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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

鬼子进村-第47节

小说: 鬼子进村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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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谈话了解情况。工作完了,还要转移到另外堡垒户家或到别的村去。在最残酷时,每晚集合听到的不是某某同志被捕了,就是某某同志牺牲了。”   
  “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8)   
  有的老人说,那段日子,真是“阴森岁月,度日如年”。有的老人却说,当时也不觉得苦,反正横下一条心,大不了是个死。大概是各人的体验、个性不同吧。不过共同的一点是,谁也不愿过这样的日子,都盼着早日熬出来,盼着能到没有太阳旗的地方去。   
  到路西去,到路西去(1)   
  ◇一位旅美女作家,曾写过一部在国内也颇有影响的中篇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反映了大陆一些人出国去美国的骚动和热望。一次采访时,我们曾随意问过一位冀中的老人: 
  问:您看过一部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吗?答:看过。(笑)如今的年青人,一说去美国,就跟我们当年奔延安,从“五一”大“扫荡”后的冀中去路西根据地一样。 
  去往路西的路程是难忘的,又是充满艰辛的。当时到路西去有两种方式,一是组织上通过收容,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一起走;二是自己单独走。过路的方向,一是从北边白洋淀走,转到平西(北平以西)去;二是在新乐等处过路。 
  每个人到路西去的过程,都是一个出生入死的故事。 
  ■大树刘庄——大马庄——议庄“五一”大“扫荡”后,许多部门组织了收容队,悄悄在已被日本人占领的冀中各地收容失散的干部、战士,然后视情况,组织他们一批批分头到路西去。 
  冀中军区火线剧社也组织了收容队,就驻在离河间县城八里地的八里堡村一带。火线剧社的李惠老人回忆说:“一天,火线剧社的社长苏路同志来,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军区政委程子华同志电令九分区政委魏洪亮同志,将火线剧社的同志们集中起来,派队伍护送到平汉路西,以便担负新的任务。苏路同志说:‘我已设法通知所有能找到的剧社同志,今天都到这里集合,’顿时大家活跃起来,奔走相告,心中有抑制不住的喜悦。到傍晚时分,陆续集中了四十来位同志,见面后来不及谈论别的,首先讨论行动计划。就在郭家村郭鹏举家一间房子里,炕上炕下都坐满了人,不能点灯,在黑暗里大家热烈讨论起来,先由苏社长谈了打算,‘明早魏洪亮政委到达蠡县军庄,约我们明天八点以后到军庄找他联系,看他有什么指示。现在需要派个同志即刻出发。’苏路同志话音刚落,好几个同志争着要去,最后还是决定由我去取得联系。” 
  李惠回忆说,从河间郭家村到蠡县军庄,打一个来回要120里,所以他即刻出发,大伙都眼巴巴地等着好消息呢,一路猛走,几次遇险。他说:“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夜,”他写道: 
  我一路上飞奔前进,一口气就跑了二十多里地,忽然,雷闪交加下起雨来,把我浇了个落汤鸡,而且,因找不到北斗星而迷失方向了,只好到村里去找向导。夜深人静,不了解村里有无敌人,敲了好几家的门也无动静,正在无可奈何之际,忽见远处有微光闪闪的灯火,我跑过去悄声叫“老乡”,连叫数声不答应,走近一看,旁边躺着一个人,上去用手一摸,原来是一具冰冷的死尸,我立即出了一身冷汗,三步并作两步跑开了,到了村外才停下脚步。眼前好几条路究竟走哪一条呢?万一走错了路,误了大事岂不糟糕!我想了想,还得决心去找向导。我在村边找了一家,用最大的耐心敲起门来,敲敲,停停,约摸有半个钟头,忽听墙头有人悄声问道:“你是哪边的?”“老乡,我是八路军,咱们这边的呗!”“我在墙上瞅了你半天,看你不像那边的”,说着他给我开了门,告诉我说:“敌人特务经常化装成八路军,半夜三更来叫门,我们上了好几回当了,所以不能冒冒失失开门。”我请老乡给我带路,老乡二话没说就领我走了十多里地,然后告诉我:“从这边往西顺大道再经过三四个村庄就是军庄。”我连声道谢,辞了老乡,又踏上了旅途。一路上尽是高低不平的水洼,深一脚浅一脚,不知摔了多少个跟斗,约摸走了二十来里地。过了三个村,似乎应当是军庄了,我顺着村中的大道蹒跚前进,忽然看见旁边有个大门开着,心想这倒不错,不用叫就开了,我且进去看看。进了大门,只见横躺竖卧睡了一院子人,四处鼾声大作。我往身边仔细一看,一个皇协军正坐在那里抱着步枪在打盹呢,我这一惊非同小可,赶紧退出门来撒腿就跑,一气跑了足有十几里地,又到了一个村庄,脚步才慢下来。究竟哪是军庄呢?刚才那个村敌人正集中民工修炮楼,不像是军庄,这个村是不是呢?一旁又一处门开着,有上次教训这次不敢贸然进去了,我贴着墙根偷眼向里张望,哈哈,我顿时心花开放,我认出了这个地方,一年前我们和42地区队在这里赛过球,那就是那个篮球场。没有错,这就是军庄。 
  夜晚去叫老乡是困难和危险的,于是我退出村来找了一块苇地想先休息一下,找到了军庄,心里踏实多了,在一块草地上一躺,立刻酣睡过去。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我到村里找到村干部说明来意,干部回答说:“昨天晚上魏政委已经走了,告诉说如有人来联系,就到白洋淀去,去后到大马庄打听即可。”我听后如获至宝,吃了早饭,请村干部派人把我送回郭家村,白天的情况容易掌握,一路很顺利,不到傍晚就回到目的地。 
  李惠回到郭家村,说了说情况,大伙上路心切,决定当晚就走。这一天,是1942年的8月13日。 
  自“五一”大“扫荡”以来,好几个月,大伙一天到晚东躲西藏,成天在刀尖上过日子。今天又在一起夜行军,仿佛又回到了大“扫荡”前安定的岁月。人人心情都很愉快,有人还情不自禁地轻声唱起歌来,几乎忘了是在敌占区行军——已不是昨天的冀中根据地了。一早,到了白洋淀边的大树刘庄。大马庄三面环水,要去大马庄,必须上船走水路。从大树刘庄上船,是最近的一条路。这里属游击区,离敌人据点很近。不能久待。所以进村后,社长苏路立即派人去找船,大伙就在堤上等着,看着堤上的绿树,看着白洋淀的湖水,心里都很高兴,不管怎么说,再有最后一段水路,就到“家”了。一些人蹲在湖边洗脸,小声哼唱着歌曲。一切似乎都很正常。   
  到路西去,到路西去(2)   
  然而,13日似乎真的是一个不吉利的日子,正在大伙等着上船时,忽听街上的人像炸了营似的乱嚷乱跑起来。枪声也响了起来,焦脆的枪声一声声就像在耳边一样。派去找船的人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嚷道:“敌人从东边进村了,快跑!”这边立刻乱了营,有的跑散了,后来自己去了大马庄,有的被捕,有的则不幸牺牲了。 
  跑散后自己到了大马庄的高峰回忆说:我们这十七八个人,只有苏社长带着一支小手枪,他又是指挥员,本应都听他指挥,可是,由于大家缺少经验,一听有敌情,都跑散了。有的钻了苇塘,有的跳到水里,有的爬到老乡的房顶上……苏路同志的喊声,大家好像都没有听见。我随着苏社长顺千里堤往西跑去。跑了不远,苏社长和张民同志闪进堤南一个门洞里。他们叫我跟进去,我想:门里是死胡同,不是等叫敌人捉活的吗?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继续顺千里堤向西跑去。“别跑!再跑打死你!妈那个×……”汉奸车子队,边打枪,边骂着追过来。我心想:别咋呼,打死归你,打不死是我的!我和老乡们一起,顺千里堤,一口气跑进高粱地,才算脱开了敌人的追击。敌人烧房的黑烟,笼罩了整个村庄。老乡们在村外远远的站着叹气。我第一次来这个地区。人生地不熟。哪个方向是什么村庄都闹不清楚,只好看哪里有老乡,就凑到哪里去打听。可是,老乡们见我是个陌生人,口音不对,立刻就向我投来一种不信任的眼光,怯生生地溜走了。他们吃够了化装汉奸的苦头,怀疑我也是个化装的汉奸。这在“五一”大“扫荡”后的残酷岁月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大树刘庄南边远离村庄的庄稼地里,我像个失群的孤雁,由这个井台走到那个井台,由高粱地钻进玉米地,再由玉米地钻进高粱地。转来转去,观察村里敌人的动静。从头天下午出发,走了一夜,眼看快到中午了,还没喝一口水,没吃一碗饭,肚里叫,口内渴,太阳晒,又不知道同志们在哪里。急得我真像热锅上的蚂蚁。 
  下午一点多。在一个有三四棵树的井台上,我和王涛同志相遇,亲人相遇,高兴极了,我们互相交换了各自知道的情况,估摸了大马庄的方向以及大概距离。 
  村里的枪声停止,烟火虽已熄灭,老乡们还是不敢回家。这里因为有高粱秸子和千里堤上的柳树林挡着,看不清楚村子里的情况,敌人是不是撤走了也搞不清楚。我和王涛同志合计了一下,决定绕道去大马庄。 
  下午三点多钟,我俩正在芦苇丛中,沿着蜿蜒的小道向前钻行时,大树刘庄周围又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由于离我们较远,我们没有理它,继续向大马庄奔去,本来是一个小时就能到达的路程,由于绕道太远,在苇塘里钻来钻去,太阳快落的时候,才到大马庄。一到大马庄就像到了家,立刻受到分区负责同志的接待和安慰。在亲人面前,我们犹如还乡的游子,含着温暖幸福的泪水,使劲地握着首长和同志们的双手,喉咙里梗着一块东西,说不出一句话来。 
  不幸被捕的管林同志回忆说:在这突然的袭击下,我们的队伍乱了。敌人很快出现在堤坝上,并把我们的退路切断了。一边是望不到头的湖水,一边是步步逼近的敌人,我们的队伍进退两难。敌人继续向堤坝推进,我们已无路可走,怎么办呢?只得扑通,扑通的跳进水里,向淀中游走,越走水越深,很快就没到胸口了。因为我不会游水,一沉入水中就感到迷迷糊糊,失去记忆了。突然感到有人用手把我托了起来,一看原来是火线剧社的音乐教员张刃先同志。他用手托着我,把我送到一块四面环水,不到几百平米的园子地背坡上。与此同时我发现黄枫(火线剧社的男演员)托着张子舫也来到这块园子地的背坡隐蔽。我们四个人上身伏在斜坡上,下半身泡在水里。密切注视着对面敌情。这时听到敌人正在堤坝上喊叫,他们要下淀搜索,堤坝离我们也不过百十米远。我想:完了。今天很可能遭到不幸。要是自己会游水不就可以脱离险境吗!我恼恨自己偏偏生在一个大家族的封建家庭里,不要说游泳,在家连看别人游泳也会受到干涉。现在怎么办呢?看到张刃先、黄枫同志为了我和张子舫冒着生命危险在陪伴着我们,我实在不忍心,本来他们是完全可以游走的。我向张、黄说:“你们潜水逃走吧,不要为我和老张(子舫)做无谓的牺牲!” 
  张刃先听后操着广东口音说:“活,活在一块;洗(死)洗(死)在一块!”听了他的话,我被感动的流下了眼泪。只有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里,才可能有这种胜过亲兄弟的阶级友爱。正在这时,忽听一声枪响,见一个人从对面园地沿上跌落下来,我们看得很清楚,那是新世纪剧社的罗品同志。他倒下了,鲜血染红了白洋淀水。我们心中都感到失去战友的悲痛!我很想让张刃先,黄枫他们离开我们潜水游走,他们不肯。我想只有我和张子舫能给他们创造逃走的条件,他们才会走。于是我便慢慢地向园地面上爬去。可恨的园地上的玉米只长了二尺多高,长得又是那样的稀疏,掩蔽不了我们。我看敌人还未到这块园地上来,正想叫张子舫过来,只听到张子舫悄声地叫我“老管,老管”,我随即答腔:“老张,你过来吧!”于是张子舫和我爬到一块。这时堤坝上的敌人喊闹声和老百姓哭叫声混在一片。我想:我们逃脱是不可能了,我按照反“扫荡”动员时上级布置的精神:“要注意保存实力,不做无谓的牺牲。万一被敌人包围,要借群众掩护,随时准备口供灵活机动地应付敌人。”想到这儿,我就和张子舫商量如何准备口供。   
  到路西去,到路西去(3)   
  我们刚把口供准备好,就发现面前两个日本鬼子,端着枪向我们走来。到了跟前,他们站住问道:“你们的,妇救会的干活?”我们回答说:“不是妇救会,我们是老百姓。”之后鬼子便把我们俩用船运上堤岸。临下船时,我突然发现我衣袋里有半支铅笔,心想若被敌人搜出来会带来麻烦,便乘敌人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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