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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中国艾滋病调查-第4节

小说: 中国艾滋病调查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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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撒谎的人都是有罪的撒谎的人都是有罪的(1)…(图)

华北部分地区至今仍有单采血浆站存在,每日半夜至凌晨营业,每抽800毫升血浆可获80元报酬。图为2004年10月17日卖血者争先恐后抽血的现场    

  ——《中国艾滋病调查》编辑手记    

  周筱赟    

  高耀洁医生的新著《中国艾滋病调查》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她在赠我的书上为我写下一段题词:“祝愿你永远为人类幸福而努力!”这对我自然是个过高的要求,在某些后现代评论家看来,或许还有自以为代表人类幸福的僭妄之嫌,但支配这位78岁高龄的老人的只有一种朴素的情感:“一个人活着,要有良心,有道德。撒谎的人都是有罪的。”    

  一、《中国艾滋病调查》出版前后    我与高耀洁医生的相识,并非始于此次策划《中国艾滋病调查》一书。早在2002年时,我还是一个在大学就读的热血青年,看到报刊上许多对中原艾滋病高发区的报道,便不知天高地厚地也想去看看,于是冒冒失失地一个人跑到郑州。刚进高医生家坐下不过几十秒钟,她第一话就是“你快走!”原来,一些基层乡村干部为了所谓政绩欺上瞒下,千方百计“捂盖子”,在我去之前不久,便有一位北京的记者遭到非法拘禁,高医生担心我出事而把我赶走了。    再次见到她,是第二年她应复旦大学医学院高燕宁教授之邀来上海讲学。记得那一次,教室里早坐满了等候的学生和记者,当高医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她一眼便认出了人丛中的我,不顾正对着她的无数镜头,摆脱旁人的搀扶,过来和我握手。尽管她的河南口音让我在理解上略有困难,但在那次课上,她演示光盘中的数百张照片,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中原地区因卖血导致艾滋病感染的可怕场景。不久,我就陆续收到高医生不断寄来的大包小包的艾滋病预防宣传资料,我都分发给了身边的同学和朋友。这都是高耀洁医生用自己的稿费、讲课费和奖金印制的,已累计发放近100万份。后来我主编《复旦大讲堂》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就顶住压力收入了高医生的复旦演讲《中国艾滋病传播现状与忧思》。但我一直遗憾未能为高医生和艾滋病人做些更加有益的工作。直到去年进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分部,这一想法才成为现实。    后来高耀洁医生告诉我,这部书稿当时有八家出版社都争着要,尽管也都是著名出版社,但她说要交给一个了解艾滋病的真实情况、关心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的编辑才能放心,她最终决定把书稿交给我。交稿前,我和她在电话里就全书体例多次协商,2004年国庆期间,我又特地赶到郑州去和她当面讨论书稿体例。最后决定以高医生调查所见的一个个真实事例作为上编,是全书主体,下编则是相关的艾滋病预防常识。如此,读者既可以了解当前艾滋病在中国流行的严峻局势,又能掌握必要的艾滋病预防知识。


第三部分:撒谎的人都是有罪的撒谎的人都是有罪的(2)…(图)

卧病在床的艾滋病患者    2004年年底,我收到高耀洁医生寄来的书稿和数百张照片,可惜很多照片是高医生用自己的傻瓜机拍摄的,非常模糊无法制版,我只能选用了其中的98张照片。书稿原名“艾滋泪”,我觉得不够明了,而且容易给读者造成泪水中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误解,我考虑再三,建议更名为“中国艾滋病调查”,得到了她的首肯。高医生的调查以中原地区为主,但中原是中国的缩影,卖血导致感染艾滋病绝非中原的专利,而是中国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普遍状况!此外,我又从央视“焦点访谈”、《南方周末》等报刊找了相关文章作为附录,涉及华东、华南、西北等地区的非法卖血情况,令人触目惊心!医源性的传播渠道,已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艾滋病的潜在感染者!    处理高医生的书稿是件非常费力的事,我几乎耗去整整三个月时间,每天加班工作至深夜,逐字逐句推敲修改。高医生很喜欢使用书面语和成语,但有时并不恰当。书稿还有大量引文没有出处,我都一一找到来源补上。比如书中提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艾滋病是一种真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话,我查到是他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2003年年终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书中还涉及大量艾滋病知识,我没学过医,为此托人从复旦医学院图书馆借了十来本相关书籍,对原稿内容做了补充和更正。这些书看下来,我都差不多成了一个艾滋病专家了。后来一次和一位记者吃饭,听她说起某出版社出版高耀洁医生的《一万封信》前,该社领导犹豫再三,最后删节了大量内容才得以出版。而《中国艾滋病调查》的出版就极为顺利,这要特别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郑纳新先生,我把选题报给他,他马上觉得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当即决定把该书作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的重点图书。蒙在高医生标准像前的半透明纸(印有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高医生的评价)便出自他的设计。封面上“血祸”两个大字,是我从一本书法字典里找来的,是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的墨迹。之所以要把血祸两个大字印在封面上,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警惕艾滋病的医源性传播。高医生在书中指出:“我自1996年接触第一例艾滋病患者至今,走过十几个县市、几十个乡镇、百余个村庄,调查过数以千计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接到过万余封来信,所见所闻,几乎全是‘血祸’!实在是触目惊心。”不要以为自己不吸毒、不嫖娼、不卖淫、不卖血、不是同性恋就绝不会得艾滋病,任何人都可能通过医源性传播渠道感染艾滋病。那些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浆又输给了谁呢?没有人能够回答。


第三部分:撒谎的人都是有罪的高耀洁的怒气(1)…(图)

丈夫因患艾滋病死亡,妻子悲痛欲绝    刚下了火车,便匆匆赶往高耀洁医生的住处。一进门,高医生正怒气冲冲。原来,她刚看到某报记者的一篇文章,攻击“高耀洁已经老朽了”、“高耀洁是个过时人物了”,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词让她很伤心。她认为这与她即将面临的一场官司有关。有一个艾滋孤儿高燕(化名),在父母患艾滋病双亡后,备受邻里的歧视和亲属的虐待,高医生将她安置在自己的老家山东曹县,托付给一王姓农户收养。不料这户人家收养是假,借机敛财是真。不仅侵吞好心人给高燕的捐款,还百般虐待高燕。高医生得悉情况后,和中共中央党校的靳薇教授与香港智行基金会的杜聪先生赶到山东,把高燕解救了出来,送到广东一个寄宿学校读书。不料王氏夫妇反而倒打一耙,四处造谣攻击高医生,要把高医生和靳教授等告上法庭。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某报记者在采访此事时,一直偏袒王氏夫妇,甚至上门向高扬言:“我就是那个要搞臭你的《××报》记者。”这次该报又发表攻击文章,高医生认为即与此有关。    高医生原和老伴郭明久住在没有暖气设备、采光很差的老式公房内,去年旧房拆迁,回迁需要15万元,老两口拿不出这笔钱,只能暂住在儿媳的一套空房里。而同时,高医生自1996年走上“防艾”之路后,用于救助艾滋病患者和艾滋孤儿、印制艾滋病预防宣传资料和书籍已花费近100万元,包括她获得几个国际大奖所得的奖金总计8万美元和全部个人积蓄。为此,老伴郭明久没少和她闹意见。郭明久与高医生年纪相仿,早年毕业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离休前是专为领导干部看病的保健医生,用他的话说,“如果老婆子不搞这事,返聘搞个专家门诊啥的,不要说15万的房子,就是100万的房子咱也住上了,哪会像现在这样?”不过说归说,毕竟是相濡以沫数十年的老夫妻了,“摊上这么个老婆子,我有啥办法呢?我不帮她谁来帮她?”每次高医生出门,包括就在郑州市区,郭明久总是很不放心,非得看着高医生上了车才回家。家里的各种杂事,如寄信收信、买菜做饭等都是郭明久包下,直到前年雇保姆之前,所有脏衣服也得郭明久手洗。


第三部分:撒谎的人都是有罪的高耀洁的怒气(2)…(图)

华北部分地区至今仍有单采血浆站存在,每日半夜至凌晨营业,每抽800毫升血浆可获80元报酬。图为阳谷县的单采血浆站  高医生家中除了几个旧桌椅外,看不到任何像样一点的家具和电器,房间里到处堆满了她自费编印的防艾宣传资料和书籍。只要来人或来信索取,一概免费赠送,有时是一车一车往外拉。家里惟一抢眼的电器,是客厅里的一台大彩电,高医生说这是老伴趁她不在家时用刚收到的奖金买的,原来家里那台电视机都用了十几年了。“为这事,我又和他吵了一架。”说着,高医生不好意思地笑了。高医生告诉我,她拿到联合国的三万美元奖金后,她的孙子来找她,要她买一辆轿车,被她断然拒绝。“这是社会给我的荣誉,这些钱都应该用于回报社会。”她说即使这样,社会上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人出于各种目的攻击她,但只能骂她过时了、老朽了之类,如果她拿这些钱买了房子、轿车,岂不是授人以柄?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高医生只凭借自己个人的力量,从不接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捐助。她曾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台湾一位慈善家100万元的捐款,因为她怕有人利用她的名字行骗,这会让她晚节不保。而她已年近八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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