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君臣-第5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好像还没有复奏。我不知道。”盛昱说道，“不过以他的为人，就如你所说的，当然主张‘大张旗鼓干一下子’。”
“是的。我听说张制军已经先有信来了，他认为我中华幅员辽阔，海军不办则已，一办就要办四支：北洋、南洋、闽洋、粤洋。每支设统领一员，或者名为提督，由总理衙门统辖四支。光是这一层，就见得张制军还没有摸着门道。这四支海军，即使设立了起来，也不能归总理衙门统辖。”
“你是说预备另立衙门？”
立山又是笑笑。“这我就不敢瞎猜了。”他说，“再论经费，一条铁甲兵轮两三百万银子，熙大爷，你想想，四支海军该要多少？”
说铁甲船每艘要两三百万银子，未免过甚其词，向德国定造，即将驶来中华的“定远”、“镇远”两舰，每艘造价不过一百六十万两银子。另外第三艘钢面快艇“济远”，造价更低。但话虽如此，四洋并举，也得千万以外，一时哪里去筹这笔巨款。
“然则上头是怎么个意思呢？”盛昱问道，“既谓之大办海军，总不能敷衍现成的局面啊！”
“我也是听来的消息，不知真假，上头的意思，正就是敷衍现成的局面。”
“既然如此，又何必专设衙门。”
立山笑道：“熙大爷连这一层都不明白？不专设衙门，七爷怎么办事？”
“啊！”盛昱恍然大悟，“是在军机、总署以外，另外搞一个有权的衙门。”他又蹙眉说道：“总署本来专办通商事宜，后来变成办洋务，军机之权日削。现在再设一个衙门来削军机、总署之权，这样子政出多门，不要搞得一团糟吗？”
“熙大爷，”立山低声说道，“新设的衙门，不但削军机、总署之权，还要削内务府之权。”
这话骤听费解，仔细想去，意味深长。修理三海的工程，现在由醇王主持，有了新设衙门，此事必归新衙门管理，岂不是削夺了内务府之权？
所谓大办海军，原来是这么回事！盛昱和文廷式相顾无言。立山看着他们两人的脸色，深感不安，便用很郑重的神色叮嘱：“这些话我没有跟别人说过，不足为外人道！”
“你放心好了，”盛昱答说，“我们决不会泄漏消息来源。”
“请问，”文廷式接着问了句很切实的话，“这些打算，何时可以定局？”
“快了！各省奉旨筹议海军的折子，大致都递到了，只等合肥陛见，必可定局。”
第一章海防重任（1）
降旨命李鸿章陛见，是七月初的事。谕旨中说他“遵议海防事宜一折，言多扼要。惟事关重大，当此创办伊始，必须该督来京，与在事诸臣，熟思审计，将一切宏纲细目，规划精详，方能次第施行，渐收实效。”不必有所褒奖，而倚重之意，溢于言表。相形之下，十天以前左宗棠之被“传旨申饬”，荣枯判然，益觉难堪。
左李二人，一直是冤家对头。多少年来明争暗斗，到了这年五月间中法成立和议，外患暂息，内争即起，终于到了算总账的一天。
发难的是刘铭传。防守基隆的一年，刘铭传受够了台湾道刘的肮脏气。刘是左宗棠嫡系，驻扎台南，勒兵扣饷，处处跟在前敌的刘铭传为难。由于左宗棠督办福建军务，杨昌当闽浙总督，刘铭传无可奈何。不过，他的委屈经由李鸿章的传达，朝中完全明了，只以强敌当前，毕竟要靠左宗棠保障闽海，不便降旨整饬纪律，自乱阵脚。如今外敌已退，自然可以动手了。
当然，这也要怪刘太不知趣，禀请左宗棠在所借的洋款内拨发一百万两，办理台湾善后，而且派委员到福州坐提。刘铭传得到消息，一个电报打到北洋，随即转到京里。醇王得报大怒。办海军要钱，修三海要钱，南漕预备恢复河运、治理运河要钱，而台南各地未经兵燹，并且刘径收厘金，绝少接济刘铭传，库中应有大笔款子，居然还要在借来的洋款中，提取百万之数，简直是毫无心肝了。
因此，发了一道电旨，严饬左宗棠不准擅发。这还罢了，坏的是还有一段告诫的文字：“左宗棠到闽后，每于调人差委，未经奏明，辄行派往，殊属非是。嗣后遇有用人拨款等事，务当先行奏报，候旨遵行；不得再涉轻率，至于专擅之咎！”接着又有一道电旨，命左宗棠和杨昌，查明所借洋款，还剩多少？“迅奏候旨，不得轻率拨用。”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明明见得左宗棠的帘眷已衰。
于是刘铭传不客气下手了，以“奸商吞匿厘金，道员通同作弊”的理由，运用福建巡抚的权力，将刘撤任查办，同时飞章入奏。
手段虽狠，却还是试探，所以对刘只是“撤任”。朝廷复旨，“着即撤任，听候查办”，是充分支持的表示，那就更可以放心大胆地穷追猛砍了。刘铭传紧接着便又狠狠参了刘一本，指他“贪污狡诈，不受节制，劣迹多端。开单列款，请革职查办。”
结果，不仅“革职查办”，竟是“革职查抄”。军机处承旨，连发两道“廷寄”，一道给刘铭传：“刘革职拿问，交刘铭传派员妥为看守，听候钦派大臣，到闽查办。”刘在任所得的资财，责成刘铭传派廉干委员，严密查抄。一道是给湖南巡抚，张佩纶的第二位老丈人卞宝第，去抄刘在原籍的家。
此外还有一道明发：“命刑部尚书锡珍，驰驿前往江苏，会同卫荣光查办事件。”向来钦差大员查办要案，多用假地名隐饰，明明是往四川，偏说到湖北，像这样的障眼法，原是瞒不住人的，明眼人一望而知是查办刘。
左宗棠当然要展开反击，上奏攻讦刘铭传弃基隆的详细情形，指他丧师辱国之罪过于徐延旭、唐炯。不想碰了个大钉子，所奉到的复旨是：“刘铭传仓猝赴台，兵单粮绌，虽失基隆，尚能勉支危局，功过自不相掩。该大臣辄谓其‘罪远过徐延旭、唐炯’实属意存周内，拟于不伦。左宗棠着传旨申饬，原折掷还。”
卧疾的左宗棠，受此羞辱，病势剧变，不能不再一次奏请开缺。当然，一道温旨是少不了的，准他交卸钦差人臣的差使，不必拘定假期，尽管回湖南安心静养。又恭维他：“夙著勋勤，于吏治戎机，久深阅历。如有所见，随时奏闻，用备采择。”同时叮嘱：病体稍痊，立刻回京当他的大学士。
这道于老臣的温谕，寄到福州，左宗棠神明已衰，无从感念圣恩了。延到七月二十七子时，一瞑不视，当时由福州将军穆图善、闽浙总督杨昌会衔出奏。奏折慢，电报快，福建营务处电致北洋衙门，到第二天中午，京里就得到消息了。
这是意外，然而亦非意外。左宗棠到了福建，诸事不甚顺手，他虽以诸葛武侯自命，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志节，或者差相仿佛，但宁静致远的修养却差得多。由于对法军只好“望洋兴叹”，抑郁难宣，因而肝火极旺，终于神智昏昏，经常在喊：“娃子们，出队！”左右亦就顺着他的话敷衍。这些情形，京中亦有所闻，料知他不久人世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国家的元勋；慈禧太后一向优礼老臣，自然伤感。而醇王回想左宗棠入京之初，气味相投：论公，保他以大学士管理神机营；论私，以亲王之尊，待以上宾之礼，并坐摄影，赋诗相赠。谁知这样的交谊，竟致不终！回首前尘，真所谓“感不绝于予心”，同时也觉得助李攻左，不免愧对故人。
因此，左宗棠的饰终之典极优。虽不如曾国藩，却远过于官文和沈葆桢。官文追赠太保，左宗棠追赠太傅；官文入祀贤良祠左宗棠入祀昭忠祠、贤良祠，并准在原籍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
谥法就更不相同了，官文谥文恭，这个恭字只对谨饬驯顺的大臣用得着，不算美谥，而且于左宗棠的为人亦不称。
因此，拟谥便费周章。谥典照例由礼部奏准后，行文内阁撰拟，由侍读二人，专司其事。照规则，凡第一字可以谥文的，只须拟八个字，由大学士选定四个字，奏请圈定。一二品大员，如果是翰林出身，照例得谥文字，但当到大学士，虽不来自翰苑，亦得谥文，因此举人出身的左宗棠亦得援例办理。
第一章海防重任（2）
这第二个字就大有讲究了。最高贵的是“正”字，定制出自特恩，非臣下所敢拟请。第二个是“忠”字，这亦非比等闲。左宗棠当然不能与曾国藩比肩，谥做文正，但与林则徐、文祥一样，谥为“文忠”应该不算滥邀恩典。因此，由大学士额勒和布，协办大学士阎敬铭、恩承会同选定的四个字，就有“忠”字在内。
呈达御前，慈禧太后觉得“忠”字，不足以尽左宗棠的生平，便垂询军机，除此以外，还有什么能够表扬左宗棠平定西陲之功的好字眼？
礼王世铎瞠目不知所对，便回头看了看说：“请皇太后问许庚身，他的掌故记得多。”
“许庚身！”慈禧太后便问，“你看呢？”
“照谥法，左宗棠可谥‘襄’字，襄赞的襄。乾隆年间，福康安就以武功谥文襄。不过咸丰三年，大学士卓秉恬，曾奉先帝面谕：文武大臣或阵亡，或军营积劳病故而武功未成者，均不得拟用襄字，所以内阁不敢轻拟。左宗棠是否赐谥文襄？请皇太后圣裁。”
“本朝谥文襄的，倒是些什么人啊？”慈禧太后问说，“我只记得洪承畴与靳辅，靳辅有武功吗？”
“圣祖亲政以后，以三藩、河福、漕运为三大事，特为写下来，贴在乾清宫柱子上，朝乾夕惕，无时或忘。靳辅是治河名臣，自康熙十六年任河督，到四十六年病故任上，尽瘁河务三十年，襄赞圣功，与开疆辟土无异，所以特谥文襄。”
“要说开疆辟土，左宗棠也称得上。就谥文襄吧！”慈禧太后又问，“左宗棠生前，有什么请旨办理而未办的人事没有？”
这一下是由世铎回奏：“上个月，左宗棠有二个折子，一个是请设海防全政大臣，保荐曾纪泽能当海防重任，一个是请以福建巡抚移驻台湾。曾纪泽已奉懿旨，电召回国，闽抚驻台一层牵连的事项不少，一时还不能议奏请旨。”
慈禧太后对海防一事，胸有成竹，很快地答说：“曾纪泽当然有用他之处，可也决不能拿海防全交给他。福建巡抚驻台湾，这件事你们问问醇亲王跟李鸿章，最好照左宗棠的意思办！”
“是！”世铎答说，“李鸿章马上就要到京了，到时候请醇亲王主持会议，议定办法再请旨。”
李鸿章是八月二十三日到京的，自开国以来，从无一个疆臣入觐像他这次进京那样重要，许许多多的军国大计，要等他来当面商议，才能定夺。
这许许多多军国大计，有的出自朝廷，要征询他的意见；有的是由李鸿章所奏请，必得他来当面解释。出自朝廷的大计，当然是以醇王的意见为主：第一件是筹议大办海军；第二件是旗营加饷，醇王重视此事，不下于大办海军。他毕生的志愿，就是要练成一支八旗劲旅，而要八旗子弟用命，就得先加军饷。因而早就授意刑部左侍郎薛允升，上了一个“将中外各旗营加饷训练”的折子作为“妥议”的根据。
加饷之饷，从何而来？照薛允升的办法，是裁减各省勇营。照户部的计算，各省勇营的兵饷每年要支出一千四五百万，此外粮秣、武器、营帐、被服等等所谓“养勇之数”更多，每年要花三千四百多万。加上京里旗营及各省驻防旗营的饷银一千多万，总计近六千万之多。而每年岁入总数，不过七八千万，竭天下十分之物力，以八分养兵，自然不是经久之道。
旗营加饷，依醇王的意思，至少要加四成。照此计算，仅是在京的旗饷，每年就要多支三百万两银子，部库实在不胜负担。因而由醇王主持的会议中，商量出一个结论：各省营勇，裁减浮滥，每省每年要省出二三十万两，分批解部，作为旗营加饷之用，同时咸丰年间因为军用浩繁，京官俸给减成发放，亦要恢复原数。
此讯一传，京中文武大小官员，欢声雷动，然而各省督抚，包括李鸿章在内，却无不大起恐慌。
因为各省招募兵勇，设营支饷，其中有许多花样：第一是吃空缺；第二是各项无法开支，无法报销的烂账，都可以在这里面巧立名目；第三是安插私人，应付京中大老“八行”的举荐；第四是用各器粮饷，安抚当地各路的“英雄好汉”。一旦公事公办，就诸多不便了。
这些情形，在阎敬铭当然了如指掌，他虽不赞成旗兵加饷，但却赞成裁勇，料想一定会招致各省督抚的反对，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