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6-觅渡:梁衡第一本自选集-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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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首歌由唱大别山改编为唱二郎山，时乐蒙先生说，音乐不表现具体事物，只表现情绪，当工人在扛麻袋或拉纤时，就只“嘿呦，嘿呦”比有具体的词还丰富，还鼓劲。现在二郎山隧道已经通车。过去遇有雪雨，七八天翻不过去的山，那天我们十几分钟就通过了。隧道口前立有一块红色岩石，石面上刻着这首《歌唱二郎山》。这是筑路大军的纪念碑，也是新中国音乐史上的一块丰碑。老人还不知道这件事，我将此事告诉他时，他坐在轮椅里，脸上漾出幸福的笑容。
《觅渡》 第三部分大渡河上三首歌（2）
2．艺术创作主要靠多方面长时间的生活积累——
《英雄战胜了大渡河》，作者没有去过大渡河
大约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到过一首雄壮豪迈的歌曲《英雄战胜了大渡河》，开头的歌词至今还能记起。那天沿着大渡河驱车赶路，我忽然想起这首歌，就问地方上陪同的老郭，他一听就激动，我们就一同哼起了开头一段：“万里风雪盖高原喽，大渡河水浪滔天”。就是有了这个契机，老郭才说，县里有一个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公园，公园里有一个四歌亭。于是才又特意绕路去看了那个四歌亭。
《英雄战胜了大渡河》刻在亭内四方碑的面东一侧，五线谱并词，魏风词，罗宗贤、时乐蒙曲。这是一首气势很大的合唱领唱，近半个世纪在我脑海里一直乐声如潮，大浪滔天。这次读碑才发现歌词很简单，就四段：“万里风雪盖高原，大渡河水浪滔天，进军的道路被它挡；当年红军爬铁索，大渡河上英雄多，坚决战胜大渡河；你看汽车千万辆，一辆一辆排成行，藏胞支援了牛皮船；同志们，加油干快把物资搬上船。”这词反映了那个时代简明朴素的文风，也证实了时乐蒙先生说的音乐主要是一种情绪，而不在具体内容。
访问中我亟想知道这首歌的创作过程，不想时先生又出言惊人：“我到现在也没有去过大渡河。”时老说，当时接到参加调演的任务后，我们考虑到在舞蹈方面还有几个能拿出手的，如《军民打青稞》、《筑路舞》等，音乐方面却没有有分量的节目。当时全国就两件大事，一是抗美援朝，一是解放西藏。大渡河成了进军西藏的大障碍，筑路任务十分突出。当年红军过大渡河是和阶级敌人斗，现在是和恶劣的自然条件斗。于是决定写一个七分钟的合唱，这在当时已是大型节目。再下去体验生活已来不及，只剩一个月了，就从生活积累中汲取。时老说，周总理说过嘛，文艺创作是长期积累偶尔为之。我没有到过大渡河，但我随军征战，到过黄河、长江、湘江等大江河，有生活。当时部队文艺生活很活跃，战士筑路中写了许多墙报、快板、枪杆诗，这是我们创作的又一主要来源。我们很快就写好，排好。这个节目全军会演得了二等奖。
在那次全军会演上时乐蒙一个人有三首曲子得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曲家。后来又创作了大合唱《三套黄牛一套马》，120人的合唱团，一直唱到“文革”开始。
《觅渡》 第三部分大渡河上三首歌（3）
3．一团凄美的谜——
《康定情歌》的作者是谁？
泸定四歌亭里的三首歌，前两首词曲作者都明明白白刻在碑上，惟《康定情歌》没有作者。现在我们都说它是一首民歌，但记谱、整理者又是谁？应该有一个人，就像王洛宾整理新疆民歌那样。
我提出这个问题，老郭更来了精神。老郭是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曾在报社工作过，遍采当地风土掌故。他说，这首名曲的收集者叫吴文季。
吴文季是福建泉州惠安人。抗战时期在重庆上学，学音乐，当时国民党在甘孜有一支准备出征缅甸的部队，他被调来任文化教员，主要是教歌。康定地处通往西域的咽喉地带，内地物资经此流往西藏印度，日军侵华期间曾是仅次于上海、天津的第三口岸，藏汉文化交流多，音乐积淀多。吴文季在军旅中事情不多，就常到寨子里，到集市上，到骡马会上收集民歌。《康定情歌》就是这样收集到的。歌中唱的跑马山，我原以为是如兴安岭、祁连山一样连绵的大山，原来就是康定城里的一个小山包，站在街上就能望见山顶，当年藏汉民在山头斜坡上跑马取乐。可以想见那时货物满街，骡马满山，藏汉杂处，山歌互答的情景。吴文季在康定的短暂服役结束后，回重庆，抗战胜利后又回南京继续学音乐。1947年南京音乐学院举办师生联欢会，他将这首歌拿出来，请江定仙老师配器，首次由武正谦老师演唱。1948年，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萱，将这首歌带到巴黎，《康定情歌》开始走向世界，直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发射太空飞船选择地球人的文化符号到外层空间去觅知音，也带有这首歌。《康定情歌》成了人类的标志，为全球所共享。如果有一天，外星人真的听懂了这首歌，它就成了沟通宇宙间的情歌。不是“跑马溜溜的山上”而是“银光闪闪的星空了”。不幸的是吴文季以后的生活道路十分坎坷。解放后他调到总政文工团，任男高音领唱，曾领唱过《英雄战胜大渡河》。听到这个说法我很兴奋，大渡河的三首歌相互间真的有扯不断的缘分，前两者和时乐蒙有关，后两首又和吴文季有关，两个人串起了三首歌。
但是好景不长，解放后肃反，吴文季因为在国民党部队的那一段历史问题被取消了领唱资格，后来又被下放到家乡泉州的文工团。“文革”中背着历史问题又遭批斗，他一直是孤身一人，最后死在惠安的一个破庙里。“文革”结束后，决定为他平反，但遍查档案，却没有一份正式处分决定。泉州文化局为他重新修墓立碑，碑上刻着“他终生为自由而歌唱”。我听后想到另一句碑文也许更合适：“他终生为爱情而歌唱，却没有得到过爱。”
（2005年1月20日）
《觅渡》 第三部分人生没有返程票
哲理人生
人生没有返程票
报载美国航天公司计划造一大飞船，将人送到外星球，大约在26世纪实现。飞船可容纳100万人，速度为光速的五百分之一，就是说飞行500年才能达到一光年的距离，要飞到20光年远处的星体，需整整1万年时间。所以飞船必须很大，是一个小社会，当船到目的地时，走出来的乘客已是上船人的第400代子孙了。这场旅行代价真大，400代人才能完成。现在地球上所有能找到的、有文字记录的古人也没有这么老。就是说，这个飞船在太空中要经历一个地球人类成长的文明史，才能到达另一个星球落脚。不是我们一个人重活一遍，是整个地球上的人类重活一遍。想来真是渺茫，既可怕，又有吸引力。报纸说：“星际旅行只需单程票”。初一看，有点去而不回的味道，要在航行途中写遗嘱，开追悼会，那谁还要去呢？
事情就怕放大来看。看完星际旅行计划，再返观人类自己，其实我们一生下来不就是买了一张单程票吗？这个地球上不是每天也在有死有生有老吗？区别只在于你是在原地过完单程还是在运动中过完单程，反正人生没有返程票。我们常说：假如我小十岁，小二十岁，如何如何。假如你小上100岁，你也许能协助孙中山，不让军阀混战；假如你小上200岁，也许你能帮助林则徐赢得鸦片战争。假如你能重新生一次，也许你的事业更有成就，你的婚姻更美满，你能学许多没有学过的本领，你能去许多没有去过的地方……，但是这一切都不可能，人生只能有一次。万物在动、在变，哲学家说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趟过同一条河流。俗话说，开弓没有回头箭。你只能创造一次，也只能享受一次。正是因为只有一次，人生才珍贵，才有特殊的意义。
（1999年1月27日）
《觅渡》 第三部分试着病了一回（1）
试着病了一回
毛主席在世的时候说过一句永恒的真理：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自咬一口，尝一尝。凡对某件东西性能的探知试验，大约都是破坏性的。尝梨子总得咬碎它，破皮现肉，见汁见水。工业上要试出某构件的强度也得压裂为止。我们对自己身体强度（包括意志）的试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生病。这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破坏。人生一世孰能无病。但这病能让你见痛见痒，心热心急，因病而知道过去未知的事和理，这样的时候并不多，也不敢太多。我最近有幸试了一回。
将近岁末，到国外访问了一次。去的地方是东欧几国。这是一次苦差，说这话不是得了出国便宜又卖乖。连外交人员都怯于驻任此地。谁被派到这里就说是去“下乡”。仅举一例，我们访问时正值其首都天降大雪，平地雪深一米，但我们下榻的旅馆竟无一丝暖气，七天只供了一次温水。临离开时，飞机不能按时起飞，又在机场被深层次地冻了十二个小时，原来是没有汽油。这样颠簸半月，终于飞越四分之一个地球，返回国门上海。谁知将要返京时，飞机又坏了。我们又被从热烘烘的机舱里赶到冰冷的候机室，从上午八时半，等到晚八时半，又最后再加冻十二个小时。药师炮制秘丸是七蒸七晒，我们这回被反过来正过去地冻，病也就瓜熟蒂落了。这是试验前的准备。
到家时已是午夜十二时，倒头就睡，到第二天下午才醒，吃了一点东西又睡到第二天上午，一下地如踩棉花，东倒西歪，赶紧闭目扶定床沿，身子又如在下降的飞机中，头晕得像有个陀螺在里面转。身上一阵阵地冷，冷之后还跟着些痛，像一群魔兵在我腿、臂、身的山野上成散兵线，漫漫地却无声地压过。我暗想不好，这是病了。下午有李君打电话来问我回来没有。我说：“人是回来了，却感冒了，抗几天就会过去。”他说：“你还甭大意。欧洲人最怕感冒。你刚从那里回来，说不定正得了‘欧洲感冒’。听说比中国感冒厉害。”我不觉哈哈大笑。这笑在心头激起了一小片轻松的涟漪，但很快又被浑身的病痛所窒息。
这样抗了一天又一天。今天想明天不好就去医院，明天又拖后天。北京太大，看病实在可怕。合同医院远在东城，我住西城，本已身子飘摇，再经北风激荡，又要到汽车内挤轧，难免扶病床而犹豫，望医途而生畏。这样拖到第六天早晨，有杜君与小杨来问病，一见就说：“不能拖了，楼下有车，看来非输液不可。”经他们这么一点破，我好像也如泄气的皮球。平常是下午烧重，今天上午就昏沉起来。赶到协和医院在走廊里排队，直觉半边脸热得像刚出烤箱的面包。鼻孔喷出的热气还炙自己的嘴唇。妻子去求医生说：“六天了，吃了不少药，不顶用，最好住院，最低也能输点液。”这时急诊室门口一位剽悍的黑脸护士小姐不耐烦地说：“输液，输液，病人总是喊输液，你看哪还有地方？要输就得躺到走廊的长椅子上去！”小杨说：“那也干。”那黑脸白衣小姐斜了一眼轻轻说了一句：“输液过敏反应可要死人。”便扭身走了。我虽人到中年，却还从未住过医院，也不知输液有多可怕。现代医学施于我身的最高手段就是于屁股上打过几针。白衣黑脸小姐的这句话，倒把我的热吓退了三分。我说：“不行打两针算了。”妻子斜了我一眼，又拿着病历去与医生谈。这医生还认真，仔细地问，又把我放平在台子上，叩胸捏肚一番。在病历上足写了半页纸。一般医生开药方都是笔走龙蛇。她却无论写病历、药方、化验单都如临池写楷，也不受周围病人诉苦与年轻医护嬉闹交响曲的干扰。我不觉肃然起敬，暗瞧了一眼她胸前的工作证，姓徐。
幸亏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