二部，共六百六十二卷。……看过中意的篇名，计六百五十八则，分配起来一卷不及一条，有好些书其实是全部不中选的。”
第三部分第七讲 周作人的文艺批评（1）
周作人在他的文艺批评旗帜上写着两行大字：“自由——宽容”，“个性——表现自己”。这使他成为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批评家之一，直到三十年代，著名的左翼批评家阿英还充分地肯定他的批评活动“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1］。但也正是这两面理论旗帜，从一开始就引来了责难、非议，而以后批评（以至批判）逐步升级，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批评史上的历史地位也受到了怀疑与否定。在中国现代批评史上，恐怕还没有一位批评家享有周作人这样的殊遇。他的文艺批评理论与实践，也因此获得了一种文学史的研究价值：
不仅理论、实践本身，而且对其历史评价所发生的变化，都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某些历史特点与规律。
（一）
五四时代的批评家群体是奠基者、开拓者的一代，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是用自己的批评活动为新文学的发展开路，充当历史的“清道夫”［2］，同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确立现代批评的独立品格与独立地位。周作人之所以成为五四批评家群体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之一，就是因为他的批评理论与实践比较自觉、也比较充分地体现与满足了这一历史要求。
首先，周作人从上述历史要求出发，对“批评的自由与宽容”原则作出了独特的阐释，使其具有鲜明的五四时代特色：“当自己求自由发展时，对于迫压的势力，不应取忍受的态度；当自己成了已成势力之后，对于他人的自由发展，不可不取宽容的态度”，“所谓宽容乃是说已成势力对于新兴流派的态度”［3］。
在这里，周作人的“自由、宽容”观显然有着“除旧布新”的鲜明倾向性；“已成势力”即在文坛上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旧文艺不仅“不在宽容之列”，而且任务恰恰是要从旧文艺的统治下争取“新兴流派”即新文艺的生存发展权利，“自由”、“宽容”的环境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必要条件。这样，周作人批评旗帜中的“自由、宽容”原则就具有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战斗品格，同时，也是对中国“委曲求全”“于已成之局”、“求全责备”“于初兴之事”［4］的传统文化心理的一个历史的反拨。
周作人由此出发，自觉地把握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五四新文化的精神，从对封建旧文艺的批判，开始了他的文学批评活动。他连续写了《论“黑幕”》、《再论“黑幕”》，尖锐地指出，所谓“黑幕小说”实质上是“中国国民性社会情状变态心理”的反映，毫无“文学上的价值”［5］。他又首先明确地把泛滥于洋场、表现“现代的恶趣味——污毁一切的玩世与纵欲的人生观”［6］的作品，称之为“鸳鸯胡蝶体”［7］，并一再地给予有力抨击。对黑幕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学批评确立自己历史地位的很关键的两次大战斗，周作人都起了先锋作用，其所向披靡的战斗风貌，至今仍然令人神往。但真正确立周作人在现代批评史上奠基者之一的历史地位的，还是他在旧营垒的一片反对声中，正面肯定新文艺成就的评论文章。正是周作人第一个对郁达夫的小说《沉沦》里骇世惊俗的性苦闷的描写作出了科学的分析，指出作者所表现的实质“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文章反复强调“《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反对封建文人“凭了（旧）道德的名来批判（新）文艺”［8］。周作人另一篇评论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的文章，对那些攻击汪静之的情诗“有不道德的嫌疑”的腐朽之论痛加驳斥，并且预言“倚了传统的威势去压迫异端的文艺，当时可以暂占优势，但在后世看去往往只是自己‘献丑’”［9］。当现代文学的经典《阿Q正传》刚刚发表时，京城的大小官僚一片惶恐，又是周作人首先对《阿Q正传》深含的思想意义、艺术风格与渊源作出了深入中肯的分析［10］。周作人的这些评论不仅具有强有力的战斗威慑力，而且显示出批评家对于作品内在价值的深刻理解与科学把握，使作家不由产生“深得我心”之感。郁达夫甚至在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