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85-王芳回忆录(选载)-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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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区是来杭的中央首长和外宾活动最集中的地方。为了确保安全，在及时掌握社会动态、做到心中有数的同时，还通过赎买的办法，将西湖风景区内背景复杂的主要商店、茶室收归国有。在风景区内建立了一百多个以做好警卫为主要目的的隐蔽职业点。挑选了数百名刚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复退军人、翻身青年农民和职工积极分子，经过短期培训，作为骨干分子派进这些职业点开展营业工作。其中由公安机关直接开设的职业点有数十个。又由这些职业点物色发展了一大批群众保卫人员。他们分布在主要风景点、交通沿线、主要道口、首长住地、店铺小摊、茶室、照相馆、旅店、菜馆、土特产粮果店等，逐步形成了底数清、耳目灵、情况明，单位党政干部、保卫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自觉参与，群众化、社会化的警卫据点。
1957年4月24日晚上，在杭州视察工作的周恩来总理一个人去龙井，事先不与任何人打招呼，又无随从。总理一到龙井，在那里担任警卫职业点负责人的朱玉林同志便主动接待，做向导陪同总理参观茶室，介绍生产情况。同时立即布置治保干部控制内部及周围复杂人员，保证总理安全。总理十分满意。多年来，总理经常陪同外宾去吃饭的楼外楼菜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总理多次称赞浙江的警卫工作基础建设搞得扎实有效。
解放初，警卫工作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就是“一杆枪、两条腿，凭着一颗赤诚之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保证首长的安全”。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神圣的使命（2）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警卫工作的条件也不断得到改善、提高。与此同时，中央对警卫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社会治安基本稳定，中央领导为广泛接触群众，要求在首长警卫工作中不要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但台湾国民党当局进行武装偷渡袭扰，派遣特务潜入勾结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搞破坏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为此，警卫工作形式转向内紧外松、不露行踪，确保首长深入基层调研考察活动上来。这就要求我们警卫队伍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那时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参加警卫中央首长的人员，严守纪律，守口如瓶，长时间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家属面前也不说实情。因此，主席在杭州住了那么多次，在这里召开了很多重要会议，从来没有发生过泄密的情况。在主席离开杭州之前，社会上是不知道的。
警卫工作的基础建设是多方面的，刚到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来杭州时总会问起一个问题，就是浙江的警卫工作和接待工作是不分家的，都是由浙江省公安厅警卫部门统一负责管理的。这与其他省、市的做法不同，浙江警卫工作这种区别于其他省市的做法，也是历史形成的。从1952年成立警卫处开始，我一直主张警卫工作在省委领导下，警卫、接待不能分开，必须统一领导和管理。因为警卫对象外出活动要确保安全，饮食起居也同样要确保安全，两者目的任务是完全一致的，从根本上讲这是一回事，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开来。警卫工作和接待工作合在一起，它的好处不仅有利于统一领导和管理，避免政出多门、互相扯皮，可以精简人员、提高工作效率，而且把首长安全警卫和生活起居各项任务有机结合统一起来，从根本上提高警卫工作的安全质量。因此，这样做的合理性是十分明显的，也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一些外省市公安机关的同志，也想参照浙江的做法，但不知什么原因，思想很难统一起来。所以警卫和接待合一的体制，全国只有浙江一家，从解放初到现在一直没有变过。
中央领导对警卫工作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规定省委领导“不接不送，不叫不到，不给不要”。每次主席来杭只由我和少数警卫人员去机场、车站迎接他，送到宾馆饭店住下。日常事务由我统一负责。省委主要领导不参加迎送，也不搞接见和宴请等客套。不准乘中央领导来浙江时提出要这要那。主席还规定，有事请省委汇报，平时不要相互干扰。主席外出时轻车简从，通常是三四辆小轿车，不鸣警笛，不闪警灯，不张扬，不扰民。最考验警卫工作基础是否扎实过硬的是主席经常突然改变行动方向和原先的日程安排。主席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深入接触群众，和最客观地了解基层情况。
为了确保毛主席、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来浙江的绝对安全，浙江的警卫工作，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下，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得力措施，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建立警卫机构，选调素质好的警卫人员。
——抓警卫基地建设。现在西湖、西子两个国宾馆（当时叫刘庄、汪庄）和谢家花园（柳莺宾馆）及南屏就属于这个性质，由警卫处直接管理；根据杭州的情况，省委还决定新建了杭州饭店、西泠饭店和花家山几幢房子，保障了接待的需要。浙江省公安厅还派出得力干部担任这些地方的领导。
——抓警卫基础建设。在首长经常涉足和游览的风景点等一些地方，建立职业掩护警卫网点，并定期进行培训。
——抓警卫制度建设。每次任务，都由我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做出部署，明确任务，各负其责；还在调查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制订了住地、路线、现场、专列等警卫方案，做到一任务一方案，对饮食卫生、医疗都有预案，并反复检查落实。
——为了警卫工作方便，又排除多头领导，中共浙江省委决定外事工作归口我负责，我还兼任中共杭州市西湖区委第一书记。
这一切，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安全。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诸暨“社教”（1）
第七章 〃左〃的磨难
诸暨〃社教〃
1964年9月，浙江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我为副省长。这时我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同年10月初，学习结束回到杭州未来得及就职视事，中共浙江省委就确定我参加全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简称〃社教〃，后又叫〃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社教这件事，还得从1962年说起。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分析国内形势时指出，国民经济情况开始好转，但目前还有困难，需要全党团结一致，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继续调整国民经济。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会议指出，全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坚决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等。
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毛主席在同一讲话中仍说要把做好当前的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因阶级斗争干扰了这项工作。我们在中央党校时就重点学习了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它当然也是社教运动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
1963年4月15日毛泽东主席来杭州，我到上海去接他。到杭州后，毛主席说他要找些人谈谈。当时我已知道中央要在杭州开个会。隔了五六天，邓小平、彭真同志也来到杭州，记得他们是同一天到达的，周恩来总理晚来几天，他是5月10日才赶来的。
5月2日，毛主席在刘庄主持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各大区书记，后来把这次会称为〃中央杭州会议〃。
会议前前后后开了１８天，至5月20日结束。５月２２日毛主席、周总理还在汪庄接见了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
会议着重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事情的起因，好像是毛主席看了湖南、河北省委的报告，或者是听了汇报，里面讲到〃社教工作，一抓就灵〃，于是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会议中间，出来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著名的文章是毛主席在审阅这个决定（草案）时在文件的开头部分加的一段文字。
到了1963年9月6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又制订《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两个十条对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必须〃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后十条》虽然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重要性，但仍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求各地训练干部进行社教试点。
《前十条》下达后，中共浙江省委当即抽调干部，由省委领导带头去诸暨枫桥区进行小范围的试点。广为人知的《诸暨枫桥经验》，就是在这个时候总结出来，为毛主席肯定批示推广的典型经验。我因去中央党校学习，没有参加这些试点工作。一年后学习回来，正值中共浙江省委根据中央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指示，抽调了二万五千多名干部，组成社教工作团，由省、地、县负责人带队，分别到上虞、诸暨、萧山县进行社教试点。记得江华同志坐镇上虞，林乎加同志在诸暨，赖可可在萧山，吴宪同志参加杭州市江干区的城市社教试点。
中共浙江省委确定我到诸暨，并担任诸暨社教工作团副团长，团长由副省长、绍兴地委书记王醒担任，温州地委书记张一樵、金华地委书记李学智、丽水地委书记张敬堂任副团长，工作团有一万多人。各地区抽调来的干部，由地委负责人带队各包一个区片。省级机关抽调的干部，有400多人，除少数分到各地区工作队外，大部分（还有一些大学生）集中到姚江区片。为了便于领导，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由我担任组长，成员有吴植椽、杨源时、张正伦和吕明奎同志。下设办公室，由中共浙江省委农办等单位的几个同志，负责掌握情况、督促检查，住在我蹲点的直埠公社。
1964年10月21日，我从杭州到诸暨县城，参加工作队骨干（约二千多人）的集中培训，11月初就分散进点。
工作队纪律严明，要求和贫下中农〃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诸暨“社教”（2）
由于当时对形势的错误估计，认为〃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所以规定〃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强调工作队要采取类似土地改革中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的工作方法，搞得神秘兮兮的。当时中央批转了一些领导同志改名换姓的蹲点经验。著名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同志就化名〃向东流〃在诸暨参加社教。
我蹲点的地方是诸暨县湄池区直埠公社直下大队，房东是三代做长工的贫农叫傅纪明，年龄比我大几岁，是先前进点的社教工作组事先安排好的。我和秘书两人住在他家楼下的一间旧房，用砖块和木板搭了两张床，生活清苦。我们向他讲清楚，工作队规定不吃鱼、肉、蛋，你们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我们这样一住，便住了５０多天，以后又去住了些日子。傅纪明，为人很老实，是个道道地地的农民，粗识几个字，是个生产小队干部，在当地人缘不错，后来县里成立贫下中农协会时，他做了贫协的副主席，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后曾来过杭州，我都见过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病故。
诸暨县委的班子，应该说是好的，各项工作在全省来说是走在前面的，县委书记孙子甫同志，毛主席也接见过他。但在当时就过不了关，把他撇在一边。社教工作团另派了书记、副书记和三位常委分别担任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和公安局长，实际上是夺了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