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巴黎当华侨-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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锫一艘桓觥？纪晔院蠹父鲂瞧冢盏搅思醒盗吠ㄖ椤６退黄鹂际缘氖父鑫轮萃纾济挥型ü适哉庖还兀皇鞘盏�600多法郎的汇票，作为参加几天考试的补贴。他穿上尚没有徽章的制服，编在一个50人的组里，开始了四个月超强的淘汰式训练。首先是越野拉练，早上6点起床后，大家背上五六公斤重的背包，一走就是十四五个小时。
中间停15分钟，每个人打开罐头食品，在野地里吃饭，然后有10分钟时间在地上刨个坑大便，拉完后埋掉。另外的训练项目是障碍越野。在五分钟之内，得完成钻洞攀高、翻墙越壁等好几个项目。几趟下来，他累得直不起腰来，教官还在旁边吼着。他尽管听不懂法文，但是明白教官是不准他停下。最让他心惊肉跳的一个项目，就是沿软梯爬到20米高的一个横杆，翻过去，顺软梯再爬下来。他说，每次翻横杆的时候，他都不敢睁眼，伸手过横杆摸着软梯，再把腿挪上去……半夜吹起床号，也是常事。这种训练，对他来说，比别人更难忍受。首先是伙食：每餐只有西式的罐头食品和凉水，别人吃得挺香，吃惯了米饭炒菜的他却难以下咽。有时，他累得腿肚子转筋，在一米半高的矮墙前几次滑落，看着身材高大的黑人和俄罗斯同伴们一越而过，他绝望地要哭。那四个月，真是一天天熬过来的，更何况那全组只有俊中一个中国人，还不会法语，训练完毕，他只能一个人缩在自己的床上，默默地想家。
四个月结束，50个人的小组，被淘汰和打退堂鼓的有7人，小组里的两个日本人都自己走了。而惟一的中国人俊中却成了留下的43人之一，他认真地在一个五年的雇佣合同上签了字，成为法国外籍军团机械化旅的一个雇佣兵。而且，一进外籍军团，俊中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这个名字，印在他的军人证和所有的身份证明上，像医疗保险、银行卡、休假证明等。外籍军团就是凭这种措施，保证犯有刑事前科的士兵在服役期间不受地方法律的追究。哪怕是个杀人犯，在军营外万一被检查身份，他也有一个没有任何底案的名字。同时，警方也没有权力去外籍军团调查它的士兵。管束士兵的，只有军事法庭，但这个法庭不会去过问士兵入伍前的情况。只有在服役期结束时，士兵才必须恢复以前的名字，重回社会体系之中。
如果一个人在当兵前犯过罪，且没有超过司法追究的期限，法律的惩罚才会重新降临到他的头上。所以，按勃盖的理解，很多犯有前科的外国罪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便去外籍军团当兵。外籍军团按惯例给了俊中一个三个音节的新名字，汉语拼音的写法，其中有个〃ZON〃，找不到对应的汉字。但是俊中却不需要这样的〃保护措施〃，他最大的〃前科〃，就是没有居留证。在有8000多官兵的法国外籍军团里，像俊中这样的〃温州兵〃有上百人。
第二章 人蛇与蛇头第16节：没算出的血光之灾
但是，有时候蛇头的日子似乎也不像张连根想的那样轻松。我曾经访问过温州人圈里一个有名的看相算命的胡太太，据说她的话总是很灵。不过，对于我，想了解中国的看相算命，并非需要再去亲眼目睹一个来自农村的半仙，主要的目的还是帮我那位法国记者朋友勃盖的忙，就是那位把黑工场里的〃烫工〃一词，从阴性改为阳性的记者。当时，他有两个研究的兴趣点：非法移民和当今社会对超自然能力的迷信。在这位胡太太身上，这两点可都能搭得上：她既给她的同乡们指点迷津，又和自己的大儿子生活在一起，帮他主持家政。而这个大儿子黄先生不是别人，而是温州人圈里著名的大蛇头之一。温州老乡们对他是又怕又恨，大家传说他除了搞偷渡之外，还和警方有直接的关系，他不断地把中国人开的黑工场向警察告密，据说又能把被抓的非法移民保出来，但也有人说他是把按照司法程序走的正常的释放，说成是自己在警方运作的功劳。但是，只要他开了口，被抓者的家庭不想惹麻烦的话，就得向他表示一万到两万法郎不等的谢意。
我和勃盖到了胡太太的家。进门就是一间简便的厨房，瘦瘦的胡太太60来岁，精神头很健旺的样子，就让我们在厨房里落座。原来，厨房就是她的工作室，一个脏乎乎的冰箱上放了一个瓷质的观音像，两边有几支高矮不齐的红蜡烛，没火，冰箱门上凝结着从顶上流下的一道道红色的蜡迹。地上堆着几棵白菜和芹菜，旁边放着个香炉，里面插着几枝香，香火味和厨房里的油烟味混在一块，饭桌上吃剩的饭菜由一个纱罩罩着。胡太太正贴近一个前来算命的中年妇女的耳朵，小声地说着什么。我听到那个妇女用温州话问，亲娘，这样行不行之类。原来胡太太是代表一个被尊为〃亲娘〃的神明来排忧解难的。勃盖对我说，这是他看到的最简易最不讲究的算命作坊，哪怕是去巴黎最穷的黑人移民街区，随便找个算命的，在室内装潢和道具布置上都会讲究一点。勃盖没有发现自己预想中的氛围，有些失望。我还想着，怎么向胡太太解释一个法国人的造访。可以肯定，这是来这儿的第一个法国人。
但是胡太太看来对法国人也能慕〃亲娘〃的名而来，只是感到很高兴。送走了那位妇女，拿着刚得到的酬劳100法郎的票子对我说：〃大伙都知道我家能挣多少钱，这100法郎能做什么？我这个人，就是心好，亲娘让我帮助人，我就帮助人。你的朋友有什么事？〃我把这个问题转给勃盖，勃盖说，就说我也是来算命的吧，不过问什么事呢，爱情还是工作？我的意思是，涉及法国人的爱情与事业，也许就没什么能让中国的算命大师发挥的余地了，还是问问生意吧，就说你要去中国做生意。胡太太一听，问道：〃啊，想挣人民币啊？〃〃也不是，他说想帮中国人办居留证，能行吗？〃胡太太双眼一闭，左右晃了几下脑袋，嘴里同时向外吐气，很简单地就进入了状态，成了〃亲娘〃的代言人了：〃很多温州人都没有居留，他们难得很。你要是帮他们，他们都会感谢你。亲娘也会帮助你，时间不多了，赶紧赶紧。有事你尽管来找亲娘，亲娘保证你能发大财……〃〃亲娘〃如此这般做了至少3分钟的指点，然后停住了，歇了一会儿，长长地叹了口气，慢慢地睁开了眼睛。我们面前的这个女人，又变成了胡太太。
这次算命是在1996年初。这个日期我记得颇清楚，是因为不久以后，温州圈子里就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胡太太的大儿子黄先生和他共同组织非法移民的柬埔寨裔的合伙人发生了账目上的纠纷，对方向他要17万法郎。黄先生拎上一个手提包，开车按约赴会。约会地点是在巴黎一个颇热闹的大街附近，但柬埔寨人觉得周围有形迹可疑的人，认为是黄设了套子，在黄驾车过来时，隔着窗玻璃就连着几枪，将黄击毙在车里。警察从黄的手提包里，翻出17万法郎的现金。勃盖知道了这个消息，说这是胡太太的失职，言外之意是她怎么一点都没看到儿子的血光之灾呢！
第二章 人蛇与蛇头第17节：人蛇与蛇头（1）
工场的拍摄过了几天，晓蒙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一位朋友出事了。他把这位朋友焦急万分的老婆带到我的住处。这位朋友叫张连根，和晓蒙是同乡，不过比晓蒙早七八年就来法国了。现在同样是没有合法居留证。他来法国后，就一直在一家中国家具工场做木工。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风格的家具还是有一定的市场，实打实的木头，厚厚的中国漆，再画上些古装人物花鸟之类，虽然显得乡气和繁琐，却是异国情调，颇受一些中老年顾客的喜好。中国家具的生产和销售，成为和制皮制衣餐馆等几个行业相同的华人社团的几个支柱行业。但是进入90年代，这个行业受到价廉而且实用的组合式家具的冲击，急剧萧条下去。巴黎原有的十多家华人家具厂和营销店，只剩下两三家苟延残喘。绝大多数中国家具经营者和工人都改行了。有七八年的工龄，还在残存的一家家具作坊做木匠的张连根，该是当时能找到的这个行当的元老了。
可是，就是这位技术纯熟的元老，前两天在工作时，一走神，右手随着木块就推到了高速旋转的电刨下，瞬间鲜血淋漓。老板赶紧开车把张连根送进医院，接着通知了张连根的老婆。她才得知丈夫右手被削去了半截食指，中指几乎被切断，只剩皮肉连着。医院已经收治了他。但是，老板却不肯告诉她张连根在哪家医院。他已经嘱咐了张，千万别说是在工场干活受的伤，怕暴露自己雇用非法移民。老板也就不告诉张连根的老婆她老公住哪家医院，以防她去了后被人询问。几天都没有老公消息，她急坏了，制衣工场的工作也不做了，到处向老乡询问。晓蒙陪她来我这儿时，还见她两眼红肿。我问清张连根工场的地址，靠这个地址最近的医院是圣·安东尼医院，是巴黎的一所很大的公立医院，估计他是应该给送到那儿去了，于是带着他们去了这家医院。到了外科住院处。我们的问题是：〃你们有没有收治一个两个手指被切断的中国人？〃因为想到张连根可能不是用真名登记。这个问题很有效，病房里的张连根见他老婆进来，很是吃惊，眼睛红了红，但是立刻表示不满：〃你来干什么？〃他老婆不答话，抽泣起来。
40来岁的张连根穿着一身病号服，躺在床上，显得很瘦小，右手吊在胸前。病床前的牌子上写着，ZHANG先生，1956年6月出生，无固定地址。医院给他动了手术，食指那半截是保不住了，中指给接了上去，往里面打了个长长的钢针。老板这些天来过，给他出主意，让他过些天就悄悄跑掉。看样子老板还是担心夜长梦多，非法移民张连根给自己打工的事会被人知晓。我立刻劝他别这么想，这么严重的伤，只有等到该出院时再出院。如果他愿意，他可以不说老板的名字，法国的医院又不是警察局，不会逼他交代这些事。这时一个女护士和颜悦色地进来换药，告诉我们，手术很成功，再过个把星期，就可以出院了。张连根却显得很紧张，他不停地问我，听说这种手术和住院费很贵，到底会要多少钱，10万法郎不止吧？要是付这笔钱，那他可就是白白辛苦了几年。要是不付，医院会不会不让他出去，再把警察叫来呢？他打量四周的目光充满了惊惶，这个病房，对他来说，就像是个陷阱。
医院的社会服务部和张连根接触了几次，我充当翻译。医院了解到这个病人是非法移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也不会得到工伤赔偿，恢复期间，只能靠自己微薄的积蓄生活，最后决定免去他七万多法郎的医疗费用。出院后个把星期，他回到医院拆除打入中指的那根钢针，一根两寸多长的细钢针从中指的指甲盖下，带着血丝被慢慢抽出来，痛得张连根直咧嘴。他的右手算是痊愈了。食指少了一截指头，中指必须逐渐活动，以慢慢恢复功能。他终于有了理由，辞去了挣钱不多的家具工场的工作，老板见最坏的情况没有出现，心里也就踏实多了，给了他几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在他的中指还只能直直地伸着时，他在一家中餐馆订了一桌丰盛酒宴请我和晓蒙，以示谢意。他是和老婆在七年前的1990年一块从瑞安乡下出来的。当时有些西欧国家对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还没有非常警觉，他们两口子凭着在荷兰的一个远亲的邀请信，办到了荷兰的旅游签证，舒舒服服，坐着飞机就到了荷兰，坐小车从一个没有海关的小镇进了比利时，用同样的方法又进了法国。
这么多年下来，由于没背上偷渡的债，老老实实地打工，生活节省，也攒了不小的一笔钱。说得晓蒙羡慕不已，只恨自己生晚了，没赶上好时候。同样是来法国，晓蒙花了几个月，掉了十斤肉，还背上十来万的债。但张连根说在法国还是年轻人占便宜。他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现在大的已经有12岁，都在老家，由父母抚养，自己没有居留证，孩子也没法正正当当来法国，七八年了，只在朋友从温州带回来的录像带上见到自己的小孩，还得由朋友指出：这是你女儿，这是你儿子，他才能从画面里认出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儿女团聚。听小孩的爷爷说，儿子是越来越不听话了，男孩没父母管，可不就是要学坏。想想他心里就着急。他说像晓蒙这样的年轻人就好了，到了法国再结婚，连彩礼钱都不出，小孩生在法国，将来就是法国人，法国政府迟早要给当爹妈的居留证。光挣个几十万有什么用，没准哪天就被赶回中国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