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85-王芳回忆录(选载)-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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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为这件事受到无休止的审问、逼供和批斗。我坚决否认。我声言，我王芳有天大的胆，也不敢去搞窃听、偷听毛主席的谈话，不敢指派人去盯梢、监视江青。
然而，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是有口难辩的。
1980年我在北京参加预审林彪、江青〃两案〃时，曾问过一些有关的同志。记得公安部原副部长凌云告诉我说，罗瑞卿、杨尚昆同志问题出来后，1966年的三四月间，中央曾指示组织有关技术人员，由徐子荣（公安部原常务副部长）带领到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地进行突击的秘密检查，根本没有发现窃听器等问题，向中央作了保证的。
据说，在杭州，对刘庄、汪庄、南屏和谢家等几个地方，包括毛泽东主席的座车，都进行了严格的检查，未发现任何问题。检查后，要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签字。江华同志在签字时说：〃这支笔有千斤重啊！〃〃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我那时已调温州工作，所以对这一活动并不知道。
至于〃秘密录音问题〃，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
1959年10月31日，毛主席到杭州。
11月初和12月初，毛主席召开中共中央杭州工作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地区的省市委书记，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杨尚昆、胡乔木等同志。会议在南屏游泳池开。中央办公厅为了把会议内容记录下来，专门派来录音的同志。那时录音设备比较笨重，不像现在这样精巧先进，所以放在会议室后面的另外一间房间，在地毯下面拉了一条线。
一天，主席讲话，在谈到中苏关系问题时，他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这时在场的胡乔木同志问了一句，还有录音呢？要不要录？
这时毛主席提高了嗓门说：〃是谁让录的？搞这个干什么？〃
毛泽东秘书、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同志立即通知停止了录音。
主席讲话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当时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当即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主席也不再讲过什么话。
叶子龙同志在《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回忆这件事时还讲到：
对会议录音问题，有时主席自己提出要录，有时又对录音很反感，甚至不赞成做记录。杭州南屏发生的事就是一例。
后来，在1961年，毛泽东为在他的专列上发现安装了录音线路、发现专列上有专职录音员，大发脾气。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1961年5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信给毛泽东，检讨了在毛泽东的谈话录音工作上疏于检查的错误。
1961年5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
本来，这一问题也就到此结束。不料，隔了几年，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窃听器事件〃被翻了出来，说成〃盗窃党的机密〃，变成了很严重的事件。
1965年11月10日，杨尚昆被免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由汪东兴接替。
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其中强加给杨尚昆的罪名是：〃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①。
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秘密录音事件〃，被作为专案进行追究，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中办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一些部门的领导同志。如徐子荣、王诤、林海云、李伍、黄赤波、任兆祥、王芳、吕展、郭向民、谢滋群、朱汉雄、苏汉华、狄飞、丁兆甲等等许多同志。
然而，经过十多年的审查，根本没有查出〃窃听〃、〃秘密录音〃、〃窃听党的机密〃、〃为政变阴谋搞情报〃等等任何事实根据，而许多同志却因此蒙受不白之冤。
实际上，那几位同志的出发点还是好的，想多保存一些毛泽东的谈话，只是事先没有报告毛泽东，在做法上欠妥。
这就是所谓〃窃听器事件〃的始末。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专机押送北京
专机押送北京
1968年2月28日这一天，我刚吃完晚饭，浙江省公安厅军管组来人通知我，要我把东西收拾一下，立即转移。
当时我被关押在杭州西大街狮虎桥浙江省公安厅的一个秘密工作点。他们要我转移，我也不去多想，因为我被〃省联总〃造反派从温州揪到杭州批斗，东关西押，已记不清换了多少地方，这种情况已经习惯了。
当时，也不容我考虑，连要用的东西还未收拾好，即来了几个不认识的军人，把我弄到一辆军用吉普车上。因为是晚上，天气又冷，记得杭州刚下过大雪，街上行人稀少，车子东转西转，一直开到笕桥机场，这时我才有点警觉起来，但又不好问，问也白问，到哪里去呢？只好听天由命吧！
我上了飞机后，感觉气氛有些异常。座位的前后左右都用白布隔离开来，除了看见几名神情严肃的军人以外，其他乘坐的人员互相不能见面，不能说话，我不知道那白色围布里到底还有哪些人。大概我是最后一个到机场，我一上飞机，飞机就起飞了。
我默默地坐着，也不知飞了多长时间，飞往哪里？
飞机降落后，又坐了很长时间汽车，才到一个院子。后来知道是北京德胜门外的交通部交通干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交通干校不办学了，被用来作为关押省部级领导干部的〃临时监狱〃。
我被关押在10来平方米面积的一间房子，里边一张很矮的木板床，上面铺着稻草，还有一个方凳，其他什么也没有。棉被、脸盆、水壶是自己带的。
我为什么会被押往北京呢？
后来才知道，是江青通过吴法宪，空军派专机将我押解到北京囚禁的。
事实上我从关进北京监狱的那天起，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要遭此狱灾？
在北京，由中央专案组对我审查。所不同的是他们不像浙江造反派那样，要我交代在公安战线长期执行所谓刘少奇反动路线的罪行，而是集中力量审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王芳到底搜集了江青多少黑材料？
专案组的人员态度一会硬、一会软，反复要我交代搜集江青黑材料的问题。被扣上搜集江青黑材料的罪名将意味着什么？江青是当时受《公安六条》保护的特殊人物，反对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我早就意识到我已逃脱不了这个罪名。
我过去犯了一个不该犯，但又避免不了的大错误。这个问题说起来话长了。。。。。。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揭发江青的匿名信事件（1）
揭发江青的匿名信事件〃18号案〃
所谓〃１８号案〃，就是当年公安部为查破揭发江青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种种丑事的一封匿名信，被列为〃１８号案〃。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张春桥、谢富治又把〃１８号案〃诬指为〃反革命黑调查〃。
事情是这样的：
1953年12月27日，毛主席来杭州，江青也同时来了。这次主席在杭州住了70多天，一直住到1954年3月14日离开杭州。主席走后江青继续住在杭州。3月下旬，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匿名信是从上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交江青收。
江青收到匿名信后，非常恼火，神情显得有些紧张和不安。
她先是找了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谈了一个上午，主要是讲自己的历史。
第二天，江青找我谈，也谈了一个上午，也是讲自己的历史，说自己青年时期就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坚强的革命者，现在有人诬蔑她，是别有用心的，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江青还把匿名信递给我看了。
我瞄了一眼，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把信递过去。
江青一脸严肃地说：〃你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厅长看清楚了，要给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
匿名信主要写的是她20世纪３０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写信人肯定对江青过去的历史十分清楚。因写信人深知江青30年代的历史及党内上层情况，江青推断此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们的夫人。当时我理解写信人揭她老底，挖她疮疤，是对她如今贵为第一夫人的骄横作风非常不满，向她提出警告和批评，要她识相一点，不要太张狂。
江青给我看了匿名信后，突然问我：〃你熟悉扬帆吗？〃
我当时对她的发问毫无警觉，随口就说：〃解放前，我是八路军，他是新四军。解放后，他在上海当公安局局长，我们来往比较多，关系较密切。〃
听我这样一说，江青就有点不高兴，半阴半阳地说：〃你知道他过去叫什么名字？他过去不叫扬帆，叫殷杨。在国民党南京剧专工作过。〃
江青没有再往下说，气氛有点僵。她可能在估计我是否知道，扬帆曾经搜集她在上海的材料，写信给延安党中央的事。
３０年代，扬帆按照党的指示，以记者的公开身份，在上海〃左联〃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因此，他对江青在上海曾经被国民党逮捕自首变节，和生活上的风流丑闻、复杂的社会关系，了如指掌。1938年9月，扬帆调新四军军部担任秘书兼军法处调查科长。在军部秘书长兼情报处长李一氓领导下，负责搜集各种情报。
时任新四军政委的项英同志，听说毛主席要和江青结婚，出于对党的忠诚和负责，要扬帆整理一份有关江青在上海那段历史问题的材料，以项英的名义，用密电向延安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最后直言不讳地写道：〃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报告按照行文常规，注明材料来源是曾经在上海搞过文化救亡运动、现任军部秘书扬帆同志提供的。不幸的是这份报告落入了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手里。善于投机的康生出于他的政治目的，把这份报告交给了也在社会部工作的江青。毛主席当然不会看到这个报告。
对江青来说，这是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她怎么能忘得了这个扬帆？
江青为了出这口气，在康生的直接指使下，先后两次将扬帆下狱。第一次在延安整风运动后的1943年10月。幸亏负责审查扬帆所谓历史问题的是中央华中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同志，他顶住康生的压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扬帆被关了１０个月，最后放了出来。1955年元旦，扬帆第二次被捕，扣上了〃反革命〃、〃特务〃的帽子，长期关押，受尽折磨。与此同时，潘汉年被戴上了包庇扬帆的罪名，成了〃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要成员，在1955年3月被捕入狱。一直到２０多年后〃四人帮〃垮台，潘汉年和扬帆才得以平反。然而，此时潘汉年已死于劳改农场，扬帆早已被逼疯了，就连来劳改农场接他回家的妻子儿女也相见不相识了。
在谈了扬帆之后，过了一会，江青又问我，〃你认识覃晓晴吗？〃
覃晓晴是浙江省妇联福利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彭柏山的妻子，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上海地下党员。是浙江省省长沙文汉把她调来浙江工作的。
我的脑子又从对扬帆往事的回忆中回到眼前。我说：〃覃晓晴就在省妇联工作，我知道她，但不是很熟悉，听说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女同志。〃
当时我只知道，扬帆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时，曾经整理过江青在上海那一段历史问题材料的事，不知道覃晓晴和江青之间还有什么隐秘的事。后来我了解到，1934年江青在上海被捕时，覃和江同住一个牢房。覃回忆自己被捕原因，是因为江青首先被捕，在敌人面前供出了她。而江青后来说了谎：特务来逮捕她时，她已搬家了，因此，覃晓晴被捕了，她没有被捕。
覃晓晴在粉碎〃四人帮〃后于1976年12月18日写下这样的材料：
一九三四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原（夏纬）的介绍认识了李鹤（引者注：江青当时的又一化名）。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无名剧社〃（后改名为〃无名剧人协会〃）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秋后的一天，高原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我们随即搬了家。
一九三四年冬，我和高原在福履里路（引者注：今上海建国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