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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5271-江湖中国-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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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一说起帮会,几乎意同黑社会,其实二者略有不同,产生这一观念与此一时期恶名有关,也仅限于此一语境。这是狭义江湖之外的第二层意思,即黑社会。    
    第三,私人关系网操纵的小型民间社会。    
    民国以后,传统制度訇然倒塌,现代政治施展不开,权力文化陷入一片真空,江湖帮会和私人关系组织乘虚而入,掌握本土社会的主导控制权。军阀主导政府,黑道垄断经济,江湖老大成为民众偶像,群起效尤,民众习俗日益江湖化,导致整个中国社会运作逐渐奉行江湖规范,国家逐渐江湖化,黑白道和关系社会成为主流模式。由此,江湖又增添第三重广义,即由帮会(早已公开化的秘密社会)和关系社会,及其人情习俗和江湖规矩控制的大众社会。更准确说法,是社会生活被江湖控制的某些侧面,不是公众的全部,不是现代意义的公共空间。    
    以下五种传统社会群体可称江湖:    
    (1)黑社会;    
    (2)官场、生意场、军阀圈;    
    (3)商业流动人口;    
    (4)关系圈;    
    (5)以关系圈为核心的公众社会。譬如,“闯荡江湖”、“重出江湖”、“再战江湖”。    
    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江湖    
    世界各国的历史,都曾或多或少拥有一些江湖因素,诸如侠客、黑帮、邪教之类,某些群体也热衷黑手党“教父”,不能说江湖唯中国独有。应该说,秘密社会和私人关系属人类共性,只不过这些共性在不同时空和文化得到不同的培育和弘扬。纵览全球,仅中国江湖曾于民国在最高权力上颠覆过整个社会,而且至今还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普通公众,干预商业文化和政治运作。唯有在中国,或海外华人社会,方可出现全社会江湖化,江湖惯例压倒正式制度影响社会。这是中国江湖的显著特征,因此中国江湖可称人类江湖世界的巨无霸。    
    江湖创造了一些特殊组织结构和制度。择要言之,在组织上,江湖创造了一种网络结构——私人关系网,即关系社会。它既不同于现代团体,也不同于传统宗族组织。现代团体,或称法人团体基于社会角色设计(职务),在此基础上施以正式规则管理。家族或泛家族组织(如结拜兄弟团伙)基于“辈分”、“名分”,施以礼教规则管理,二者只与角色或名分相关,而与真实的个人无关。恰恰相反,江湖私人关系网,完全基于人际关系好坏,甚至取决于某一时空内的私交好坏,而与角色名分系统无关。    
    此外,江湖还创造了帮会组织模式,既在结构上与现代团体相似,又在等级和称谓系统上与家族宗族组织接近,帮内称“师父、师母、师兄、师弟、师姐、师妹”,是团体与家族两种结构模式的混合物。    
    江湖还创造了许多因地制宜、五花八门的习俗惯例,也就是非正式规则,即江湖规矩。规矩随不同帮会而不同,甚至随不同香堂(支部)而不同,五花八门,因地制宜,有些取自儒教宗法制度,有些取自道佛经典,有些取自传统主流社会小传统,譬如人情和面子。


一、体制外还有一个“体制”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大迁徙(二)

    近几百年来,不管中国社会上层机构如何变动,封建朝代如何更迭,江湖始终是凝聚民间社会——即所谓“下九流”的重要因素。通过阶层流动——下层人物跻身上层社会,慢慢对上层军事、政治和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官场和商海的“应酬”延绵不绝,茫茫一片一望无际,实质上就是江湖运作。灯红酒绿、大吃大喝、夜夜笙歌、桑拿洗脚,非关中国人好吃懒做,而出于江湖运作的实际需要。江湖需要应酬,就像团体需要开会,科层制需要公文旅行。虽然江湖惯例是近代以来中国腐败现象的主要技术机制,但不能否认它也是晚清以来儒教崩溃之后,维系这个国家不至瓦解的基本因子。五百年来,曾经安居乐业的定耕家族体系土崩瓦解,在新的局面下,移民需要一定之规来管理,江湖临时担当了影子制度的角色。    
    这里说的江湖,不限于大陆,还包括海外华人社会。散居各国的华人习性大体接近,而与居住国的国民相去甚远。共同的语言和后儒家文化遗迹是主要原因,其行为首要特征是江湖化,讲裙带关系,讲人情,重亲族,爱面子等等。    
    以下四条足以标识华人与外国人之不同:    
    (1)讲关系:关系就是由亲属、熟人结成的社会资源和信用纽带,“多个熟人多一条路”,熟人之间相互帮忙,共谋生存;    
    (2)讲人情:人情是华人运作人际关系的不成文法律,它是兼有感情和利益成分的虚拟性媒介物,功能类似货币;    
    (3)讲面子:面子是中国文化特别强调的一种价值,是调节人际关系的规范和运作人际关系的工具。    
    (4)讲“混”:混这个字,不容易译成外文,是中国江湖文化语境的独有概念;在中国,其含义不言自明,大约可分为以下几层:①捞钱;②日子过得滋润;③有面子;④有地位;⑤人际关系好;⑥飞黄腾达。“混”是一种江湖的核心价值,一种人生观体系,是江湖世界的价值目标和终极关怀。它起源于作为江湖先驱的流浪人、漂泊者、游民和流氓。    
    以上四条,正好构成今日江湖主型——即关系社会的结构功能体系。


一、体制外还有一个“体制”中国人何以独具“武侠癖”

    江湖性格成为一面面镜子,印证江湖文化沉淀之深厚,“武侠癖”是其中之一。中国人崇拜武侠闻名于世,不仅武侠书报畅销海内外,武侠背景的功夫电影更打入了世界电影之都好莱坞。要理解中国人何以偏爱武侠,人人都想做“老大”,一切还须从江湖说起。没有江湖化,便没有武侠崇拜。    
    有一种浅显的解释,说武侠是中国文化的英雄。此言差矣,武侠只是枭雄,不是英雄。英雄何指?譬如孙武、吴起、霍去病、卫青、岳飞、戚继光、文天祥、林则徐,他们是拿俸禄的。这很关键,拿俸禄说明身处合法正统体制内,维护正式规则,这是非江湖与江湖的界限,是第一个要点。枭雄是谁?是宋江、晁盖、韦小宝、岳不群、黄金荣、杜月笙、许大马棒、座山雕,他们没人发饷,没朝廷出粮,靠自己去打砸抢,去巧取豪夺。这也很重要,是第二个要点,是靠抢,靠制造社会不公,而不是靠劳动。实际上,文学传统早有默认分类,前者是英雄故事,后者是豪侠故事,自古各有流派,各有受众。英雄不打家劫舍,豪侠离不了打家劫舍。至于“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说辞,仿佛混淆英雄枭雄的界限,其实不然,它只说明枭雄和英雄是可转换的,并无绝对界限。枭雄放弃打家劫舍,皈依合法正统,或者创建正式规则,便是王侯,可自称英雄。得了正统,即可收租派税,谁还打家劫舍?譬如刘邦、朱元璋等。    
    还有一种解释,说国人崇拜武侠是对暴力的崇尚,是顶礼膜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话虽沾点边,却不靠谱。论暴力革命,秦始皇、成吉思汗、李世民都是领袖,但这三人与武侠毫无关涉,从未有好事者将之划入武侠。他们是英雄而不是枭雄,是创立政治制度的政治家,而不是体制外的江湖豪侠。    
    武侠的文化母体是江湖。武侠首先是“侠”,其次是“武”,合而为一为拥有武功的侠客。侠,即是游离体制外的实力人物。武侠是江湖英雄,是江湖文化语境崇拜的偶像,其崇拜者遍及大众。这大众,狭义上是道上喽啰;广义上是被江湖化的普罗大众,是有江湖气的百姓。    
    儒教正统的偶像是忠义英雄,而江湖的偶像是武侠。前面说过,假若只看秦汉以降,江湖便是蜕化的儒教,尤其明以后江湖形态完全是退化儒教形态。“三纲五常”、“五伦”、“八德”渐渐蜕变,慢慢只落得“武”、“义”二字。拳脚功夫加上义气,是立足江湖的两样法宝。一般说江湖分三教九流,下下等是那些食不果腹、风餐露宿的流浪人、漂泊者,上上等是混得有模有样,悠游自在、功夫精湛、义气盖天的武侠,专以仗义行侠名义打家劫舍。武侠崇拜是泛江湖子民对江湖豪侠的崇拜,是下下等对上上等的羡慕,这是武侠崇拜的由来。    
    中国人何以独具“武侠癖”?武侠故事给予深陷江湖氤氲的小人物一个白日梦的机会,使其从中寻求自我解脱和升华。梦境与现实的江湖互为表里,同属一个精神符号体系。江湖化越深,就越崇拜武侠,武侠故事就越流行。武侠文化流行与社会江湖化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清朝比明朝流行,民国比清朝流行,文革后比文革前流行,两相比较便彰显了体制管理真空与武侠文化盛行的渊源。只要正式规则松懈,非正式规则就泛滥;只要非正式规则泛滥,武侠故事就繁荣昌盛。    
    当然,武侠写家并非都属泛滥货色,也有高明先生,境界直逼思想大师。此非戏言,许多中文教授不屑于武侠小说,作者不苟同。华罗庚称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童话,往褒义说确系如此,背后蕴含精深的道理。譬如,对揭露中国近代史上江湖颠覆儒教制度这一黑幕,极大凸显两千年未有过的制度危机,当数金庸的《鹿鼎记》一针见血。金庸小说《鹿鼎记》所含思想之敏锐,直逼鲁迅《狂人日记》。作者时常讶异,反思近代国难的文字可谓浩若烟海,居然是金庸小说率先揭示了近代中国的江湖性颠覆的事实:即明清以后“古典性”的终结,“江湖性”的发端,现代性的薄弱,使中国演变为一个江湖国家。《鹿鼎记》的过人之处是以主人公韦小宝这样一个飞黄腾达流氓的命运描写,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轨道的非理性,以及江湖化的真相。江湖颠覆正统体制,使整个社会变得荒诞。韦小宝,乃是扬州一个江湖混混,一个妓女私生子,俗称“婊子养的”。正经学问不学,仁义道德不顾;只学讲义气,擅钻营,心狠手辣,入皇宫假扮太监并逐步得到康熙的宠信,后入天地会,当上了青木堂香主,从此黑白两道均平步青云。韦小宝的故事结局圆满,晚年过得很是滋润,携七位大小老婆躲往云南,偏安一隅享清福了。    
    韦小宝这一人物设置,在文学技巧上是对近代中华文明的暗喻和反讽,讲义气、不择手段、有奶便是娘、飞黄腾达、美女如云等等,尽是江湖道上之准则。它反映了一种高度江湖化的社会伦理和价值结构,只不过普通中国人浑然不觉,“润物细无声”地嵌入了国人的集体无意识。韦小宝的故事揭示了近代秩序江湖化这一事实,江湖秩序颠覆了儒教体系,导致了一系列伦理价值观念的颠倒,产生了“老实人吃亏”、“坏人占便宜”的制度悖论。    
    《鹿鼎记》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反讽“坏人如何飞黄腾达”。金庸精细地设计了一个人物,处处与儒家准则对着干——“婊子养的”杂种,“有奶便是娘”的混混,一反“温良恭俭让”的心狠手辣。中国历史小说和戏剧大多借古寓今,这是受大众喜爱的套路,至今尚有诠释的生命力。譬如单位里有人嫖妓被“扫黄”归案,办公室沸扬之间,有同事不但不指责其下流无耻,反倒笑他笨蛋、不长心眼儿,以显示自己更无耻、更聪明,更韦小宝。某日,一位官员被“双规”,谴责之声不闻,嘲笑之声不绝于耳:太笨了,还敢做局长?    
    一部《鹿鼎记》,概括了明清代以来价值观的江湖本性:笑贫不笑娼,笑笨不笑腐;老实不如奸诈,劳动不如混世。


一、体制外还有一个“体制”“党”“网”之分

    仔细看江湖的结构,考察各种泛江湖现象,发现它们有两种不同模式,一种属于正式组织,一种属于非正式组织。正式组织以秘密会党为代表,拥有组织界限、会员准入制度及严格规矩,会员有明确辈分、名分和角色,帮会成员一切行动听指令,所以称“党”。非正式组织则以私人关系网为代表,不具正式制度,不具组织领导,以各自利益为中心,依无形的习俗惯例相连,辗转传递,交换资源。私人关系网也称关系社会,不属正规团体,但私人关系网与正式团体组织具有类似功能。    
    何为组织?社会学认为,组织是个人之间的排列组合形成的可以识别的统一体。按照这一学院派定义,关系网或关系社会便是标准的组织体,因为它具有排列组合结构,并且可以识别。譬如某一社区,张三的关系网,李四的关系户,王五的三姑六舅,都各是一伙人,不仅有排列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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