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批评的操练-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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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於熘馈贰！�1981年2月顺势而来的《大淖记事》让汪曾祺更上层楼，当代汉语写作从此有了另外一番景象。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猜测汪曾祺以及类似于汪曾祺的作家他们究竟还有多大的潜力没有展示出来。当他重新写作并且达到巅峰状态时已经迈入老年，前此有多少才华被压抑，此后又有多少才华无力表现？众多天才未完成的故事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的一种内容。
《异秉》《受戒》和《大淖记事》是汪曾祺1980 年代小说写作中鼎立的三足。《受戒》率先承接了现代汉语写作的一种传统，声名最著的是《大淖记事》，而在叶兆言看来，《异秉》是汪氏最好的小说。这些小说的文学史意义，李陀在谈论《受戒》时说：“汪曾祺早在1980年10月就发表了短篇小说《受戒》。当时没有人想到这样一篇清清淡淡的小说会有什么革命性，相反，人们喜欢它正是因为它‘无害'，有如充满火药味的空气里的一股清风。批评界大概由于要体现一种‘新时期文学'特有的宽容精神，客客气气地给了汪曾祺一席之地，反正是闲云野草，可任其自生自灭。然而，有意思的是，与此同时‘胧朦诗'却在遭受围攻，处境相当之艰难，为此拍案而起的批评家谢冕也立刻陷入重围，差不多一直是孤军奋战。这应该是中国大陆文学的幸运：汪曾祺的写作几年里一直没有受到压制。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对汪曾祺的写作作出一种评价，认为他一定如何高出其他当代中国作家，这事不用忙，今后自会有人做。我说‘幸运'的意思是，如果没有汪曾祺的小说，80年代的中国文学就会失去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这条线索的另一端是1985年的‘寻根文学’———在我看来，正是它使中国大陆的文学告别了毛泽东所创造的‘工农兵文艺'的时代而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但是，在1980—1985年之间，这条线索是相当微弱的。”正如李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情形是，“它让读者感到陌生，也让批评家们感到陌生———他们已经十分习惯‘伤痕文学'和社会之间互相激动、彼此唱和那种互动关系———以功能而论，当时的文学确实起着类似新闻的作用，文学和新闻的界限混淆不清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或许正是1976年至1984年间中国大陆文学的最大特点”。
有意义的是，已经进入这种“关系”之中的作家如高晓声却尽力想摆脱“关系”的影响。叶兆言在1980年12月的日记中记录了高晓声与他的一次谈话。高对自己的《钱包》《山中》《鱼钓》一篇都未获奖感到可惜，叶告知“陈奂生”影响太大，这三篇反应不好，有人看不懂。高晓声说：“我是搞艺术，不是搞群众运动。”叶兆言后来回忆说：“有一点我永远也忘不了，这就是高晓声对自己的这些现代派小说自恃甚高。”叶兆言指出，谈到大陆的现代派运动往往疏忽了高晓声他们的艺术探索：“当高晓声被评论界封为农民代言人的时候，身为农民作家的他想得更多的其实是艺术问题。小说艺术有它的自身特点，有它的发展规律，高晓声的绝顶聪明，在于完全明白群众运动会给作家带来好处，而且理所当然地享受了这种好处。但是小说艺术不等于群众运动。在当时，高晓声是不多的几位真正强调艺术的作家之一，他的种种探索，一开始处于被忽略的地位，即使在今天提起的人也不多。我们谈起大陆的现代派运动，往往愿意偷懒，一步到位，从80年代中期开始说起，张口就是新潮小说或者先锋小说。其实早在80年代初期，有思想的作家就蠢蠢欲动。值得指出的，大陆的现代派最初更热衷的是形式，这集中在那些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身上，中年作家通常不屑这些时髦玩意，王蒙小说中有些意识流已经难能可贵，像高晓声那样在小说中描写人的普遍处境，极力在内容上下工夫，用北岛的话说，写出了‘海明威式'的小说，简直就是凤毛麟角。”①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我想关注的是，当时的语境对汪曾祺是否有影响？比如说汪曾祺对现代派、对现实主义的看法。1983 年，汪曾祺在《北京师范学院学报》上撰文《我是一个中国人》，谈到自己的作品与“现代派”的关系，“我的一些颇带土气的作品偶尔也吸取了一点现代派手法。比如《大淖记事》里写巧云被奸污后第二天早上的乱糟糟的，断断续续、飘飘忽忽的思想，就是意识流。我在《钓人的孩子》一开始写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大西门外的忙乱纷杂的气氛，用了一系列静态的，只有名词，而无主语、无动词的短句，后面才说出‘每个人带着他一生的历史和半个月的哀乐在街上走'，这颇有点现代派的味道。我写过一篇《求雨》，写栽秧时节不下雨，望儿的爸爸和妈妈一天抬头看天好多次，天蓝得要命，望儿的爸爸和妈妈眼睛是蓝的，望儿看着爸爸和妈妈，望儿的眼睛也是蓝的。望儿和一群孩子上街求雨，路上的行人看着这支幼弱、褴褛、有些污脏而又神圣的小小的队伍，行人的眼睛也是蓝的。这也颇有点现代派的味道（把人的眼睛画蓝了，这是后期印象派的手法）。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可以”。有意思的是，汪曾祺同样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来谈“现代派”的：“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派的默写表现手法”，“为了使现实主义返老还童。” 这样的表述无疑是一种政治选择。而在另外一篇文章《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汪曾祺说：“现实主义问题。有人说我是新现实主义，这问题我说不清，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有人说，用习惯的西方文学概念套我是套不上的。我这几年是比较注意传统文学的继承问题。”② 其实，“现实主义”也是一个“西方”的概念。用“现实主义”能否“套”汪曾祺，也当存疑。所以，我觉得核心思想还是他自己的那句话：“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但汪曾祺同时又说：“我当然反对利用‘人道主义'来诋毁社会主义，诋毁我们伟大的祖国。”③ 汪曾祺的这些想法，反映出汉语写作中“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妥协，曾经是相当一个时期一批中国当代作家的政治选择。杰出的作家和常人不同的是他在妥协中仍然坚持了自己的主导面。这使我对汪曾祺心存敬意。李陀所说的那样一种“关系”以及相关的因素是汪曾祺重新写作的语境，他的小说在最初很难进入这种关系中，显示了其小说与这种语境的反差并且因此凸显了其文学史意义④ 。我在访问时切身感受到汪曾祺小说突破这一“关系”的不易，本篇的口述部分大致反映了当时的状况。
《批评的操练》第一辑在潮流之中与潮流之外（二）
口述者一：李清泉，1918年生，文学编辑家、批评家，曾任《北京文学》主编，现居北京。口述时间：2004年4月。
1。1978 年以后，有了一种历史的转折。你比如说我吧，我原来在延安的时候搞文学的，后来一进城以后，这工作多了，由不得你，指挥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搞了很多年的教育。可是搞教育不甘心啊，我内行是文学，不甘心，所以抽个机会就溜回来，回到文学界，还不是组织上派回来的。溜回来什么情况？没多久就打成“右派”了。我1954年冬天溜回文学界，1957打成“右派”，就下放了。1957年下放以后，到1978年，21年，没有工作，没有干的，而且整个社会20年尽搞运动。到1978年听说有这个消息，“右派”问题要平反。我就跑回北京来，家还在北京，我一个人在外面，跑回北京来了解情况，找中央组织部，要平反啊。一说我是作协的右派，哎，那不行，作协都没有了，你等着吧。要我等着。也只好等着了。不久北京文联恢复了，挂了牌子了，我就去找人去，就去找熟人。我说这么多年没有工作了，我想干点活啊，行，答应我考虑考虑啊。等了两天，给我回信，来吧，就在《北京文学》了。交给你负责了。我这还没平反完呢，这就交给我工作了，就这样。你看我戴了二十多年的帽子，再做这工作应该是胆子很小了，怕出事啊，再戴上怎么办啊？我这人个人的问题不大计较。所以，我觉得可以发应该发的，毫无顾虑，也不向谁请示，也不要谁批，我自己就发。就这样，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2。《北京文学》等刊物什么的都由那时的文联管，领导是文化局长兼党组书记。一次开会汇报情况，有一个是北京京剧团的团长，他也在那里汇报，他就说到了汪曾祺，说他写的小说，就是《受戒》，轮着在几个周围要好的朋友中间传，大家都说挺好挺好，不错，看着挺有味道。不过这个东西不能发表，送不出去，不能让它流入社会。我一听我就找他，我就说，传给我看看行不行？他们说，不行，这可不行，不往外传，我又没说发表，他们还是说不行。后来我就直接给汪曾祺写个条儿，就说听说你写了个什么作品，你给我看看好不好？还是送来了，接到我的条儿当天就送来了。他知道我当时的意思了，他也说了一句将军的话：你要发表可得有点儿胆量才行。我一看，我觉得也不存在什么胆量问题，当然无论是题材什么，解放以后，没有发表过这样的东西，没有人写过这样的题材。我就发了，发他这个东西我还真没有什么犹豫，我觉得它不伤及什么政治问题，当然要按过去极“左”的那一套，那什么帽子都可以戴，当时我觉得不涉及什么政治问题。没涉及。
口述者二：章德宁，文学编辑家，现任《北京文学》社长。口述时间： 2004年4月。
汪曾祺的《受戒》在我们编辑部里，凡是传阅过的人都是一致叫好的。好像在我们编辑部内部没有争议。那篇东西当时是，在文联领导主持的一个会上，谈创作问题。就说现在好像好的作品也少，好像就是说现在的作家在做什么，在思考什么问题。聊起这个话题，有一个北京京剧团的负责人，他呢，应该是汪曾祺的一个朋友，他说汪曾祺写了这么一个东西。李清泉听到以后说拿来我看看。然后这样就把那一篇作品拿过来了，我不知道是团长还是他找汪曾祺拿来。李清泉就要求其他编辑传阅，当时我看了那个传阅意见，大家都是非常称赞，内部没有遇到任何阻碍。这事虽然离现在时间不是太远，但是很多当事人的记忆和那时的真实情况很不一样的，有一个杂志社曾经登过一篇纪念汪曾祺的一篇文章，谈到发表的过程，文章发表出来以后，有些当事人有一些意见，然后又发表一篇，来澄清这个事情。所以经过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我觉得记忆已经很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你所做的工作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
口述者三：李陀，作家、学者，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口述时间： 2003年9月。
1。李清泉人很好，现在老了。他当时最早发了汪曾祺的《受戒》， 1982 年，一大功劳⑤。汪曾祺的《受戒》，以及后来的《异秉》《大淖记事》的出现，对“寻根文学”的出现，有很大的作用，我在《意象的激流》里，说他是一只寻根小说的头雁。寻根小说的出现，当然就不只是汪曾祺的一个因素了，起码汪是第一个征兆，这样李清泉有一个很大的功劳。《受戒》发表以后，都觉得好，但都认为是小花野草，是无害的作品⑥。无益，也无害，是这么一种态度，对一批年轻的有志于文学变革的人，影响很大。当时，批评界被《文艺报》、文学所、文联的一批理论家，官方的批评家垄断。他们当时的注意力都在“伤痕文学”上，把“伤痕文学”评价得特别高，包括冯牧、陈荒煤啊，他们对“伤痕文学”评价特别高。汪的出现无益无害，采取容忍，“文革”时候一个教训，就是没有百花齐放，这就是百花齐放。王蒙的小说当时出现，《北京文学》来讲，主要是李清泉发的。记得有一次，我到王蒙家去玩，他特别高兴。他说他在写一个新的小说，念一念，就是《海的梦》，写了一半。当时我很高兴，我说你这小说和你以前的小说，是另外一个类型。我当时很强调小说实验，我觉得《海的梦》对小说实验来说，是重要的。
2。当时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笔会，就是“太湖笔会”，《钟山》组织的，好像是1983 年。那时陈建功、郑万隆、林斤澜、宗璞，我们几个开了个“太湖笔会”，就在你们这一带转，围着太湖转，挺长的一个笔会，一个车拉着与会者。这时候，我就和汪曾祺整天在一起，我跟汪的感情就建立在那段时间。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