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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

红色国际特工 作者:张晓宏 许文龙-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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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学校的办公室,缪勒尔仿佛仍在琢磨纪守先,他不住地自言自语:“万尼……万尼。”
  站在一旁的米哈依尔不禁有些吃惊,他发现他的上司已经对这个中国人着迷了。
  “校长同志,吃午饭的时间到了。”米哈依尔说。
  缪勒尔突然问道:“第二期学员是谁推荐的?这个人是不是国际情报组织中的人?”
  米哈依尔答道:“是哈尔滨国际情报组织负责人杨树田介绍来的。”
  “杨树田!”缪勒尔问道,“他为什么不来莫斯科受训。要知道这对于他是非常重要的。”
  “校长同志,据悉,他们已在赶往莫斯科的路上”,米哈依尔说道:“不久,您就会见到这位卓越的中国情报战士。”
  “我很想见到此人。”缪勒尔严肃地说道。
  与此同时,中苏边境苏联一侧奥特波尔的山路上,正艰难跋涉着三名中国人。
  为首的是位身材不高,但却很结实的男人。他身穿皮衣,头戴貂皮帽,显得十分干练。他便是国际情报组织哈尔滨负责人杨奠坤(杨树田)。紧随他身后两名情报组织成员,身材略高一些、穿狗皮大衣的名叫张逸仙。
  踏着厚厚的积雪,三人来到一处苏联边防军的哨所前。
  “不准动,举起手来!”苏军哨兵大声喝道。
  杨奠坤立刻上前,用熟练的俄语说道:“我们是自己人,我要求见舒拉上尉。”
  哨兵拿起电话,向上级汇报此事。不久,他走了过来,友好地示意跟他走。
  三人被带到了一座木刻楞房内,里面烧着大铁炉(用汽油桶改装的),非常温暖。一个中士进来,给他们端来一盆菜汤和几块黑面包。大概是饿了的缘故,三个人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中士则在一旁偷偷地笑。
  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也没见舒拉上尉来。于是三人便倒在大木床上睡了起来。
  大约在半夜的时候,两名苏联军官走了进来,三人从梦中惊醒。
  其中一名军官冲他们喊了一句:“米赫伊鲁!”
  这是联络暗号,杨奠坤也立刻喊道:“米赫伊鲁。”挺身从床上坐了起来。
  那名军官说道:“我是舒拉上尉,负责送你们去莫斯科。”
  杨奠坤马上说:“舒拉上尉,我看这里没有交通工具,能不能给我们搞几匹马来。”
  舒拉上尉点点头,“没问题,明天我就给你带来几匹军马,送你们上路。”
  果然,第二天,舒拉上尉带着一个士兵牵着马来接他们。不过只有两匹,而且也不是军马。
  他们三个人只好替换着骑马,赶了大约三四十里,又坐了一段火车,到了奥洛维亚那亚,住进了当地驻军的招待所里。这里的条件非常好,有暖气、热水、浴室、卧室,三人洗了澡,吃了俄式午餐,美美地睡了一大觉。第二天,来了两位佩戴大尉、少校军衔的军人。
  少校和气地说:“你们好,中国同志。在这里休息的好么?不要急,好好休息一阵,这里是绝对安全的!”
  另一名大尉又走到“茶炊”(铜制大茶壶)跟前,打开水龙头给他们泡了几杯热茶。
  杨奠坤三人在这里感到了一种浓浓的战友情意。
  几天过后,大尉送来了一封介绍信和两个证明文件,又每人发了500卢布,两套军服,把他们送上火车,沿着横跨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向莫斯科进发。
  经过15个昼夜的旅程颠簸,火车终于平安抵达莫斯科。三人在苏军总参情报部一位将军的家中借住一夜。第二天,正好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杨奠坤三人走到临街的阳台上,观看下面的街道。只见工人、学生穿着制服,打着红旗、标语、唱着歌前进。大家都被这欢乐的游行队伍感染了,不住在阳台上冲街上的队伍招手致意。
  这时,一辆汽车停到楼下。房东老太太告诉大家,有人来接他们了。
  几个人告别房东,坐上汽车,向莫斯科市郊驶去。
  大约行驶了20公里,便到了苏军总参情报部军事情报学校。
  这时,杨奠坤才发现这里各国的学员都有,德国人、波兰人、蒙古人、中国人。
  在办公室里,校长缪勒尔亲切接见了大家。
  缪勒尔拉住杨奠坤的手说:“杨,我很早就听到过你的名字,你为我们输送了许多优秀的学员,如今见到你,真的很高兴。”
  杨奠坤用俄语回答:“校长同志,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没有做出什么大事情,请上级在这里考验我吧!”
  缪勒尔拍了拍他的肩,“很好。你会在这里得到锻炼的。”停了停他又说:“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叫瓦尔德尔。”
  当天,杨奠坤等人吃饭、洗澡、换衣服,开始了新的生活。而被称作“古斯达夫”的张逸仙和杨奠坤同住一个寝室。
  第三期训练班共有12人,除杨奠坤三人外,还有一个叫“马克斯”的中国人,原名叫阎荆璞,营口人,曾当过卡车司机。另一个叫“威利”,是佳木斯人,原名王君。不久,在学校开课后又来了两个中国同志,一位叫“埃菲德”的奉天人,原名常杰男;另一位叫“普尔斯”,原名张明礼,他俩都是皮鞋工人。时间长了,大家才了解到,校长缪勒尔是位老共产党员,1917年就参加革命,在德国坐过牢,腿有风湿病,不时要发作。他为人很风趣,能用手势表达出丰富的思想内容。他的夫人是学校的厨房经理,照顾学校学员的饮食。他们的儿子叫鲁迪,在莫斯科一所航校学飞机驾驶,每天早出晚归。星期天便同学员们一起玩,和大家相处的非常好。
  这几天没有开课,杨奠坤等三人都在学校里休息。一天,缪勒尔来到宿舍看望他们。
  “瓦尔德尔,现在生活习惯了吧?”缪勒尔问。
  杨奠坤回答道:“很好,要比我们在国内的条件好得多了。”
  这时,有人敲门,杨奠坤立即把门打开,只见进来一个工人模样的苏联人,问有没有烟。
  缪勒尔不高兴地将那人轰走,然后对杨奠坤说:“你为什么不问问是谁就开门让他进来。你要知道,你们将来回国都负有重大责任,假若现在被人认识了,对你们将来有极大危险。”
  这时大家才感受到学校的特殊性。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接触的第一条原则便是:叫你知道多少就知道多少,其他不准打听。
  一星期后,开始正式上课。课程是每天上一门。每天早上,从莫斯科派来一位教官,教一天,晚上回去;每隔五天休息。总课程是六个月零十八天。学习的课目有:秘密工作学,包括通讯传达法、药品贮藏法、情报员联络、侦察技术;政治学,包括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燃烧化学;爆破学;射击;格斗;车辆驾驶。除政治和秘密工作课程外,其他课程均注重实地操作。
  杨奠坤经过一段观察发现,学校的校长缪勒尔只是负责学员的学习和训练,而真正的神秘人物是来自总参情报部的少将——学校总监杜曼宁,他是专门负责学员的派遣工作的。杜曼宁不定期地来学校视察,他每次来学校后,都会有学员离开学校。
  细心的杨奠坤还发现,学校二楼尽头的一个宿舍里住着几名女学员,她们很少露面,上课也不和男学员在一起,由一名女红军大尉专门负责他们的训练。杨奠坤印象里有一个女学员叫汉布尔格,还有一个叫罗莎,两人个子都不高,约有30多岁。
  学校的生活紧张而神秘,杨奠坤感到自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一天,缪勒尔单独将杨奠坤叫到了办公室。一见面,缪勒尔就开口问道:“下午你们还有什么课程?”
  “是政治课,校长同志。”杨奠坤答道。
  “不要上了,”缪勒尔习惯性地把手一挥,“你马上跟我走,去见一位重要人物。”
  下午1时,一辆黑色的大轿车将缪勒尔和杨奠坤接走。轿车仿佛是故意在街上兜圈子,也不知走了多久,最后停在了阿尔巴特街一幢灰色的大楼前。听缪勒尔说,这便是“格柏乌”(苏军情报部)的总部,苏军全军最高情报指挥中心。
  通过戒备森严的岗哨,缪勒尔带杨奠坤来到一间很大的办公室,他们先在门外的休息室等候。不久,一位少校出来说:“将军同志,请你们进去。”两人起身走进办公室。
  杨奠坤随缪勒尔走进办公室。只见一位身穿将军制服的中年人坐在办公室的后面,真有点不怒自威的气势。
  “别尔津同志,”缪勒尔恭敬地说,“我将学员瓦尔德尔带来了,请你指示。”
  “缪勒尔,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返回你的岗位上去。”别尔津礼貌地说。
  缪勒尔敬了一个军礼,转身离去。
  杨奠坤着实有些吃惊。因为,眼前坐着的这位将军,便是苏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部部长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原名帕维奇·伊万诺维奇,是个传奇式的人物,领导苏联情报机关已经有很多年了。
  别尔津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杨奠坤的面前,两手搭在他的双肩上,向后一仰,盯着他的脸说,“好样的,瓦尔德尔……听说你非常能干,为我们在中国东北打开了局面。可你应该知道,这仅仅是开始。来,咱们谈一谈。”别尔津回到座位上,直截了当地问:“你对日本怎么看?……”
  杨奠坤努力调整了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脑子开始飞快地旋转。日本是俄国的宿敌,也是中国的宿敌。现在日本人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决不仅仅限于此,他们还有更大的野心……
  杨奠坤回答别尔津说:“我认为,日本是中国和苏联最大的敌人。日本人的野心在于称霸亚洲,其中也包括苏联的远东地区。”
  别尔津同意杨奠坤的看法,他补充说道:“那就是说,我们必须掌握潜在之敌人的计划,打入他们的组织,侦察他们的行动……这将是我们对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贡献。识破敌人的阴谋就等于粉碎他们的侵略计划,至少可以做到有备无患……消除战争的威胁,这是当务之急。你说对吗?”
  “正是这样!”杨奠坤高声说:“部长同志,我愿意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何任务!”
  “好,这就是把你叫来的原因,”别尔津说,“来,咱们研究研究。”
  别尔津走到书柜边,打开一个小保险柜,拿出一本棕色硬皮夹子,翻了一下,打开递给杨奠坤,“你看看吧,请用俄文读出声来。”
  杨奠坤接过皮夹子,发现别尔津翻开的那页,是份中文的抄件,于是他用俄文念道:“《帝国对苏俄之积极根本政策》:惟欲保证帝国在东亚的利益,必须解决俄国问题,在满洲国建立起绝对安全之地带,并夺得出海口。这样,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等东部地区应在日本帝国的绝对控制之下……”
  “好,这就够了,”别尔津打断他的话。杨奠坤急忙将皮夹子递给别尔津。
  “你看,这就是他们的打算。”别尔津说,“如果我们错过时机,历史将不会饶恕我们。我认为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迅速在满洲国建立庞大的情报组织,搜集日本军队,主要是关东军的战略情报。这就是我们的决定。”别尔津习惯地用一只拳头击着另一只手掌心,站在杨奠坤面前,补充道:“干我们这一行,既要足智多谋、英勇绝伦、履险如夷,又必须慎之又慎,这就是我们的辩证法,懂吧?”
  这之后,杨奠坤又和别尔津多次会面,渐渐了解了这个神秘的人物。
  扬·别尔津整整比杨奠坤大22岁,是一位阅历甚广、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面貌年轻性格开朗豁达的“老人”。早在16岁那年,当时名叫彼得·丘济斯的他,就饱尝了哥萨克大兵步枪通条的抽打,同宪兵搏斗时三处负伤,被判处死刑,后来又改判终身苦役,已煎熬得满头白发。当他从遥远的雅库特逃出来,在一天深夜偷偷回家时,母亲竟不敢认他。他苦笑了一下说:“这也是在所难免的……那么现在我就叫别尔津,扬·别尔津了。当年的小彼得已不复存在。他在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里销声匿迹了……妈妈,你看,我用了父亲的名字。我不会让他的名字蒙受耻辱,永远不会……”
  别尔津始终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在1917年的二月、七月和十月革命中,扬·别尔津都坚守革命岗位,他同士官生打过仗,参加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后来参加了拉脱维亚起义……这些都是有一次别尔津在闲谈中告诉杨奠坤的。
  “这就是我一头白发的由来!宪兵和警察使我变聪明了。我上了6年学,蹲过差不多6年监狱。幸好我从苦役中逃出来,才得以提前毕业……”
  在杨奠坤和别尔津累了时,扬·别尔津就提议下盘棋,清醒一下头脑。他们喝一杯浓茶,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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