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格拉米扬元帅战争回忆录-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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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行驶、怒吼着的坦克（该团与机械化第8军一些分队一起演习），连我这个在军事上已不算新手的人，也为这种镇静深感高兴。射手们隐蔽在掩体内，让威风凛凛的坦克从上面开过去，然后准确地将一束束教练手榴弹投向坦克。真是好样的！头项上的履带声震耳欲聋，吸进肺里的是车辆排出的废气，泥土又哗啦啦撒满全身，谁经受这些都会知道这是困难的考验。
步兵第99师的士兵们后来不正是在这些演练场赢得了人所共知的荣誉吗？他们1941年夏季表现的坚韧不拔精神，在神话般的故事里传颂着。
另外两个团也给我们留下了同样愉快的印象。是的，这个师的人们有可以学习的东西。
在去第72师路上，我决定沿界河桑河行驶。湍急蜿蜒的河流深深切开了喀尔巴阡山东坡。佩列梅什利以北的河谷很宽，有的地方达两公里，但接着就越来越窄，峡谷两壁也越来越陡，在萨诺克市以下，河很深，但到了上游，则几乎到处都可以徒涉。
我们的汽车费劲地喘着粗气，沿着山路绕来绕去。上坡时常常毫无希望地空转着车轮。我们下车用肩膀顶着车子走，一边躲着从车轮底下飞迸出来的碎土块。这时，我们都对我们那个精灵司机的先见之明感到高兴：他带来的那套“就便器材”，甚至在我们那多灾多难的汽车眼看动弹不得的时候，还救了我们……
在路上走了很久。我们不时停下来勘察地形，然后又上路。很晚才到达多布罗米尔。我们在蒙蒙秋雨中艰难地找到了师司令部。值班军官想马上向首长报告我们的到来，但我提出了异议，请他安排我们住宿。
“那就请吧，”军官同意了，“我们自己有一个小招待所，不过，很简陋……”
这个乌克兰小城已经沉睡了。我们甚至未能马上叫醒招待所的女管理员。她是一个半老的胖女人，用手拭着双眼，甜蜜地打着哈欠，话说得很快：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
招待所是一座普通的木房子，里面很冷。我们的司机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女主人的名字，他非常会献殷勤。
“加普卡太太，请费心给上校先生屋里生炉子，再烧壶开水。”
他小心地搀扶着“加普卡太太”的胳膊，以防她不小心被门槛绊倒。
很难说后来究竟是什么对这位小招待所的富态女主人起了作用：是“上校先生”的尊号呢，还是我们司机的彬彬有礼？反正她以真正的乌克兰好客态度接待了我们。劈柴在两个石砌小炉子里噼啪作响，火光熊熊地燃烧着，女主人把多夫本从院子里取来的煤坯压到了劈柴上面。不久还送来了热气腾腾的晚饭，这是女主人用我们路上吃的食品迅速而巧妙做出来的。就这样，这个小招待所也使我们感到很舒适了。况且女主人安顿我们躺下后，又把我们的湿衣服收去烤干、熨平。
第二天早上，我被请去见师长。帕维尔·伊夫利扬诺维奇·阿布拉米泽将军，一个中等身材、体格健美、动作象年轻人那样敏捷的人，用钳子般的手握住了我的手，他有一副黝黑而轮廓尖削的脸庞，两道弯眉下长着一对快活的黑眼睛，他的脸上浮现出和善的微笑。
“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的？”
将军知道我是谁和为什么来以后，愉快地介绍了这个已经改编成山地步兵师的师。
“好！”他扬声说。“我爱山，也知道如何在山地作战。”
该师辖步兵第14、123、187团。它和第99师的区别是，第99师的三个团都由有经验的上校指挥，而第72师的三个团都由年轻的少校，即基斯利亚科夫、米先科、赫瓦托夫指挥。将军以他特有的方式热烈夸奖他们：
“好样的！雄鹰！棒小伙子！”
我问他，以现在的这种状况，这个师能不能立即进入战斗，假如要求这样做的话。将军跳起来，在办公室里快步走来走去。
“听我说，上校！那是困难的。但我们准备在任何时刻击退敌人，只要它敢来！”他重重地吸了一口气，又说：“现在要尽快完成改编和补充工作。我们可是驻守边界的呀。”
将军得知我打算到各团走走后，很热情地说：
“我们一起去吧！”
我们说好先去第187团。在启程之前剩下的时间里，我同师参谋长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切尔诺乌索夫少校进行了交谈。他向我介绍了战斗训练计划和组织战斗警报紧急动员的问题，介绍了司令部主要指挥员，首先是作战科长和侦察科长的情况，这些人员后来我都自己认识了。告别时，我打趣地问少校，他同他的师长一起工作是不是感到有些难。少校微笑着回答：
“我们的将军确实是个容易激动的人，有时他会把椅子都砸坏，但跟他一起工作还是轻松的。他是有头脑而又意志坚强的指挥员，是参谋长的最好靠山，他会保护自己的参谋长。对每项指挥职务，都能亲自体验，他是一个出色的战术家，几乎会用所有武器进行射击……”少校沉默了一会，继续说：
“部属对他的公正和慈父般的关怀都很敬佩。”
我们在师里呆了两天。要想详细了解所有部队，这点时间当然是太短了。但总的印象是愉快的。
同阿布拉米泽将军分手后，我们便去看最近的几个喀尔巴阡山山口。我们要研究地形，参加奉军区司令员指令进行的一次试验，即坦克、机械和骡马牵引火炮、汽车、马车通过山路的试验，借助手表仔细研究它们通过山口所需的时间。
我们的汽车在曲折的狭路上爬行。晚秋那折磨人的细雨和浓雾影响了我们的行进。仿佛连石头都被雨水泡化了。每到上坡路和急转弯，汽车就小心翼翼地蠕动着，因为一不留神就会掉进万丈深渊。道路象一条蛇似的缠绕着山峰那长满树木的山坡。两边排列着高大的山毛榉，就象站岗的哨兵一样。
当出现哪怕很小一块肥沃土地时，偶尔能看见简陋的庄园，也就是小农舍和毗连着的生产设施。我们在其中一个庄园旁停下来，好让机器冷却，我们也借机休息一下。冷风吹得我们瑟缩起来。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山民朝我们走过来，他穿一件羊皮袄，戴一顶黑色羊皮高帽，庄重地问过好后，便邀我们“光临寒舍”。
我们走过长长的穿堂，迈过了门槛。屋子是由一个大房间构成的。在靠墙的一张长长的、胡乱钉成的板凳上坐着一大家子人。女人们正忙于做针线活，男人们在抽烟，懒洋洋地说几句话。男人们穿着羊皮背心，腰间束着宽宽的皮腰带。女人们穿着长长的土布连衣裙，外面也象男人一样穿着暖和的背心，但比较雅致，还有些装饰。腰带以下，还有前后两幅五颜六色的毛织裙子。
我们问了好。大家都欠起身，为客人腾出了板凳，男人们更起劲地抽起烟来。女人们忙着准备招待客人的东西。长桌子上摆出了大碗的牛奶、乳渣、奶酪和玉米面做的饼子。我们同主人们闲谈。他们的话语里，乌克兰和波兰的词汇奇怪地混用着。有时我们很难听懂彼此的话。于是，俄语说得很好的老头和他的一个孙子便赶紧来帮忙。
他们问我们会不会发生战争（对军人还能问别的什么呢？）。我们安慰他们，现在还不必惊慌。老头年长的一个儿子惊奇地看着我们的司机泰然自若地和军官们同坐在一张桌子旁，便低声请他的父亲向我打听，这个士兵是不是我的亲戚。“上校大人”同一个士兵随随便便地交谈，使这个不久前曾在波兰地主军队当过兵的人感到莫名其妙。我只好向他解释，司机同我非亲非故。但我们都为共同事业当兵，因此互称同志不是偶然的。我们的军官和士兵都是昨天的工人和农民，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因此互相尊重。
“军纪呢？”这位原来的士兵忍不住问。
“在互相尊重和每个人都具有高度自觉性的基础上也要执行军纪。”
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听着。主人的小儿子更甚。原来他很快就要应征入伍了。他恐惧地等待着这一天，因为他的哥哥曾多次给他讲过地主军队惨无人道的制度。现在小伙子高兴了。他提了很多有关我军士兵生活的问题。
“难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指挥员吗？”
“每个人都可以。只要好好当兵，努力学习就行。”
大家还顺便谈到了日常生活情况。老人说起码的生活资料来之不易。他们在山地牧场放牧绵羊和山羊。自己种的粮食不够吃，因为他们耕种的土地石头多，每公顷仅能收三、四公担粮食。以前很长时间无法摆脱地主的奴役。好的牧场和耕地都掌握在地主和富裕农民手里。直到这里并入苏维埃乌克兰以后，大家才扬眉吐气。地主政权被推翻了，所有土地资源成了劳动人民的财富。
“现在可以过得去了，上校大人！”老人心满意足地说。
桑博尔－乌日哥罗德公路所通过的乌若克山口，高度不算大（海拔889米）。它用刺骨的寒风和潮湿的雪花迎接了我们。暴风雪妨碍了现地勘察。只在天气晴朗的短暂时间里才能观察到四周情况。这里的山是由砂岩、泥质页岩、泥灰岩及其他易受破坏的岩层构成的。这也是高地轮廓平缓，春汛和溪流切割而成的深谷纵横交错的原因。我们在一条清澈见底、喧腾不息的小溪旁坐下休息。当时我们未能立即弄明白，我们正坐在桑河这条大河的发源地。
傍晚，试验纵队先头登上山口。最先上坡的是汽车，接着是坦克，再后是牵引火炮的拖拉机。我们未等畜力运输工具上来，而在由山口下来时遇见了它们。马匹在陡坡路上吃力地走着，人们经常不得不停下来，好让它们喘息一下。纵队行进极慢。很清楚，在这一地区，装备笨重、快速性差、不适于山地行动的步兵师，必须尽快改编为轻装的山地步兵兵团。
十月革命节前夕，我们终于回到斯坦尼斯拉夫。我写了详细的旅行报告，指出了某些缺点，对各部队的战斗素养给予了好评。我坚决主张尽快将我们集团军的一些步兵师改编成山地步兵师。现在我回想起这些事就有点伤心，因为战争爆发后，我军山地步兵师不得不在平原作战。改编它们的努力算是白费了……
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已经存在了二十三年。敌人曾预言它维持不了几个星期。历史嘲笑了可怜的预言家们。苏维埃国家茁壮成长着，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全世界劳动人民，所有深受资本主义压迫之苦的人民，都怀着爱戴和希望注视着苏维埃国家。法西斯分子既对它恨之入骨，又深怀恐惧。我们知道它们不会让我们安宁，我们还得同它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人们感到，严峻的考验时刻在迫近。但我们深信我国的社会制度是坚不可摧的，我们勇敢地正视未来。
11月7日那天，我认不出斯坦尼斯拉夫了。前面已经说过，我第一次见到它时，感到它偏僻而平常。可现在我忽然看到它是另一种样子了。街上挤满了欢跃的人群。工人们排成一列列纵队走过去。他们显得多起来了，因为该市工业发展很快。友谊的歌声在人海上空回荡，这是苏维埃人的歌。这个州并入苏维埃乌克兰不过一年，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新生活团结并唤起了人们。我们感到发自内心的高兴：我们在这里也置身于祖国的大家庭里了。
12月，我们集团军的山地步兵第96师向新驻地，即苏罗边界实施行军。该师师长是著名的骑兵将军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别洛夫。帕鲁西诺夫将军命令我去监督行军。这时已经下起大雪，天也冷多了。这一切都加大了行军的困难。
我夜间在兰钦地域赶上了该师前卫。行军是在假设的战斗情况中实施的。纵队行进时，按全部规定组织了行军警戒，做好了随时进入遭遇战斗的准备。在行进路线预先指定的地点配置了高射机枪和高射炮。射手和炮手们警惕地注视着万里无云的夜空。
我在一个积雪覆盖的小橡树林里找到了别洛夫将军。这里已为他的作战组搭起了两个防寒帆布帐篷。将军穿着胸前有两根皮带交叉的长长的骑兵大衣，站在被蓄电池灯照亮的小桌子旁，桌上摊着一张地图。
我和他是在1933年相识的，那时他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函授生，来参加毕业考试。当时这个清瘦的、外表象知识分子、领章上有三道杠的指挥员，以他出色的骑兵姿态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我们攀谈起来。我们相同的骑兵生涯使彼此感到惊奇，我们俩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成为军官，都转而为苏维埃政权服务，都早在1923年就指挥骑兵团。如今，我多少有点奇怪，这个酷爱骑射的骑兵却当上了山地步兵师师长。
他认出了我：
“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