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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

致命追杀-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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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昌威停了一下,看到老者在认真地听,就接着讲。

   “可是这时突然出现了新情况,原来省里向中央报批的修建连接河南信阳和湖北随州的高速公路获得批准,那公路是以旧路改造,正好经过小李村。而且由于小李村正好处于这段高速公路的中点位置,县里决定以小李村为中心作一些开发,建设高速公路的辅助设施。这个消息县里先知道的,我们小李村是最后才知道。县里知道后,就有领导打开了小算盘。要知道,小李村可谓穷乡僻壤,土地一点也不值钱,可是高速公路计划获得通过,而且小李村成为中心后,情况就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土地开始值钱,土地一值钱,村长的位置就非同小可了。”

   这时李昌威的思绪已经完全飘回到遥远的小山村。

   “县里有个领导开始盘算把自己的亲信派到小李村当村长,这要在平时当然很容易,要城市户口难,把一个农村户口迁到另一个农村,很容易的。结果县领导就办成了,可是这时我们已经开始了村长选举,虽然也有一两个人参加竞选,但我以高票当选。县里那位领导可急红了眼,他们以程序有误迫使镇政府宣布我们的选举无效。这时,镇政府也知道了修路的消息,镇长也偷偷在村子里扶持他的人,他并不奢望他扶持的人能够当选村长,他是寄望县领导的人当了村长后,可以用他的亲信,让他们进入村民自治委员会。于是,第二次选举开始了。”

   李昌威脸上露出了竞选时的激动。

   “结果无论是县领导的人还是镇长的人,村民都不买帐,我第二次高票当选为小李村的村长。这次他们又来到小李村,宣布有人举报选举中出现徇私舞弊和贿选,他们也不调查,就宣布第二次选举也无效。这时镇长也开始活动了,他在村民中放风,不选刚刚搬到村子里的某某当村长,选举永远无效。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县里和乡里开始注意我。毕竟两次高票当选的都是我一个人。如果我不参选,他们的人就是唯一的候选人,那当选就顺理成章了。县里和镇里也找到我,软硬兼施做工作。我本来也无所谓,就想放弃。可是这个时候老村长来到后山古庙里找到我,老村长说着说着,眼圈都红了。他说到最后,带我来到门外,用手一指,哦,我看到山下几百个村民等在那里,向我招手。我决定竞选到底。”

   看着李昌威脸上坚毅的表情,老者脸上露出了佩服和迷惑的复杂表情。

   “一个月中我们小李村开始了第三次的民主选举村长的大会。那次选举我们作了充分的准备,无论从程序和具体操作的细节上,都做到严格按照规定,一丝不苟。结果选举结果出来了,我仍然是高票当选。可是就在我们准备交接时,镇长带着县里来的警察冲进选举会场,我们原来以为这次他们挑不出什么毛病了,结果他们说我的出生年份不对,说我不够十八岁。他们说国家安全部有我的详细记录……”

   “真是瞎胡扯,国家安全部怎么会有你的档案?”老人不以为然地插了一句。

   “他们还骂我,骂我野种,还想来抓我打我,我就还手了,结果几个警察被我打倒在地……”

   “你把警察都打倒了?”老者本来想问一个孩子怎么可能把几个警察打倒在地,但突然停下了,他想起每天晚上那孩子在院子里翩翩飞舞的样子,不禁陷入了短暂的沉思。过了一会,老者才抬起头,喃喃道:“他们不可能为了这事追杀你的,地方官员贪赃枉法,北京大多不知道,知道了真相是不会放过他们的,党绝对不会支持他们。看那些追杀你的人组织严密,个个会飞墙走壁,枪法如神,绝对不是地方政法部门的。”

   “我没有说他们为那件事追杀我,他们这次追杀我是因为我拿了……”

   李昌威突然停下来,转头找他的包袱,“我的包袱里,里面的书呢?”

   老者走到茶几旁边,打开一个抽屉,把两本书拿出来。“我打开了你的包袱,你不介意吧?”

   看到两本香港印刷的竖版书尚在,李昌威摇了摇头。

   “他们就是因为我拿了一个叫杨文峰的人的一个包袱,就追杀我。”

   “可包袱里没有贵重物品呀。”

   “是的,除了两件换洗的内衣,一些钱之外,就只有这两本书和一份草稿。”

   “原来是这样,”老者盯着那两本书,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沉重,“这两本书我也看过,不过你说的什么草稿,我没有看到,大概丢了吧……”

   李昌威疑惑地看着老者。
  
   四

   不出一个小时,技术人员就把所有拍摄到死者武警战士小王的录像带送到魏建国的电脑屏幕上。根据录像拍摄到的情况,守卫毛主席纪念堂的武警战士小王是在下班后随着下岗的战友一起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纪念堂的,录像带上的时间显示是六点半。

   另外两盘录像中显示了小王的队伍迈着步调一致的步伐穿过天安门广场的情景,在他们行进的过程中,正在天安门上游玩的群众纷纷摆好姿势,抢拍下以行进中的武警卫队为背景的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魏建国在广场的人群中细心搜寻可疑的对象。

   十分钟后,另外一盘隐藏在武警战士门口的摄像镜头拍摄到队伍到达故宫宿舍的情景。队伍在宿舍门口停下来,不知道谁喊了声“解散”,武警战士们肩膀突然松弛下来,然后或走或跑迈着轻松的步伐朝宿舍而去。不一会门口就只剩下一个战士。

   那个战士就是现在变成尸体的小王。他在门口干什么?魏建国反复倒带研究他站在宿舍门口的动作,十分钟后,他恍然大悟,哦,原来是在口袋里找东西。录像上的小王把几个口袋又翻找了一遍,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站在原地呆了一分钟的样子。

   宿舍就在十步的距离内,如果找不到,完全可以到宿舍去看看,但小王并没有走过去,而是转过了身,犹犹豫豫地朝刚才来的方向走回去。

   魏建国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判断出那个武警小王是忘记带宿舍锁匙。

   小王离开宿舍区后,进入到天安门,但天安门上的录像没有拍摄到他走回去的镜头。另外更加隐秘的摄像机拍摄到小王躲躲闪闪地从天安门边缘绕了一大圈,朝毛主席纪念堂走去。

   “搞什么鬼,他在躲什么?”魏建国疑惑地自言自语。这时他身后的穿国家安全制服的助手开口了:“他不是躲什么东西,他穿着只有上班时才穿的佩戴绶带的制服,是不能一个人在天安门上走的。他们上班和下班都必须列队起步走。”

   “哦,原来是这样,多亏你,否则我的调查方向可能偏离轨道,就算能够纠正过来,也是两天以后的事了。”

   助手自豪地看着这位国家安全部传奇人物神探魏建国的背。魏建国的精神则仍然集中在手头的工作上。

   另外三盘录像带显示小王在绕天安门一大圈后,回到毛主席纪念堂侧门,他在那里同一位站在门外的武警战士讲了几句话,那个武警战士打了个放行的手势,然后小王就消失在纪念堂的小侧门里。

   拍摄到活人小王的录像带到此结束。

   接下来两天里,魏建国亲自询问了相关人士,证实了他的推测,武警战士小王返回毛主席纪念堂是为了找回锁匙。当时在侧门值班的武警战士违反纪律让小王进去找锁匙,结果小王就再也没有能够活着出来。

   凶杀案发生在毛主席纪念堂里!

   他从侧门进入纪念堂,然后顺着小王当天应该走的路走了一遍,只用五分钟。天安门的武警仪仗队每天要站至少四到六个小时,笔挺地纹风不动地站在一个地方,这时身上的任何一点重量都可能成为负担。站岗的战士一般不带锁匙,如果万不得已带了锁匙,也会在上岗前,把锁匙悄悄放在身边方便的位置。小王就是这样做的,但当他下班时,却忘记了锁匙。

   第三天魏建国已经在前几天小王走过的这段路上走过了好几十遍,这里有两个楼梯,其他路段是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摆放着仙人掌。

   不知道走到第几十遍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看了看手表。然后,他找到纪念堂负责人,一个六十岁的胖乎乎红光满面的男人,说下班后希望一个人留在纪念堂里。那领导面露难色。

   “我们有规矩,下班后不能在纪念堂里逗留。”

   “这是什么规矩?怕闹鬼吗?”魏建国讥讽地说。

   胖乎乎的负责人有些恼火,“规矩是规矩,我能说什么?”

   “那总有例外,对不对?什么情况下可以例外?”魏建国紧追不舍地问。

   “我没有这个审批权力,只有我上面的单位领导才可以批准。但他们也都是听中央的。”

   “你肯定记得一些特殊情况吧?”

   “不错,我记得,新任总书记上台后就在深夜来过,还有其他的一些领导人,也经常在夜深人静时过来缅怀毛主席他老人家……”

   “的尸体?”魏建国皱了皱眉头。

   “不,缅怀他老人家的丰功伟绩!”负责人提高声音,没有掩饰自己的怒气。

   “对不起,”魏建国意识到自己的语气不太适合,道了歉,“我是办案人员,如果想让案子水落石出的话,就必须客观公正,不带任何政治观点和私人感情。这点请你理解。”

   负责人的脸色也渐渐多云转晴。末了,他给魏建国建议,找他们局长,出示取证或者搜查证,然后找到上面负责单位就可以进入了。

   两天后,他才拿到下班后进入毛主席纪念堂的特许证。他选择了那天武警战士小王返回来时的时间准时从侧门进入纪念堂。小王那天值班是站在毛主席的水晶棺材旁边的。从这个侧门走到那里的通道他白天都走过几十遍了。

   他边走边观察,上到二楼时,放眼望去,突然感到一阵异样的感觉。他怔在那里,仿佛感觉到一阵阴风吹过来,不禁打了个寒颤。

   仍然站在那里,向那条二十米的长廊望过去,单调空寂的长廊让他的眼睛有些发花,有些酸胀,他揉了揉眼睛,再睁开时,突然感觉到走廊里有影子在晃动……

   他裹紧夹克衫,提起好像比平时沉重了许多的腿顺着走廊走向陈放尸体的场馆……
  
   五

   1976年9月9日,中国农民运动领袖毛泽东逝世,拥有七亿农民的中国农村一片哭声,山河同悲。哭过之后,回过神来的中国农民陡然间失去了精神寄托,这时他们才感觉到肚子饿。农民们开始摸索出路。以前靠人民公社维系的中国农村顿时陷入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地方基层组织迅速大面积陷入瘫痪状态,而这时农村社会又面临了严重的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问题,一些乡村的农民为了自保和发展而自发组织成立了村民委员会。

   1982年中共中央调查部刚刚复职不久的一名老调查员经过六个月的深入农村 ,写出一份绝密报告,在报告中他警告北京当局:农民失去了精神寄托,物质短缺,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出现了公共组织和权力的真空,一些地方农民开始自行组织起来……这种发展趋势如果控制不好,就有可能引起农村骚乱甚至暴动。这位老调查员在报告结束时建议:鉴于目前很多地方的农民已经自发成立了村民自治委员会,中央应该考虑出台更加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相关法规规定,既然可以引导农村自治组织的发展,又可以控制其发展方向。

   这位老调查员的报告只是锦上添花,当时政府高层有识之士早就有此考虑,但调查部老调查员的报告提到了“农村骚乱”和“暴动”的字眼,无疑加速了中央采取行动。

   1982年开始,北京除了继续利用执政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同时开始大力推动建立农村村民委员会,并将其功能由制定乡规民约、维护社会治安扩大为社区事务的全面管理。

   1982年12月通过的新宪法正式确立了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

   198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

   1988年6月,村民自治正式启动实施,民政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乡村选举。截至2004年底,全国已有95万个村委会,400万名村委会干部,同时全国范围内已经进行了第五第六届村委会选举的村子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中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初步建立了村民自治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和城市人先富起来的相比,中国农民先民主起来了。九亿农民生活在自由选举村干部的环境里。与他们相比,中国城市里教育水平比较高的上海市民,仍然有超过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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