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点:影响未来中国的12个月-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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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一年间，中国的富豪们命运多 。从年初河南乔金岭的猝死，到深圳吴志剑被判入狱，再到上海周正毅钱永伟折戟沪上，直至年底遭受媒体空前质疑的许荣茂和孙广信，福布斯排行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劫难重重。北京有观察人士将之概括为三重劫难：富豪之疑；富豪之囚；富豪之死。
第一部 “公正主义”终结“惟富时代”第三章 官商：相逢在狭路（2）
三重劫难
中国的媒体还没有养成公开质疑公众人物的习惯。北京一家经济媒体的副总编辑觉得，尽管银广厦开了先例，但像许荣茂和孙广信这样不幸的，可谓少见。
“父亲是个非常细致严谨的人，他埋头做事，每个细节都认真对待，一个灯也可以调上几百次。”儿子许世坛曾如此评价父亲。据称，在传媒质疑许荣茂和他的公司之前，中国地产界对这一评价深信不疑，他们相信顽强霸占着富豪排行榜第七把交椅的许荣茂，在资金和股权运作方面是“滴水不漏”的。
遗憾的是，一向滴水不漏的许荣茂和他的世贸集团，在南京宝善地块的收购事宜上“漏水”了。2003年6月9日南京市国土资源局正式挂牌出让宝善地块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宝善地块无人问津。25天后，许荣茂一掷18亿人民币，鲸吞了整个宝善地块。
南京媒体打破沉默：“没有争抢没有拼杀，巨无霸宝善地块拍卖现场，由于只有一家开发商竞拍而意外平淡收场。”这惟一一家就是世贸集团。有人认为报道中的弦外之音很明显：“世贸集团何以能唱独角戏？”
就是这样一个含蓄的质疑，很快经由全国媒体的放大，从而招致各界对世贸集团的议论纷纷。这当中，最具杀伤力的是《新财富》杂志和《21世纪经济报道》，前者将许荣茂作为封面人物，配以“地产阴谋”的封面标题隆重推出，后者在头版发表了对世贸集团的调查。《股市公告先于政府招标，许荣茂18亿问题圈地》，类似的新闻标题使许荣茂家族如坐针毡。最后致使南京方面也不得不出面召开新闻发布会，以正视听。
末了，媒体对世贸集团资金运作的追根究底的兴趣， 迫使保持着神秘色彩，极少公开露面接受媒体访问的许荣茂，座到了新闻记者的面前，回答媒体的质疑，以期改变世贸集团忽然树立的“黑箱”形象。
正在许荣茂焦头烂额之际，远在新疆的孙广信也同样遭受到媒体的“炮轰”。
退役军官出身的孙广信，是200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第三号人物。曾去牟其中的南德集团偷师学艺的孙，在《新财经》对其发难之前，在媒体世界的形象是积极、正面对青年具引导意义的。可这一回，媒体为孙的广汇集团总结了五大疑点。（详见本期报道）
被诘问的富豪们忙于四处救火，而无端失去生命的富豪们则再也没有机会向世人解释其巨额财富的来源是否清白了。
2003年9月7日，没有任何征兆，52岁的乔金岭猝死于自家守卫森严的别墅里。乔是黄河实业集团的掌门人，中原首富，一个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传奇人物。坊间的说法是，资金链出现问题的乔死于自杀。而被公布的死因却是脑溢血。
迄今，众说纷纭的乔的死亡还没有新的说法被公布，这与今年1月22日的李海仓之死很是不同。福布斯排行榜上第27位的李，是海鑫集团的创始人，山西人的骄傲。是日，他被旧日同学，用一杆锯掉枪杆的土枪枪杀于自己的办公室。
尽管中国的传统是为死者讳，但一些媒体却在李死后揭露出所谓的海鑫集团的真相，真相中有一例：海鑫集团为了取得银行抵押贷款，不惜找审计师事务所，将2000万的资产评估为3000万。显然，这样的真相，是不利于海鑫和死者的形象的。
死者已矣，2004年的新年还没有到来，人们似乎对死者已失去了关注的兴趣。比较之下，人们对周正毅和吴志剑这样的囚者，兴趣要大得多。囚牢之中的他们，正在被人们从反面总结我们这个法治还不够完善的社会，在转轨时期是如何地被钻空子。
第一部 “公正主义”终结“惟富时代”第三章 官商：相逢在狭路（3）
问题富豪，问题不仅在于富豪
探讨中国富豪问题，有学者建议本刊将眼光推移到2003年以前。2003年的富豪问题只是仰融杨斌刘晓庆这些2002年问题富豪们的继续。学者们就此提出疑问：问题出在富豪本身，但所有的问题都是富豪制造的吗？
“显然不是。”经营了十年民间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茅于轼说。根据吴敬琏等经济学界人士的分析，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里，为机会主义者提供了太多可以利用的制度弹性，或者说法律漏洞。
仰融，一个孤独的博奕者，当他的口吻开始变得悲凉的时候，依旧有人说，“仰融不是所谓受迫害的民企代表。”
仰融是什么？
有人说，他是摸着石头过河之后的落水者。
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话。它对中国改革的巨大贡献毋庸质疑。但，摸过河之后，中国却在一些层面留下了一些无法破解的难题。譬如戴“红帽子”戴出的产权纠纷。
问题出在华晨的身份上，国有的还是民营的？按照仰融的说法，当然是民营的。仰融认为自己之不过审时度势为自己的企业戴了一顶国有的“红帽子”，但这个说法目前还是一相情愿。财政部和辽宁方面宣称，“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认定华晨资产是国有资产。”如此说来，仰融只是一个国有资产的代理人而已。
事实如何，当下法律还没有最后裁决。一些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反思的是，如果仰融一开始就是国有资产代理人，那么，除了咒骂仰融太狡猾，是不是还要问一句：仰融试图转移国有资产没有成功，有没有其他仰融成功了？
所以，很多公众开始赞成经济学家吴敬涟论点：“改革进行到今天，我们不能再摸这石头过河了。”
刘晓庆已经走出了囚禁他的监狱，但是围绕税案中的刘晓庆的批评和剖析，还在继续，在开放和多维的舆论中，有人指出，刘晓庆事件拷问我们税收制度的弹性。
制度是社会良性运转的途径和保障。社会的有效运行，仰仗于各种各样的制度，因此制度的制定是为了给我们行为处事决策提供一个标准，一个必须遵守的准则，但是，如果一个制度弹性太大，也必然会使制度的严肃性遭遇挑战。
肖余恨在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江南时报》上撰文说，刘晓庆沦为今天的地步，除了她对自己的浮躁与贪欲应负的主要责任之外，税收制度的弹性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据称，刘在公司账目上做手脚，是从1996年就开始的事情，究竟是谁把她惯了这么多年？是弹性太大的制度。在一个不完备的市场经济环境里，广泛的社会关系，近乎“专业的公关手段”，极大地延伸了制度的弹性空间。
杨斌的谎言被拆穿了，坊间称之为骗子。这样的说法有可能小看了杨斌，无论如何，从一个孤儿发展到中国大陆“第二富豪”，再到朝鲜第一个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这样的人生不是一个小小的骗子所能做到了。
于是，舆论用“机会主义者”来描述杨斌。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之初，仅仅几年的时间，杨斌就完成了一个机会主义者最为灿烂夺目的杰作。事实上，机会主义是中国转型时代普遍流行的心态。这样的心态，不仅机会主义者杨斌有，帮助杨斌建造空中楼阁的地方政府和官员也有。当政府被赋予过多的经济职能，政府的边界在哪里？机会主义的边界又在哪里？这是一个难以量化的问题。边界越模糊，机会主义者的故事就会越精彩。所不同只是机会主义者面孔的变换。
权威机构的一份调查报告曾显示：“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高收入阶层而言，相当一部分积累下来的财富来源于游离社会监管体系的‘灰色地带’，掺杂着浓重的冒险家和暴发户的味道。”
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中国市场经济最为热闹也最为无序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问题富豪的诸多问题，都可以经济学中的著名理论博奕论诠释之。转轨过程中，中国上演的好比是一场“囚徒困境”式博弈的大戏，你使坏只是因为别人在使坏，别人先坏是因为怕你会使坏。好比你的竞争对手都在逃税漏税行贿受贿，而你不偷不漏不贿，你怎么活？你的高尚可能成为你的墓志铭，你的超前反使你成为“革命先烈”。你又如何能有机会笑到最后笑得最好，并且进入《福布斯》富豪榜呢？
中国市场经济转轨的航船正在徐徐驶入法制化、规范化、完善化的轨道。中国证监会赵晓博士说，富豪们除非赚取阳光下的利润，否则财富背后将永远拖着一根原罪的尾巴，就会像百年孤独中那个长出猪尾巴的孩子。
对中国的富豪而言，听取这样的忠告自然是有益的。但是需要听取忠告的显然不仅是富豪，还有为富豪制定制度的人们。
第一部 “公正主义”终结“惟富时代”第三章 官商：相逢在狭路（4）
偶然之后的必然
无论是富豪之疑，还是富豪之死，抑或富豪之囚，在沉迷于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学的研探者看来，富豪们看似偶然的遭遇，一定程度上都有其必然性。在中国一步步走向法治市场经济的时代的今天，所有的偶然串联在一起，就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必然性的规律曲线。
如果将中国富豪的命运，和一个假设的三十年的市场经济“三段论”联系起来，这样的一条曲线，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是争论的十年，其议题是要不要搞市场经济，争论的关键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这样的争论中，今日的中国富豪们摸着石头过河了。
随后的十年，是尝试的十年，中心思想是怎么搞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激励等成为社会通用的流行词汇，很多富豪是在这个阶段成长于真正的富豪的，制度弹性为机会主义者提供了在法律模糊地带快速积累财富的机会。
自本世纪初开始尚未结束的十年，是规范的十年，核心内容是如何以法治来完善市场经济，法治、有限政府和程序公正正在或将要赢得同等的地位。
由是可见，大量的富豪集中在第三个阶段落马，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中国走向法治市场经济的必然。
比较之下，香港更早地进入了“三段论”中的第三阶段。在那里，中国富豪们可以充分利用的转型时期的法制漏洞要少得多。或缘于此，今年夏天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内，上海首富周正毅，万泰系的控制人钱永伟以及上海腾达掌门人许培新，在香港廉正公署的“六月风暴”中接连沦陷。
评论家认为，沪上三富豪折戟香港，是因为香港的法制环境比内地完善。较之内地，香港的市场经济更为成熟，法制环境更为完善，政府对金融的监管更为严密，权力寻租的空间相对较小，凡此，对投机家来说，都意味着比内地大得多的风险，而没有深谙国际金融中心游戏规则的富豪们，还在以他们往日的习惯，凭借原始积累阶段的手法，寻求权钱合谋的机会。如此，焉能不折戟沉沙？
第二部 “宪政主义”终结“权力时代”“宪政主义”终结“权力时代”
第二部 “宪政主义”终结“权力时代”
2004年3月上旬，“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如最高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先前所言，被北京写进了宪法。简单的9个字，让中国人第一次鲜明地感受到，宪法存在的所有意义，就是保障公民的权利，约束国家的权力。而国家存在的全部意义，则在于保障人权。
我不知道，未来撰写中国宪政史的人们，会否将之与胡锦涛出任中共新领导人后的首次政治亮相，衔接起来。那次讲话的主题，是纪念“八二宪法”20周年。稍后，修宪动作出台。连同胡锦涛在澳洲国会的演讲，中国高层政要言辞上的宪法高调，予海内外的印象颇为深刻。
“一二四法制宣传日”前后，仔细研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司法部长发表的公开讲话，我们发觉，高层对宪法的解释，已表现出尽力与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