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14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到此，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论”的面目已经十分清晰了，他的“大亚细亚主义”的实质，就是使中国承认日本对亚洲、对中国的领导地位，拱手把所谓“外藩”满蒙让给日本，另外十八省的“改造”，也要在日本的指导下实施，必须接受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全面“提携”，最终完成“支那与日本的统一”。由此，“大亚细亚主义”第一阶段的目标就实现了。显而易见，这种“大亚细亚主义”，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侵略中国的强盗“主义”，是日本强加于亚细亚、强加于中国的军国主义。对于小寺谦吉之流“大亚细亚主义”的实质，李大钊早在该书出笼一年后写的《大亚细亚主义》一文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大亚细亚主义”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其实质“不是和平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大亚细亚主义”者是“假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以掩饰其帝国主义，而攘极东之霸权，禁他洲人之掠夺而自为掠夺，据他洲人之欺凌而自相欺凌，其结果必招白人之忌，终以嫁祸全亚之同胞。则其唱大亚细亚主义，不独不能维持亚细亚之大势，且促其危亡”。
随着日本天皇制法西斯政治体制的逐步形成和确立，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最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之一，在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大亚细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被进一步继承、发挥并付诸实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北一辉：日本“有发动战争的权力”
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已有的侵华理论基础上，日本思想界出现了把侵华纳入整个“国家改造”计划和世界战略体系中的成熟的、有日本特色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理论，其标志就是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他进一步发展了由日本单独吞并中国的构想。北一辉的思想继承人大川周明在《大东亚新秩序》等一系列著作中，鼓吹只有日本才能拯救中国和亚洲，“亚细亚新秩序”就是由日本来确定的亚洲秩序；井上哲次郎主张要以日本之“道”取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中国的指导思想；桑原玉市等人则更主张将中国加以“皇化”，竟至提出了“大日本的天皇就是世界的天皇”的惊人论断。
一、北一辉：日本“有发动战争的权力”
在小寺谦吉提出了所谓“支那改造”后不久，1919年，日本著名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北一辉（1883～1937，原名北辉次郎）写出了其法西斯主义理论的代表作《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提出了“日本改造”的方图14北一辉像
第五章“新秩序”、“皇化圈”与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侵华理论的烂熟案。北一辉的“日本改造”和小寺的“支那改造”一样，都以日本侵略中国为“改造”的前提。不同的是，小寺的“大亚细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种族主义，而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理论基础则是“国家社会主义”。北一辉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分析了日本国内国际上所处的危机局面，指出日本大多数国民为生活所困，人口膨胀，狭小的国土难以养活未来众多的人口；西方列强则“背信弃义”，而“通过日俄战争勉强保全之邻邦支那却以排日和侮日相报”，在这种内忧外患之际，日本只有对外发动战争才能解决问题。他写道：
日本为积极发展自己而发动战争是正义行为，并非单为私利私欲，如同其他民族为促使觉醒、冲破现状、排斥占据者和侵略者的自我行动被视为正义的行动一样。
正如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是因这种非正义的差别才发生的一样，国际间属于正义的战争也都是为了改变非正义的差别才发生的。英国是横跨全球的大富豪，而俄国是北半球的大地主。对于以散沙般的岛屿为国界，在世界上属于无产者的日本而言，难道没有在正义的名义之下，为夺取由它们所独占的土地而发动战争的权力吗？欧美社会主义容忍国内无产阶级的斗争，惟独将国际无产者所发动的战争视为侵略主义、军国主义。这是欧美社会主义根本思想的自相矛盾。
那么，北一辉所叫嚷的“发动战争”的对象是什么呢？他早年就意识到日本的命运与中国的革命关系密切，曾在东京加入过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时来中国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1915年出版了《支那革命外史》一书。在这本书里，他坚决反对日本与西方列强一起来瓜分“支那”，而主张由日本单独来“保全支那”，因为日本应该是“支那及其他黄种人独立自强之保护者、指导者，是亚细亚之盟主”，日本作为东方的代表者，只有与欧美列强进行彻底的武装较量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为此他提出了所谓“革命性对外政策”，即发动“俄支战争”来“对俄一战”，将中国加以“武断地大统一”，然后废除“日英同盟”，将英国从“南支那”赶走。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他进一步发展了由日本单独吞并中国的构想，他在该书中明确写道：“支那、印度七亿同胞若无我日本之扶持与帮助，实无自立之途。”又说：“日本为日本海、朝鲜和支那的绝对安全，即为保卫日俄战争之成果，必须占据远东、西伯利亚”，可见，在他的“日本改造”计划中，占据中国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叫嚷的通过发动战争，为“世界无产者的日本”来“夺取”领土，不言而喻首先是“夺取”中国的领土；所谓“保卫日俄战争之成果”，就是“保卫”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所获得的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地。他声称，日本“在强取他人之领土的同时……若有必要，应有夺取全世界之远大抱负”，日本就是要做“革命的大帝国主义”。在北一辉看来，这一切都是“正义”的行动，“倘若这就是侵略主义、军国主义，那么日本应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之欢呼声中，将这作为黄金之冠，加于自己头上”。北一辉不仅在理论上宣扬法西斯侵略，而且付诸于实际行动。他在1920年回国后创建“犹存社”和“行地社”等法西斯团体，成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领导人物，并煽动法西斯军官不断制造政变，推动“国家改造”，试图建立一个天皇制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体制。最后在1936年2月的一次政变（史称“二·二六事件”）失败后被政府处决。但北一辉的侵华构想及法西斯思想，却在日本此后急剧发展的法西斯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要由日本来确立“亚细亚新秩序”（1）
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为了配合日本天皇制法西斯军人政府的侵华行动，一些学者、御用文人大量炮制侵华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词是“大东亚”、“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东亚协同体”、“东洋文化”、“共存共荣”之类。这样的宣传文章充斥报刊，不计其数，而专门的“著作”也成百上千。如长野郎的《走向日支共存之道》（1937）、德富苏峰的《兴亚的大义》（1937）和《皇道日本的世界化》（1938）、杉原正巳的《东亚协同体的理论》（1939）、井上哲次郎的《东洋文化与支那的将来》（1939）、杉森孝次郎的《大东亚建设的指导原理》（1941）、小田村寅二郎的《大东亚皇化圈论》（小册子，出版时间1942年前）、田中正明的《大亚细亚先觉传》（1942）、西村真次的《大东亚共荣圈》（1942）、龟山太平的《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构想》（1942）、桑原玉市的《大东亚皇化的理念》（1942）、则天塾的《大东亚建设的基本理念》（1942）、大川正大的《大东亚建设史》（1942）、住谷悦二的《大东亚共荣圈殖民论》（1942）、山川时郎的《大东亚建设读本》（1942）、藤田进一郎的《大东亚战争的本质》（1942）、仓田义一的《大东亚战争的真意》（1942）、鹿子光信的《大东亚皇国思想体系论》（1943）、村山道雄的《大东亚建设论》（1943）、常盘嘉治的《大东亚建设的原理》（1943）、大川周明的《大东亚秩序建设》（1943）、田村德治的《大东亚建设的理念及其实现》（1944）等等。这些书籍大都重复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论》中的基本观点，不同的是由于日本的侵华野心逐步得以实施，大亚细亚主义及侵华理论也在新的时代形势下有了新的发展。其欺骗性和虚伪性也更加严重。其中，最有煽动性和欺骗性、影响最大也最恶劣的侵华理论家，首推大川周明。
图15大川周明像
大川周明（1886～1957），毕业于东京大学，1918年起到30年代末年任“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调查课长、局长、理事长，日本战败前任法政大学新设的大陆部部长。早年参加过北一辉组织的法西斯团体。作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大川周明撰写了一系列鼓吹亚细亚主义和侵略中国的文章和书籍，还多次组织领导了若干法西斯主义团体，策划了一系列军事政变，推动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化。战败后他作为甲级战犯被逮捕，在押期间假装发疯而逃避了审判并被释放。大川周明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书有《亚细亚复兴诸问题》（1921）、《国史读本》（1931）及修订本《日本二千六百年史》（1939）、《亚细亚建设者》、《大东亚秩序建设》、《复兴亚细亚诸问题》、《美英侵略东亚史》、《复兴亚细亚论丛》等，战后日本出版了《大川周明全集》五卷本和七卷本。
在上述著作中，大川周明一方面鼓吹日本天皇制国体——及所谓“神国”的优越和日本民族的优越，狂热鼓吹以绝对效忠天皇、敢为忠君而死的武士道，即所谓“日本精神”，并主张用这种精神来改造亚洲，征服世界。同时，从种族主义出发，极力强调“亚细亚”和欧洲“英美”的对立，鼓吹要把英美势力从亚细亚赶出去，建立以日本为盟主、将“支那”（中国）统一起来的新的“大亚细亚秩序”。这里以他的代表作《大东亚秩序建设》（《大东亚秩序建设》，东京：第一书房1943）一书为例，对其侵华理论加以剖析。
在《大东亚秩序建设》中，大川周明首先对明治维新前的“大亚细亚理念”作了追溯，对佐藤信渊的“吞并”支那的理论主张推崇备至，引为先贤同调。然后对日本历史上的对华侵略行为都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辩护。他回顾了近代以来日本对琉球、台湾的占领，与朝鲜的“合并”，在满洲的“诸权益”的实现，认为“日本这一切的发展，绝不是单纯的领土野心的追求。我们最应该记住的一件事就是，这一切都为东亚新秩序的确立做了准备。正如我所反复强调的，近代日本的先觉者确信，不单以日本国内的政治的革新为满足，而且还要实现近邻诸国的改革，倘若不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建设复兴亚细亚，明治维新的理想就不能彻底实现”。他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有权力要求实现“支那”的“改革”，是因为“当变法自强的运动在支那兴起的时候，在灭满兴汉的革命运动兴起的时候，都以满腔的热情给予援助”。而且日本“比亚细亚任何其他各国都首先觉醒，为亚细亚而苦心经营，且为此付出了更多的牺牲，所以日本就拥有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指导权”。
大川周明从“大东亚新秩序”的法西斯主义理念出发，回顾了历次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关于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大川周明写道：“这次战争为何而战？它表面上是日支两国的战争，但从本质上来说，却是日本对欧罗巴侵略东亚的第一次反击，是日本对支那这一欧罗巴侵略主义之傀儡的武力的抗议。”在这里，大川周明完全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而从他的“亚细亚”与“欧罗巴”两元对立的理念出发，把当时的中国看作是“欧罗巴侵略主义的傀儡”——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要由日本来确立“亚细亚新秩序”（2）
此时的日支两国处于这样一种关系中：对于欧美的支那侵略，是相互结成共同的阵线，还是互相敌视，二者必居其一。而支那腐败的政治家，却愚蠢地选择了后者。他们只知自家，不知国家，何况东亚的兴废之类的意识完全缺乏，他们不是保护朝鲜，而是出卖朝鲜，对朝鲜主张自己的宗主权。也不问朝鲜政府的意愿，把北朝的沿海地带割让给俄罗斯做海军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