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诞生-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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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自己的政府，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这时共产党就完成了自己作为“中介”的历史使命，而应以一种新的政治因素在新的环境中发挥新的作用。因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环境，使毛泽东的政治理论内含着某种原则性突破的需求。
其实，毛泽东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除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以外，毛泽东还在多次批示中严肃批评过“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小生产狭隘意识。１９５０年访苏期间，毛泽东更是意味深长地对卡德尔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辩证法在社会主义如何自由运用的问题。社会主义不是平静的河流，应当有领导指引方向。但是，人民应当有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直接做出反应的可能性。”①在毛泽东这一时期的通信和批示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他试图使“人民主权”的概念生活化的意图。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的命题做了如下的解释：“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劳动者手里有工具，没有工具的可以拿石头，石头都没有，有两个拳头。”②这种反映毛泽东深层观念的话语说明，他实际上是把“生产关系”看成是“生产力”最为本质的内在要素。基于此种理解，他始终关注着执政党的性质和功能问题，认为“党—群”关系是中国国家发展的核心主题。
围绕着这一主题，毛泽东反复对党内官员“摆老爷架子”、“摆官僚架子”的“国民党作风和老爷习气”，做了异常激烈的批评：
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①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作风，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①
从此以后，毛泽东对党的腐败现象的判断越来越严重，认为全国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其间“有一些坏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这些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②。最后，毛泽东认为党和政权都发生了质变，最终得出了非搞一场“革命”不可，必须“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的结论，③以此阻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复辟和修正主义在中国的无限蔓延。这样，毛泽东的全面逻辑构思终于形成了完整的图像，并沉淀在《五一六通知》的语言和辞章之中，于是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社会政治实验。正如他自己概括的那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④即便在１９７６年１月，他处于病危之际还在表达这样的意思：民主革命成功后，一部分党员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20节 如何解读毛泽东（2）
不难看出，在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哲学思维中，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条逻辑线索：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已成为主人，但党阀官僚阶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成了“主人的主人”。因而，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人民再次沦为“奴隶”。“奴隶们”要想再次成为主人，仍然需要“中介”。在毛泽东潜意识中这个“中介”惟有自己。只有他自己才有足够的胆识、责任和力量，率领着“奴隶们”“踢开党委闹革命”，重新反压迫，“造反有理”，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主人，在具体的位置上实现抽象的自身价值，由此走向纯正的社会主义彼岸。
历史事实和研究结果都已证明，毛泽东上述理论体系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其中隐藏着巨大的悖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另文讨论。这里，我们只是试图指出，毛泽东晚年的政治理论自有其自洽的逻辑体系，毛泽东有他自己自信的理由。
在“心理动机”层面上，我们将看到一个极富魅力、棱角鲜明、充满矛盾和耐人寻味之特殊人格的生动图像。从能读到的毛泽东文稿（包括公开发表的著作、即兴讲话、诗词作品、读书眉批等）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高傲、自负、“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度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渴望。这反映出毛泽东气势磅礴的胆识和超越凡俗的视阈。但这只是他的一个方面。同时，通过近年来出版的各种细腻、逼真的回忆录，我们又被告知，毛泽东体察入微，小心谨慎，揣摩至深，不易容人，有时甚至表现出某种与其身份不大相称的狭隘。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虎气”和“猴气”在他身上共同有之。在心理学视角上，这两个毛泽东并不协调，时时冲突，呈现出持续性的内在紧张（ｔｅｎｓｉｏｎ）。但是，无论是极度的豪放，还是敏感的谨慎，其心理的隐蔽影像和焦虑核心都是一个被充分放大了的“自我”。用精神分析的规范术语表达，就是“边际性症候的自恋主义”（ｔｈｅ ａｒｃｉｓｓ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ｌｉｎ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①用通俗的比喻说，这种人格大喜大怒，打抱不平。不得志时具有卧薪尝胆的超常毅力，成功以后又会傲视群雄，拒绝不同见解，甚至一意孤行。向权威挑战成为其赖以存在的生活乐趣与精神支柱。由于这是一种“非同凡响”的人格，所以孤独总会伴随而行，而潜意识中抑制不住的自我彰显，其实是弥合其高度疏离感的必要补充。
在心理学理论中我们知道，过于自尊的人其实也就是最为自卑的人。在一定意义上，压抑往往会成为创新的动力。而在毛泽东的心理辞典中，“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等体现阶级属性的概念，往往成为“贫人”、“贱人”、“下等人”、“小人物”、“被人看不起的人”、“被压迫者”等字眼的同义语。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期，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时，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信笔写下了以下批语：“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②类似的态度就是在许多公开的会议上他也直言不讳。１９５８年５月８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讲“破除迷信”问题时，一连列举出四十多个古今中外、历史、神话和现代人物，用以说明“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①。并多次强调，司马迁不受辱刑写不出《史记》，左丘明不被流放体验不到生活，而曹雪芹家境不衰也就没有《红楼梦》了。１９５４年他支持李希凡、蓝翎反驳《红楼梦简论》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大人物”压“小人物”的不满。通读毛泽东当时给中央政治局和有关人士的那封信，我们很难说其直接矛头是纯粹对着俞平伯本人的。１９５７年，当曾经是“小人物”的李希凡在大报上批评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时，毛泽东又在这篇批评文章上批语道：“简单化”，“使人读不下去”。原因是“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表示这回他本人站在王蒙一边。②所以，把这两件相隔不远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仅从心理动机来说，毛泽东都是要表示出自己这个“大人物”要为“小人物”撑腰、说话的态度罢了。
总之，在毛泽东看来，凡是被压抑的主体，必然内聚着天然的实现欲望，而压抑别人的主体，又必然本能地产生惰性因素。二者之中，前者是活泼的、具有生命的动力，后者则是呆滞的，形成历史的阻力；前者是弱小的，但却孕育着生机，后者虽然实力雄厚，但却意味着衰亡。这样，辩证法所包含的无情命题沉淀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就形成了那个众所周知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毛泽东晚年的大量论述中，这种“压抑—创新”的倾向表现得淋漓尽致。因而，毛泽东自信地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前行的合理化途径，也就是通过释放压抑去冲破惰性的过程。“无产阶级”之所以最有前途，最有力量，关键就是因为他们“一无所有”，“压迫越深，反抗越烈”。“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在心理学的视野下，毛泽东又返回到了有血有肉、可能沟通的常人世界。这对深切体味他晚年思想和行为的动机，是多有裨益、不可或缺的分析层面。
真实的历史使上述三个层面的内容交叉融合在一起了。“政治事件”、“思想结构”和“心理动机”有机联系，密切互动，从而构成一幅晚年毛泽东复杂而有序的思想画卷。
周恩来曾精当地指出：“毛泽东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巨大人物。”这也就是说，毛泽东是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之历史过程的产物。如果说，所谓“巨大人物”是指其对社会结构和观念形态所具有的深远影响力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说，这种深远影响力的深厚基础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群体情绪息息相关。必须把毛泽东研究置入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情境之中，才能对其巨大影响力的民族情感渊源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位。
自１８４０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不可抑制的生产力一次再一次地破碎了中国“天朝圣国”的幻梦。一种先进文明的扩展却是以一个民族的屈辱为代价，这巨大的历史悖论正体现出马克思透视人类活动的深刻洞察力。在一个世纪的对外战争中，中国几乎没有在任何具有关键意义的冲突中取得过胜利，整体民族生灵涂炭，血流成河。特别是时距最近而耻辱最重的八年日本侵华战争，更是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烙下了难以弥合的痛苦和创伤。可以说，长期屈辱和压抑所积淀下的激愤，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现代精神中的潜在气质。
就是这样一个饱尝屈辱的民族，当有人振臂高呼：“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①的时候，当人们相信只要拼命奋斗就可能在数年之内“超英赶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那么，“大跃进”时期人们宁可砸锅炼铁，昼夜苦战，甚至“真实地造假”，除了制度的原因外，不正是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所精彩分析过的“集体欢腾”（Ｃｏｒｒｏｂｂｏｒｉ）的社会景观吗？②所以，当把具体的“社会事实”放到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去的时候，思想的解释将发生变化。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情境中，诸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大跃进”、甚至“文化大革命”等一连串事件，就将可能得到超越表层之更为深刻的理解。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被中国人所接受，在今天看来他的若干如此不可思议的超常举动之所以能得到响应，其实都是近代中华民族屈辱记忆的情感宣泄和自我幻觉之“集体表象”（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必然反映。
与此直接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那时人们对毛泽东本人的“个人崇拜”。如果忽略掉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精神特质，那么，把这一愚昧现象归结为中国传统权威崇拜的持续影响，是极其合理的解释。但当考虑到近代中国特殊而复杂的历史情境，我们就不得不说，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需要“卡里斯马”（Ｃｈａｒｉｓｍａ）的时代。从政治心理的角度讲，一种组织化的群体、一个政党、甚至一个民族，都需要一个凝聚公共精神的符号，一个提供价值的认同的中心。某个群体越是处于弱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