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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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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苏联才几个月,便听说斯大林的妻子“自杀”了。
  参加丧礼的大学生,在队伍里咬耳朵说:“她到底是自杀的,还是给……干掉的?”
  1933年初,露芭带着我们的儿子米歇来了。孩子才一岁半。共产国际法国组,也叫她进马什列夫斯基大学上学,一直读到1936年。同时,她还在莫斯科的包门区做党的工作。
  该区区委书记就是赫鲁晓夫。到了夏天,便派露芭到国营农场去当政委,负责秋收和完成计划。可是到了1936年,外国党员便不能再在苏共组织内担任任何负责工作了。她搞的实际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她的眼界,越发磨砺了她的批判精神。
  第六章 面对现实
  我眼前远不是万里无云的晴空,远非如此。
  我到苏联的时候,党内已经把农业集体化作为定案。可是,老干部却仍然在议论,因为他们在实验中受到的创伤犹新。本来,斯大林要把富农作为阶级敌人来加以消灭,但概念很快就变了。1930年3 月,正当集体化甚嚣尘上,斯大林便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胜利冲昏头脑》,批判了自觉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原则。从此以后,农民必须加入农庄,哪怕用大炮轰赶,也在所不惜。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只要读过列宁的书,都知道农民不经过教育说服,集体化绝对搞不成功。而且,集体化非得要有一定的工业发展水平,这样才能给农村以必要的物质基础。
  大学里流传说,集体化丢掉了五百万人的生命。有人说,有的地方居民全部流放,十成人里死了几成。1934年5 月1 日,我在哈萨克斯坦领导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到了卡拉冈达,地方党领导人接待我们,并且招待我们参观市容。
  到了市郊,他指着眼底下一大片营房说:“瞧,那边,那是老富农集中营。他们和家人都被送来在矿场里劳动。”
  他非常自然地厚颜说,“负责营地的人想得真周到,就是忘了水。伤寒症传开了,死了几千人。你现在瞧见的是押送来的第二批。”
  东道主举行盛大晚会招待我们。一位党委书记和一位内政部特工上校坐在一道。那位上校指指到会的四个人,他们衣冠楚楚,一望而知是革命前的一代人。他说:“他们是这儿的工程师,指导煤炭生产。他们会把卡拉冈达搞成苏联第二号煤产中心!”
  四位工程师自我介绍,自报了姓名。我听了吓一跳。原来在1928年,十一个工程师,以暗害破坏罪被控,经过审判处决。当时曾轰动全苏联。其中有几个正站在我面前!我急忙转身询问内政部上校说:“请问,我好象知道他们是沙特季案中的主要人犯。”
  “不错,是他们。”
  “不是判死刑了吗?人们都以为他们已枪毙了。”
  上校停了一停,答道:“你明白,毙人不值什么,可是他们有本领,可以使用,所以把他们带来,对他们说:“你们脚底下有巨大的矿藏。
  除了顿巴斯,卡拉冈达理应成为苏联第二号产煤区。生产由你们领导。反正二者必居其一,搞好了,保全性命。搞不好……”内政部的那家伙接着说,“一判决,他们就来了。
  他们生活自由。家里人也都来了。”
  我们听了这话,奇怪得瞠目结舌。假如十一个工程师的确犯了被控的罪名,那便死有余辜。跟这样的人讨价还价,简直不可思议。有一个当时在场的人指点给我们说:“这些工程师,说实话,也不见得拥护现政权到了狂热的程度。他们负责经管的顿巴斯矿区多灾多难,生产松缓。坑道遭了水淹。当然是自然灾害。也许有人想搞点破坏,也许起了点作用,不管是真是假,反正就此大吹大擂,形成大狱,向全国人民,为生产落后作辩解。我们呢,我们本来毫不担心,我们确信这些人有能力领导本地区的开采工作。”
  工程师以“暗害破坏”罪判了死刑,却又把苏联第二号矿区交给他们开发。老富农变成矿工,成批死于伤寒,因为卫生条件太差!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和大学生,一下子发现,大学里讲的理论和社会现实,两者之间划出了一条意料不到的鸿沟。
  1930年,发生另一次大党案,名叫“工业党”案件。主犯是拉木青。罪名是勾结法国情报组织,在俄罗斯复辟资本主义。罪犯判了死刑。过了五年,他出狱担任莫斯科一所重要科学研究院的院长,而且荣获列宁勋章,在1948年寿终正寝。
  这些事情都是我亲眼所见,一件一件开始动摇我美妙的信念。我带着初出茅庐的梦想,来到苏联。年纪轻,热烈信仰共产主义,一心只想为改造世界出一分气力。尽管我也知道——因为我在斗争实践中有些体会——有些热情,直接接触到了现实,是不可避免地会起变化的。
  有造化的人,才能事过以后,从容分析,从容对证,直到理解。我现在已经有了这样优越的地位,因为高龄给了我这个机会。我有了正当的发言权,因为我是共产主义战士,从少年时期开始,便把一生献给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时,我们一天一天地跟着局势发展,并不意识到不可避免的内在联系。当然,我的革命意识是受到冲击的。但是,我在斗争中投身很深,再没有意思改变自己的抉择,只好归咎人的天生弱点,以及环境的作用。
  就在这个时期,我才看到了“列宁遗嘱”·。这是打字机打的,在大学里私下传阅。读了这个文件,我简直如梦方醒。列宁写道:“斯大林非常粗暴。在我们共产党人彼此接触中,这个缺点还可以容忍。可是登上总书记的岗位,这个缺点便没法容忍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考虑,有没有可能撇开斯大林,不让他占据这个岗位。”
  相反,列宁却强调了托洛斯基的一些卓越优点。同时也指出了他的缺点。苏联政权保存了列宁的遗体和著作,但至少在这一点上,有点不忠实。托洛斯基贬斥流放,而斯大林却掌握了政权。
  我越想越狐疑,激动,只好细读党史,重读后几年的苏联报纸,想搞清楚一些问题。我当时发现,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从1929年开始的。那一年,他正五十岁,就在那一年,报纸上才出现“天才”呀,“伟大领袖”
  呀,“列宁的继承人”呀,“一贯正确的导师’呀,等等头衔。
  无限度地引用这些头衔,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写文章的人,都是原来反对派的头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皮达科夫,都争先恐后地歌颂斯大林,想他忘掉他们曾经胆敢反对过他。1929年,党内已经没有派别。反对派已经失败,头头们重新占了负责岗位。布哈林当了《消息报》总编辑拉狄克当了《真理报》的主要编辑和斯大林的外事顾问。
  列宁生前,党内的政治生活一向活跃。开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会议,党员很坦率,想什么说什么。民主交锋,往往相当激烈,却给党以活力和团结。自从斯大林掌握了国家机器,连老布尔什维克也不敢反对上面的决定,连议论也不敢议论。有人心怀惨痛,金人缄口。有人则退出积极的政治生活。更严重的是,好些党员,心里并不赞成,却公刀:拥护斯大林的立场。这种极为可悲的两面派作风,加速了党内“士气的丧失”。
  党员不得不作出抉择:自己的责任呢?甚至是自己的安危呢?还是革命的品德?二者不可得兼。许多人闭口无言,打躬作揖,明哲保身。对时事发表意见,成了英雄壮举。只有对心腹知己才敢讲心里话,还不一定!对旁人,只有背诵《真理报》上的官样文章,照本宣科。
  从1930年起,党的领导班子里面,已经只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无论在什么问题上,永远毫无保留地拥护斯大林的主张。尽管有些问题,本来应该有不同的看法,应该征求不同的意见,大家也是噤若寒蝉。例外是十分难得的,极少数几位老同志,不愿意瞧着列宁的党蜕化为教门,居然鼓起勇气表示不同意,比如罗米那泽,卢那查尔斯基……
  罗米那泽在1935年自杀。他跟尔卓尼基泽一样,都是斯大林的老朋友。后者是在1937年自杀的,因为内政部特工搜查了他的办公室。他打电话给斯大林提出抗议,斯大林咆哮说;“他们有权这么办!他们完全有权这么办!在你家跟在别人家一样!”
  直到1930年,卢那查尔斯基老为被判罪的知识分子开脱。在军队里,雅季尔将军,于1929年,曾毫不犹豫地开脱一批军官,因为他们无辜遭到内政部逮捕。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一下警察机器,这是可能的。我曾经有过切身的经验。
  1934年11月,有一天,我的妻子被传到内政部去作证。第二天,轮到我去。主持审讯的一位上校告诉我说,我们在巴勒斯坦认识的卡涅夫斯基被捕了。他是一位出色的活动家,勇敢,忠诚,哪儿艰苦便上哪。英国人囚了他几趟。他在牢狱里表现得很坚强。1930年,他被押上一条俄国船。
  上校对我们说:“卡涅夫斯基有私通英国情报组织的嫌疑。”
  我回答说:“请你听我说,咱们不宜低估对手。当然罗,英国特工想招罗特务,但若招个象卡涅夫斯基那样的人,那非丢脸不可,因为这人根本不是搞特工的料。”
  上校说:“但是,我曾要求两位巴共前领导作证。一位不认识卡涅夫斯基。另外一位则称什么都有可能。”
  过了几个月,我们两口子接到通知,说有人来大学前厅找我们。我们下楼一瞧,原来就是卡涅夫斯基。他满眼含泪,来向我们道谢。他刚出狱,说是所有的证人,都对他落井下石。多亏我们俩的证词,救了他的性命。可叹,我们那样的证词,在随后的年月里,完全不再可能了。
  1937年,我听说我的朋友斯特罗姆被捕。他本来在塔斯社工作。我以为这是出于误会,便申请为他作证。要一层层见到领导审讯的一位上校,真比登天还难。我不得不去找一位军事情报的政工负责人:出面过问。这人以为我发了疯,竟然想去为一个犯人作辩护。这简直是无知。
  那位审案子的上校,不知道我找他干什么,对我很客气,请我喝咖啡,抽香烟,最后才说:“司志,你来为斯特罗姆的案子作证吗?”
  “完全对。”
  “那末,我听你说。”
  “我只不过是来说,斯特罗姆是无辜的。”
  上校手里的笔掉下来,笑容变成冷笑,满脸狐疑,象块木板。
  “你来就是为了谈这个吗?”
  “不错,就是为了谈这个。我从小认识斯特罗姆。我知道他不是敌人,当然应该来说明这一点。”
  上校瞧了我好一会儿,对我说:“直率地讲,十月革命发生了危机。只要逮捕一百人,其中有一个敌人,就有理由逮捕其余九十九个。这是拯救革命的代价。”
  他用一句话,概括了该政权采取镇压政策的逻辑。
  我回答说:“我瞧不出来,十月革命发生了什么危机。
  我很吃惊,贵部成立已经二十年,竟然还不会分清敌友。”
  第七章 恐惧
  崇拜斯大林……不会犯错误,绝对不犯错误。
  他是神圣,任何人不会比之更为有理。
  提异议是大逆不道。谁不拥护,便是反对。谁不那么深信不疑,就给他灌输,填塞。至于那些离经叛道的异端分子,那根本不配宽恕,只能与天下共弃之。
  列宁一去世,以人名作地名,即便风行起来:列宁格勒呀,斯大林格勒呀,季诺维也夫斯克呀,甚至有托洛斯克……电车停车场,也有光荣的称号,叫做市哈林。正如庙会游行,为首是耶稣,后面跟着十字架上的宗徒、圣徒,苏联举行正式集会,为首是斯大林的画像,后面跟着首长们的画像。若要恰切地把等级搞清楚,那只消在大会上观察政治局委员入场的先后次序。
  1934年3 月,党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没有采取任何决议。这是破天荒第一次。代表们用举手的方式,通过一项议案:“用斯大林同志发言中提出的方针任务,来指导自己的工作。”这就决定了党完全由总书记一人控制。可任何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弊。这种绝对的权力,专制的权力,已经开始显得暴虐的权力,经过十年扎根,使一部分党代表感到担心。
  中央委员秘密投票,形成一次最后的挣扎。台上宣布官方的选举结果,说是斯大林和基洛夫两人领先,获得了全票。
  内中只缺三票。事实却很不一样。二百二十位代表里面,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在票上划掉了斯大林的名字。卡冈诺维奇主持选举,一见之下,吓得魂飞魄散,决定把选票烧掉,宣市斯,基二人得票一样。当然,斯大林躲在幕后,看得一清二楚。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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