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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

权力潜规则-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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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的一个重要写作原则。发起议论,移山走海,高风绝尘。如此写史,《史记》似为先鞭。论及百家之说,司马迁妙笔生花,挥斥八极,抒雅怀,明远志,喜怒哀乐形于笔端,天机云锦皆用在我,明写圣人,实去圣不远矣。读之,不禁汗出毛悚,快哉!快哉!在自序的开首,司马迁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对百家学说的解读公诸于世,不惧诟病:《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且不论这段雄论文境练达高华,独树一帜,即使从纯学问角度看,司马迁也堪称千古一绝的方家。后世的学问家们只会诠释、演绎,与司马迁之差距绝不可以道里计。    
    司马迁的学术远见令人叹为观止。他对百家之说各打五十大板,这是个破天荒之举,符合现代“于不疑处生疑”(胡适语)的做学问原则。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墨家、名家……在司马迁面前都是短拙毕现,无可匿藏。不能说司马迁说得条条都恰到好处(那样的话,司马迁就是神了),但均不太离谱。特别是对儒家的分析基本是准确的,儒家驳杂(以现代角度看儒家具有局限性,但在司马迁时代,相对来说儒家确实算是驳杂的),难以在实际中贯通。此说极是。儒家确实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难以与现实对号入座的弊端。守孝三年,有几个人做得到?然而这却西汉·马蹄金是儒家的一个重要主张。儒家讲仁爱,却不承认宗教是仁爱之家,把仁爱放置到一系列具体的人际关系框架之下,使得一般的泛爱无有立足之地。儒学存在种种缺失,以至于不能独立发挥作用,所以后世所谓的尊儒,不过是披儒学这张皮而已。如此说来,司马迁足足超前了两千多年!数一数与他同时代甚至包括他之前的人,有哪一位能有如此远见卓识?后世仍不乏抱一家之说以管窥天的蠢人,这些人在司马迁面前怎能不汗颜?司马迁的民主思想萌芽同样让后人嘬舌。    
    谋及卿士,谋及商贾,谋及史官,谋及庶人。《史记》的字里行间流露着这样的思想倾向。他不是回避政治,而是积极参与,所以才将百家之说置于股掌之间,把玩评说。这对于那些动辄把学问定于一尊的人(包括汉武帝)不啻一种揶谕与鞭打。权力潜规则第九十四章“史命感”截至汉朝,司马迁是创造性著述最丰的一位史家与作家。一部《史记》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字,气贯环宇而又博收约取;振笔直书而又文行忠信。记事时间上起轩辕,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所涉内容上至帝王,下至血性武夫、朋党士子;雅有司马相如,俗有游侠、日者、龟策;有真切的记事,还兼有行文浑浑、藏蓄不露的虚笔,写至兴头,援古喻今,议论风发,剥茧抽丝,探讨寻绎,冀对当时世事有所箴规。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这部巨制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作者在受宫刑之后完成的,身陷缧绁,仍案牍劳形,以我注六经之气概,完成了“无韵之离骚”,令人肃然起敬。没有超常的毅力与求索精神,没有来自冥冥的助力,没有“史命感”激励,断难完成。    
    司马迁的“史命感”来自于祖传。他的家族世代做史官,留下了以修史为荣的传统。匈奴古墓壁画更重要的是有一种来自于冥冥中的助力。    
    正是这种助力,使得司马迁生得恰逢其时———至少司马迁自己做如是观。司马迁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而能绍明世,正《易经》,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读到“小子何敢让焉”,不由得想起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自周公至孔子五百年,孔子至司马迁又是五百年,孔子“正《易经》,继《春秋》”,司马迁撰写《史记》不恰恰是继往开来吗?浩然之志激荡胸间,所以当司马迁以“诬上”、“沮贰师”之罪被判死刑的时候,主动请求改为宫刑(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宫刑有甚于死刑,一般是宁死不“宫”),苟活以续己志。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汉武帝哪里知道,后人知司马迁者众,而知刘彻者寡。“汉武帝”三字代表的不过是年号而已,并不是代表一个有血有肉的精灵。刘彻怎及司马迁之万分之一二?!    
    司马迁励行明节,言志抒情,并非始于宫刑之后。司马迁年轻时就已经自我磨砺,为修史做好了各方面准备。他习诵古文,游历四方,积累了丰厚的学识与扎实的生活经验。年轻的他就已经坚定了信念:继孔子修史者非我司马迁莫属。父亲司马谈临终前的嘱托增强了司马迁修史的信念,增强了他的“史命感”。“史命感”不独司马迁所有,这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中国人可以不崇拜神灵,但一般都会崇拜历史宿命。中国自商代就设“史”,掌管祭祀与记事,西周开始设“太史”、“内史”等,名目繁多。然而,同是治史,有所不同,孔子作《春秋》,是为了在繁杂的史实中整理出王道的头绪,以警后世。    
    司马迁的动机绝不像孔子那样单纯与明确。司马迁是道德高尚的职业史家,他忠于自己的职业,忠于父辈与祖上传下来的“史命感”,忠于自己的人生目标与处世哲学,所以才能做到“恶不过,善必扬美”。    
    司马迁其人与《史记》一样,是个深不可测的迷宫。    
    


第十部分第九十五章 《报任安书》

    ———《史记》篇外之篇    
    我一向认为,《报任安书》是《史记》最后一篇,而且是重要的名篇。司马迁自己不好将其放入篇中,但我们绝对不能不把这封信置之史外,这封信分明就是《太史公列传》!司马迁讲述了自己不幸之始末,道出了事情原委,满腔的冤屈与愤恨一下子倾泻了出来。    
    劳于愁思、累于感慨的司马迁把怨恨锁在心中,寻得契机,猛地爆发,犹如大水从堤中泻出,泱泱洪水冲出一个喜怒哀乐俱全的赤裸真身来。豁出去了,忧愤而后投书(而不是“穷愁著书”)。在书中,司马迁将忧愤与写作之关系抟为一个段落,为后人反复引用: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报任安书》读这段文字,如利镞穿心般地痛。司马迁终究是人,不愿意在默默中泯没,所以他以《报任安书》为《史记》作结,把郁结心中的最强音吼叫出来,让世人与其同怨同恨。公元前91年,《史记》接近完成时,司马迁写《报任安书》,向黑暗势力摊牌,对命运发出了严厉的驳诘,借此释愤抒情,吐而后快。此时摊牌,再无牵挂,完全将荣辱甚至生命置之度外。《报任安书》的写法与《史记》的写法大相径庭,分明是另一个司马迁,一个有血有肉、快意恩仇的司马迁,一个重义轻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司马迁。沉郁顿挫,笔挟风雷;英雄末路,美人迟暮。落此地步,也只有将自己入类以自脱了。每读至此,心湖波澜顿生,一掬同情之泪。司马迁在写完《报任安书》之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神秘地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对于司马迁来说,“史命”=生命。史命完成,生命就充分实现了其价值。所以,《史记》画上了句号,司马迁的生命也画上了句号。生命完全溶化到了“史命”之中。这不是一个宿命吗?    
    推源祸始,在人心惟危的情况下,司马迁袒露肺腑之言,触犯文网,致使龙颜震怒,才命人加害于他的。退一步说,即使是司马迁仰天椎心,绝望自裁,这笔账同样应算在汉武帝头上,毕竟是汉武帝给了司马迁以难以忍受的屈辱。    
    班彪仅小司马迁几十岁,可算同时代人,对司马迁的下落应该是清楚的,然而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班彪却对司马迁之死缺着未笔。由此可知,“龙颜”大怒之程度,史家也不得不为皇帝讳。司马迁一抒胸臆,无拦无遮,以死做最后的挣扎,换取尊贵的人格,不啻乎为多劫难多舛的士大夫辟鸿矣。遗憾的是,后来的士大夫很少有效法司马迁者,辜负了司马迁之美意。天意,岂是司马迁预见得到的。    
    


第十部分第九十六章 总论(1)

    论读《史记》,有五惊:一惊司马迁之天赋。    
    司马迁以其超人的天赋、思想、器识与历炼,写出流传青史的不朽之作。他摆弄史料驾驭文字,犹如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伦之于酒,无不驾轻就熟。在某种意义上,得益于他洞彻达观的大智大慧,特别是他惊人的天赋。首先是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敏锐感觉,诸如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范蠡经商、司马相如作赋、东方朔之滑稽等寻常史家看不上眼的事情,都进入了司马迁的视野。司马迁对“历史”之理解可以说是洞彻幽微,自成一系。    
    其次,司马迁具有非凡的文学天赋,非常人可比。这样的天才,中国几千年只有他一位。其文跌宕遒逸,条达舒畅,浑浩流转,纡徐简奥;推本春秋,考信六艺,无往不收,无往不尽;比物连类,慷慨陈词,错落有致,累如贯珠;文势有如百川汇海,万壑朝宗。再次,司马迁具有超常“定力”,功名利禄,其来不喜,其去不忧。大难降临而不改其志,泰山压顶而不折其腰,《史记》完成而不隐其心迹。实乃真性情中人,顶天立地之大丈夫也。《史记》实泣鬼神惊天地的忍者心声,像司马迁这样的耐力与定力实在是世间难寻。司马迁的大智慧归根结底来自于他的天赋与思想。天赋是坐骑,思想则是骑士。思想得坐骑乃得自由,游心太玄而俯仰自如。被凌辱与监视的司马迁,其实心灵是自由的。二惊司马迁之道德涵养。    
    人到无求品自高。为“一求”而放弃“诸求”,如果这“一求”是与天下苍生的命运与利益紧密相连,也就进入超凡入圣的道德境界了。司马迁生为修史,死亦为修史,别无所求,别无所恋,是为超凡入圣。为“一求”宁愿甘守枯寂,任人笑骂。司马迁受宫刑之后,为鬼非鬼,为人非人,仍然毛吞巨海,芥纳须弥,以残疾之身而包纳天宇苍穹,以笔代言,无往而不胜。司马迁贞刚弘毅,百折不挠,勤力劳心,矢志不渝;曲而不屈,迩而不逼。尤其可贵的是,他风标特立,勇于闯学问思想之禁区。每每揭发帝王之疮疤,暴露佞臣之短拙,而且有惊世骇俗的史学创新与思想创新。先有平和,而后气吞龙虎。司马迁心平如一泓止水。他的心灵世界拒闻外界的喧嚣,拒纳世俗的欢乐。他有自己的做人准则与欢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司马迁,安知司马迁之乐?伍子胥复仇之前,曾忧心忡忡地吟唱道: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平静归平静,那是针对功名利禄而言的。司马迁的内里是焦灼的,他希望早日完成父亲的嘱托:    
    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完成不了父亲的嘱托死不瞑目。司马迁之焦灼,一定在伍子胥之上。然而,伍子胥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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