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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

去巴黎当华侨-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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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宓睦缶驮诿吭�20多万法郎,在20世纪90年代初,相当于30多万人民币!姚老板笑笑,说那也是运气好,一个是活儿多,价钱好,再也就是警察不怎么管你。一个月20万也不算多,我知道的工场,有时赚40万还不止呢。那么三年后为什么不继续干下去了呢?是怕被警察查到吗?姚老板摇摇头,说也不全是。他说可以把工场开到警察来的那天关门,就算机器设备全被没收,也只相当于工场两个月的利润。承担法律责任的,就是出名顶替当法人代表的那个人,他每月拿3000法郎,就是出事时去顶罪的报酬。    
    但是,姚老板解释说,办制衣工场,怎么的也是挣辛苦钱。工人每天干12小时,老板加上开门关门,就得干十三四个小时,再干下去,人都会累垮。所以,当姚老板捞着第一桶金之后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千把万法郎,就决定把这个工场卖给了他以前的一个工人。这个后继的老板却没有了他前任的运气:这几年,制衣业景气大跌,巴黎的大众服装市场上充满了中国进口的服装,使得当地的加工需求剧减,价格下滑,警方加强了打击雇佣黑工的强度,使得工场想私下挣钱更难。原先20多人的工场,现在只有五六个工人,大部分设备都空着。而姚老板却又占了风头之先:在充斥了巴黎大众服装市场的中国进口服装中,有一部分就是来自于姚老板开在意大利的进出口公司。    
    而且,姚老板在温州还和人合伙投资了一个机床厂,生产供乡镇企业使用的质量未必精良、但是价格很有竞争力的机床,生意也很不错。姚老板是我在第一次温州之旅中最后一个采访对象。我曾经不止一次听巴黎的温州人提到他。他是很有经营头脑的人。尽管像他这样用〃胆大心细〃加运气而获得成功的人,在黑移民中也许只能占上百分之一,但却成了百分之百的黑移民的向往。


第六章 温州之旅第42节:出去;还是不出去(1)

    我们那次去温州,受几个在巴黎的熟人之托,问候他们留在国内的亲人。很快,我们就发现那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老秦是这些熟人之一,他到法国已有五年,妻子素华还在温州,在靠近市郊的一个集市上包了个摊位卖衣服,两个儿子,大儿子秦立江,25岁,在一家卡拉OK当保安,二儿子秦立海,19岁,高中毕业后就没事做,偶尔上集市帮着他妈卖卖衣服。老秦让我们去他家里看看他的老婆孩子,顺便把老婆给他做好的几件衣服带回巴黎,素华是个很好的裁缝。我们到了老秦家里做客,素华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但没能吃上几口,我们就成了一场激烈的家庭争吵的旁观者,还被争吵双方强烈要求作为评判人。争吵的原由是素华和二儿子秦立海想走父亲的路,出去。老大秦立江则坚决反对。而且他的反对方式很激烈,当着我和勃盖的面,就把筷子往桌面上扔。    
    他们用温州话和普通话夹着争吵。素华说温州话,而立江偏用普通话回。他妈急得直摆手:〃非能非能(别这样别这样),让人家听去笑话死啊!〃〃那又怎么,就让大家都听听。〃    
    素华对我们苦笑,说平时不能提法国和他爸,提起来就吵死。但是遗憾的是,既然我和勃盖是从法国又是代表了他爸来的,看来这场争吵就不能避免了。老秦去了法国五年,勉强把路费挣了回来,就没能再给家里创造财富。素华认为当初不该让老公先出去。两夫妻准备好了在法国的日子不会好过,所以凑了钱让男的先出去,更能吃苦些,早点打下个基础。而现在和老秦一块走的人老婆孩子都带出去了,惟独老秦还没个动静。素华说自己老公没本事,要是当初是把钱花在自己身上,现在一家几口都会带出去了。温州多么难做事啊,她就靠经营个衣服摊位,已经把买房的几期款项都付掉了。这个房子大概有八九十平方米大,在一个很普通的居民楼里,看得出女主人是个能干自信的人。但是大儿子立江却不同意她的观点。他认为老爸出去这么多年,什么也没混出来,就说明了去法国不是好的选择。二儿子立海反驳道:    
    〃那么留在这里做什么?一个月挣几百块钱啊?〃立江勃然大怒,指着他弟弟的鼻子就骂:〃老子几百块钱也是挣的。你有本事就去挣几百块钱来看!你也不是小孩了,成天就知道吃饱了就睡,就会让老妈挣钱给你花。〃他转过脸冲他妈:〃就是你把他给惯坏了,还看不起几百块钱。〃他的嗓门儿越来越大,拿起桌上的一只筷子就朝他弟弟扔过去。立海眼睛一红,站起来进了房间。我对勃盖说了句:〃一个没有父亲的中国家庭。〃勃盖回道:〃没有父亲的法国家庭也会是这样。〃素华整个灰头土脸,这会儿也急了:〃你就知道打他。以后你爸知道了,不打死你才怪。不出去怎么办,你爸已经出去了,一家人就这么分开啊?〃〃他回来啊!混不下去早就该回来了,就是你们逼他在外边。〃〃回来?那十几万就白花了?你想让亲戚朋友笑死他啊?〃〃混不下去回来有什么可笑的?像你们这样卖房子、借钱再出去,才笑死人呐!〃    
    大儿子突然打住了话,降低了嗓门,认真地说:    
    〃妈,把房子卖了吧,卖了吧,我有个朋友愿买。你和立海去法国,你给我10万块行不行?〃原来大儿子对母亲可以有条件支持。素华嚷道:    
    〃这个房子我留着养老,你们谁也别想!〃    
    〃不卖房子你怎么办?两个人走,最少要24万!你上哪里找钱去?〃    
    〃这个你管不着!〃她转脸问我道:    
    〃你们说说看,我究竟该不该出去?〃    
    〃对对,你们说说看,我爸在法国混成什么样,你们就说实话。是他们该出去还是他该回来?〃立江还是咄咄逼人。    
    我不知该说什么。老秦混得怎样?只能说是和大家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法国,像他这样,干了四五年,刚刚挣回路费的黑移民多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的那段黑移民的〃黄金时期〃,温州人到了法国,基本上就有工作做,警察也查得不严,打上两年的工,就可以还清或是挣回十多万的路费。可是自90年代初期起,形势就发生了变化。西方经济衰退,消费随之下降。而且,黑移民不断涌入,但是法国人却并不会因此多吃一次中餐或是多买一件衣服,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结果是工钱的急剧下降。在有工作做的情况下,温州黑移民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平均日工资从500法郎降到了300法郎。黑移民不仅面临着来自自己社团的竞争,同时还面临来自本土的竞争:由温州商人从中国大量进口的皮革制品,主要是皮带、皮包,其价廉物美,彻底挤垮了华人几大经济支柱之一:皮革加工业。原来从事皮革加工的黑移民,至少占总数的一半。这一半人又全都往剩下的几个行业,比如制衣场、餐馆里挤,挤得工钱再往下掉。老秦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这个拥挤的行列的。


第六章 温州之旅第43节:出去;还是不出去(2)

    他在法国也是靠在制衣工场踩缝纫机为生。经济的衰退使得移民问题在欧洲各国都凸现出来,政府于是加强了打击非法移民的措施,并以雇佣非法移民的雇主为主要打击目标,并彰显这些行动的社会意义是消灭〃半奴隶制的剥削〃。于是老秦就更难找〃受剥削〃机会。他后来听我转达了他儿子对他的质询,对儿子的不理解很是委屈和气愤:    
    〃我不就是运气不好嘛!谁像我这样,来了不到两年,就被抓了三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嘛,是不是?〃    
    我一边琢磨着怎样回答素华和立江的问题,一边也把这个问题提给勃盖。他想了想,说:〃总之,不管怎样,一个家庭是不能这样分开的。〃我只好给素华和立江分析了一下形势,但似乎谁也没说服。吃完饭,素华在厨房里收拾碗筷,立江点了根香烟,气色平静了些,我又提起他妈妈和弟弟想出国的话题,他认真地说:〃现在家里有个房子,还能叫朋友来喝喝酒。我这个人朋友很多,我今天请他们吃酒,明天他们也会请我吃酒。借钱、欠债、卖房、出国,到时候把自己弄得连个像样的住的地方都没有。我妈这个人啊,心太高。心高害了一家人。〃    
    下午我们跟着老二立海,去了素华的摊位上转了转。素华正在和一对情侣客人讨价还价。一条开价65元的男裤,对方还到30,最后在45元上成交。素华感叹温州的生意太难做了,而且,来这个集市的,多半都是外地的打工仔。大多是看了不买,试个半天,也不买。刚才那条裤子,就赚了五块钱。她说正是这样,才决定去法国。在法国还能难过在温州?她从有家人在法国的熟人和丈夫那里收集信息,曾经对万里之外的法国做过一番市场调查,她给我算了一笔账:做一条裤子在法国的工钱是五六块法郎,自己一天最少也能缝六七十条。这样,一个月只要有20天有活干,就能挣到7200法郎。省吃俭用,一个月总能剩下4000~5000块吧?抵人民币6000多呢。这样,两年的时间,就可以收回路费了。一家三个人打工,每个月就能挣一万七八人民币。就是把30多万的路费用来在温州开店,一个月也挣不到这么多啊。再省个几年,自己就可以开工场了。他老公的一个朋友,到了法国也就五六年,开了工场,发了。而且,二儿子立海也没什么本事,在温州给他做生意也做不了,就只能干干小工,挣个六七百块钱就完了。    
    都是打小工,干吗不去打一个月挣5000块的小工呢?而且,那还是在法国!我说她掌握的信息基本准确,她的推算,也曾经合理过。每个家庭,在把自己的亲人送上赴法国的旅途之前,肯定和她一样,都做过同样的计算。但是,他们犯的一个同样的错误,就是忘了在他们的考虑中纳入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他们是黑移民!一个黑字,就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做不了自己的主人。对黑移民来说,做工不仅意味着能挣工钱,也意味着随时随地会被解雇,意味着会被拖欠工资,意味着不得不经常变换居住场所,遭受经济的损失,意味着会被逮捕、监禁,甚至是遣送……黑着,就使他们将面临许许多多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陷阱,有可能使一切合理的推算全部失效。但是,我发现让这些温州朋友切实感受到这一点很难,在眼前的这块土地上,打工挣钱,是多么的天经地义,勤劳被视为美德。他们自然很难理解,居然还有不允许出力流汗打工挣钱的地方,在那里,他们的勤劳等于犯法!    
    这让我想起在另一个城市遇见的一位40多岁的工程师,下岗了,情绪低落。有人向他提议花几万块,找个做包送买卖的旅行社,出去,到国外挣钱。他给我谈了使他下不了决心的疑虑:法国人大概都不会喜欢外国人,将来会不给我们工作做?我说,如果一个法国雇主以肤色为标准,选择雇谁不雇谁,将和他雇佣一个非法移民一样,都得冒被罚款和判罪风险。这个下岗的工程师,尽管前思后想,却不知道黑着生存,真正等待他的问题是什么。立海的一个年龄相仿的朋友也来集市上,找他聊天。素华介绍说这是立海正在厨师学校一块儿上课的同学。原来,在家里油瓶倒了都不扶的立海,为了出国好找工作,学起了厨艺,有时还和他妈学踩缝纫机。素华说这个朋友家在附近农村的塘下镇上,搞得很不错,有个工场,加工摩托车的配件。这是他家的老三,也是高中毕业了没事做,想出去闯闯。    
    我想和他们聊聊,但是立海的朋友很腼腆,只是用〃对〃、〃是啊〃、〃差不多〃之类的回答打发了我的问题。两人走到一边颇热烈地讨论起来,听得出是在交换寻找可靠的蛇头的信息。他们为自己的未来而兴奋,法国意味着能让他们彻底改变一个无业的年轻人的命运,能变得有钱,能成为荣耀的华侨,能拥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切承诺,似乎只要他们愿意付出体力劳动就能获得。而他们,除了拥有年轻和体力,就一无所长。这个〃长处〃,如果他们留在中国,即使发挥尽了,也只能换来一个为人所不屑的温饱。于是他们就认定自己的前途在国外,一个汗水更有价值的地方,而且做好了充分发挥这个惟一的长处吃苦流汗的准备。这些高中毕业生被这样的憧憬鼓舞着,尽力地去掌握劳动技能。我和勃盖说了这些想法。    
    他说,他们值得尊敬。素华对我们说,在温州,儿子娶老婆,女儿出嫁,讲极了排场,父母都要花上十来万。她早就烦心两个儿子的婚事了。听说在法国,找对象很方便。两人看上了,就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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