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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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米哈伊尔·佩列沃希科夫也很有意思。他是个淡黄色头发的小伙子，头脑机灵，身手矫健，他甚至可以追上狂奔的马。
安德列·西帕伊洛夫、瓦西里·费多托夫、格里戈里·桑尼科夫、费奥多尔·罗季奥诺夫、伊万·奥西波夫、亚历山大·库兹涅佐夫，他们像一个人一样，都是既勇敢、又忠于苏维埃政权的战士。古里亚诺夫选入侦察队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勇士……
我在他们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后来的事情证明，我没有错看他们。
1919年5月24日凌晨，两艘战船开到了马马得什码头附近，它们负责掩护拖挂着驳船的轮船。步兵第249团首先登船，接着是我们团。
战士们动作很快。阿津站在码头上，不时给战士们打气。一辆装载机枪和弹药的马车停留在栈桥上，阿津向驭手骂了一句。
“你骂什么？”驭手说道：“没看到车子重吗？快帮一把！”
阿津跑到车子跟前，在战士们的助威声中，合力推起车来，马车很快就上了驳船。
两个营的部队、乐队和一门3英寸口径折大炮都上了船。
我走到阿津跟前问：
“可以开船了吗？”
他让我转过身，面对轮船，拍着我的后背，喊道：
“前进吧，敌人的末日到了！”
我们开船了，乐队奏起了《同志们，勇敢地向前》的乐曲，部队情绪高昂。我们全速驶向对岸，敌人沉默着。我们看到，从对岸靠别索尼赫村的地方，划来一条小船，船里有3个白军士兵，手里举着一面小红旗。他们趁还未开战，脱离了高尔察克军队。
在距对岸还有100米左右的时候，我们的轮船和驳船先后搁浅。我们立刻成了没有战斗力的活靶子。我来不及多想，马上问船长：
“水有多深？”
“一俄尺半到两俄尺。”①
①1俄尺＝0．71米——译注。
我命令乐队：
“奏《国际歌》！”说完，我纵身跳入水中。
水不深，只到胸部。站在我周围的战士，也都跳入水中。河水好像开了锅。红军战士们纷纷从轮船和驳船上跳入水中。空中回荡着《国际歌》的乐曲，水面上挤满了向前游动的人群。水面上只能看见他们的头，有成百上千个头，都在朝白军占领的河岸方向前进。
一直在观察我们登陆的阿津，看见我们的船搁浅之后，立即命令火炮加强对敌军堑壕的轰击，这大大改善了我们的处境。我们终于登上了河岸。轮船和驳船在我们跳下水后离开了浅滩，开到岸边。我们搞了个码头，把大炮、大车和马匹从船下卸了下来。
敌人未经战斗，就退到了亚科夫列沃村和安济尔卡村以西的高地上。这说明敌军主力摆在纵深。1营在行进间占领了亚科夫列沃村并渡过了安济尔卡河。3营夺取了奇尔施村。
在亚科夫列沃村附近，炮兵架起了火炮。观察所设在教堂的钟楼上。从这里可以看到，轮船拖着驳船又靠岸了，这次又运来了我们团的两个营。他们大约3小时后才能到达战场。
这时，在维亚特卡河注入卡马过的河口里，两军的江河区舰队展开战斗。高尔察克区舰队企图用全力把我军战船从维亚特卡河河口赶开，以便从后方攻击正在渡河的我军部队。而我军的区舰队根本没有想过撤退。整个河面都笼罩在浓重的硝烟中。
在预备营和另一门大炮与团主力部队会合之后，我们决定继续进攻。
太阳还很高，这时各营在两门大炮的支援下一齐发动了冲锋。敌人经不住我军的冲击，动摇了，向后败退下去，退到他们的下一个阵地——200高地。
位于右翼的营夺取了旧穆尔济哈村，已在新穆尔济哈村作战。
为了更好地观察战斗进程，我带着传令兵来到了新穆尔济哈村的北面。在那里，发现了正在实施反冲击的敌军散兵线。走在前面的是手握马刀的军官，刀在夕阳下闪闪发光。散兵线一排接一排。敌人随时可能打垮我军，情况十分危急。如果敌人把我军从已占领的高地赶到安济尔卡河，并继而赶到维亚特卡河，后果将不堪设想。
应当立即采取果断措施。传令兵骑马到共产主义营传达我的口头命令，要该营展开队形，从侧翼攻击敌人……但还没等命令送到，我团主力已开始向后溃退。
我骑的是棕黄色的马，身上穿着皮夹克。红军战士们应该认得我。如果认不出来，我也要迎着敌军官的马刀冲上去……
我迎着正在退却的部队飞驰过去。战士们停住了脚步，我冲进人群当中高喊：
“跟我来！”
说完催马就走。我想回头看看部队是不是跟在后面，又不敢看。最后终于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跟上来了！挺着刺刀跟上来了。周围子弹嗖嗖地飞，好像有一群蜜蜂在叫。但我既不能低头，也不能俯身趴在马背上，因为红军战士们会认为我胆怯了。
在距白匪军还有200米左右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动摇了。闪亮的马刀不见了，带着金肩章的军官们已经把背对着我们了……
我听到有几个人对我说：
“崔可夫，我们是不会后退的，你到左边去，我们的人正在那里撤退。”
我意识到，这一地段上的危机已经过去了。当我掉转马头，回目张望时，不禁毛骨悚然：我军散兵线正在缓慢地后撤，甚至连枪都不打，白匪军的散兵线在后面追赶；在200高地上，出现了敌军骑兵，大约有150人，正在展开队形，准备冲锋。
我冲到高地附近，看到一个可悲的场面。红军战士的散兵线停住了，白军距他们只有20米，站在前面的两个军官挥舞着马刀高喊：
“投降吧！”白匪军的骑兵正向这里冲来。
我高喊着“乌拉”，掠过自己的部队前面，来到两军之间。红军战士们立刻投入了肉搏战。两个白匪军当即被刺死，一部分敌兵向后逃跑了，其余的举起了双手。敌骑兵已冲到跟前，他们的脸都可以看清了。我来不及下达命令，就用手枪向近处的敌骑兵射击。身后传来我军战士射击的枪声。敌军的马匹和骑兵在我的眼前纷纷倒地。又过了一会，白军骑兵都逃跑了。
我们一鼓作气拿下了控制周围地区的那个高地。但是，继续进攻已经没有力量了。战士们开始挖战壕。指挥员在调整散兵线，填补空当，组织整个防线各段之间的联系。
不久炊事车来了。战士们盛满了饭，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大家也给我盛了饭。团政委杰尼索夫从左翼骑马来到了这里，他也精疲力竭了。
休息片刻之后，杰尼索夫和我又到各营各连去，向战士和军官们说明第二天的战斗任务，并与友邻部队恢复联系。我们一直忙到深夜。
我们总结一天的战斗。任务基本上是完成了。敌人已从维亚特卡河岸被赶走，这就可以保证大部队顺利渡河。我团在主要方向上已向前推进15—20公里，从两侧控制住了马马得什至耶拉布加的大道。
但这一天我们的损失也很大，特别是指挥人员伤亡很大。副团长马马林和共产主义营营长热列兹金负伤，部队失去了季亚科诺夫和舍夫佐夫两位营长，还有几位连长，其中包括我在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的同学尼克，他的一条腿被打断了。
由于缺少指挥人员，我们决定按编制员额把5个营合并为3个营。
我任命1营长谢尔盖耶夫为我的副手。前沙皇军队的军士库兹明接替了他的职务。2营长仍然是布哈尔金，3营长是安德里亚诺夫。
现在，团部有许多科、股、处，可在那时是没有的。全部作战文书都装在团长和他的副官的皮图囊里。我通过通讯员和电话向各营下达了一切必要的指示之后，在日出时就和政委一起骑马到阵地上去了。
在山谷中，野战炊事车已经冒起缕缕炊烟。战士们努力把一天的饭都吃进肚子。大家邀请我们一起吃。政委和我每人喝了一小锅汤。
这时，右边响起了枪声。敌人蠢蠢欲动了。但我们没有急于进攻。我们要趁黎明给火炮定位，并组织各分队之间的协同动作。为此，我和政委立即登上了地图上标明的200高地。
敌人在我右邻部队的地段上活动频繁。昨天，高尔察克白匪军的预备队，在敌卡马河区舰队的炮火支援下，沿卡马河岸发起了进攻。枪战已经发展到我团右翼。我让政委留在高地上，自己骑马跑到山脚，向穆尔济哈村驰去。在那里，我看到友邻第43团各营正全线败退。白军排成整齐的散兵线跟在后面，相距大约1公里。榴霰弹在红军战士的头顶上爆炸。他们忽儿挤作一团，忽而又四散奔逃。指挥员们在人群中跑来跑去，想制止败退。
8
在穆尔济哈村，我遇到了炮兵连长，他们连的炮位就在村外，我命令他向正在进攻的敌军开火。在这个村里，我还遇到了我们团的骑兵侦察队，共有40人，菲利普·古里亚诺夫带队。他立刻举着红旗前支增援。
我看到一个不知从哪里跑来的身穿水手服的人加入了侦察队行列。他骑着一匹没有鞍子的马，手中拿着一条长鞭子。他无情地抽打败退的人群，每抽打一下都要用水手常用的话骂一句。当败退的士兵开始向后转时，这个勇猛的骑手骑着他那没有鞍子的马向南、向卡马河岸奔去。他是谁？没有人知道。我感到很可惜，他完全可以编入我团的骑兵侦察队……
白匪军的攻击被打退了。他们被我军的大炮和机枪打得抬不起头来。
这时，我得到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师政委佩拉耶夫身负重伤。他是布尔什维克，一个忠诚的列宁主义者，他是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们的灵魂。他多次参加激烈的战斗，不知有多少步枪和机枪的子弹曾向他发射，但他仍然活着，震慑着敌人，鼓舞我们去创造光荣的事业。可现在，在穆尔济哈村，他遭到了不幸。
回到高地后，我看到我团的战斗队形已经整顿好，准备出击，就和政委决定转入进攻。我们带部队沿大路经过阿尔马拉村，向耶拉布加实施主要突击。
我们把共产主义营、步兵和骑兵的侦察队留作预备队。当我确信营长们都已正确理解了任务之后，就骑马来到了炮兵连长马特维耶夫的观察所。
在那里，我见到了炮兵营长。团进攻地段共有7门大炮。当时有7门大炮掩护一个团已经足够了。部队展开队形，开始向前推进。越过高地的南坡，穿过伸向北方的大道。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我军后方，不知是谁的火炮向1营的散兵线轰击，炮弹一个接一个地落到部队最密集的地方。是谁打得这样准？是敌人的区舰队沿卡马河冲到了我军后方，还是我们自己的炮兵，像常说的那样，“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我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自己人。在科特洛夫卡村北面的232高地上，有两门大炮正在直接瞄准射击自己的部队。我们无法同他们联系，只得派去两名骑兵侦察员，同时，在教堂的钟楼上挂上了红旗。
不久就查清，轰击我团进攻部队的是我军江河区舰队陆战队的大炮。由伊万·库兹米奇·科扎诺夫指挥的“黑政委”陆战队（这是高尔察克匪帮给他们起的名字），经过顽强战斗后在科特洛夫卡村附近登陆，并占领了制高点。他们看到我团进攻部队的散兵线越过200高地的山脊，就误认是白军，于是就轰击起来。也许是穆尔济哈村钟楼上的红旗起了作用，也许是我们的侦察员赶到了炮阵地，轰击停止了。发生这种令人懊恼的事，是由于缺乏通讯器材和及时的互通情报。
这场混乱大约耽误了1个小时，敌人马上利用了这个机会实施反冲击。这次敌人投入的力量比上午大。我立刻把留作预备队的共产主义营投入战斗，接着，我带领骑兵侦察队向前冲去。
没有时间、而且也没有必要去搞复杂的机动。我只好大喊一声：“跟我来！”就向白匪军冲去。
敌人正气势汹汹的向我逼来。只剩300米了。走在前面的是军官，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个身穿长袍、手拿十字架的牧师。他就在我的正前方。很显然，牧师参加冲锋，说明敌人的力量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现在谁的意志坚强，谁就能取得胜利。我回头看了看自己的战士。他们步伐坚定，队伍整齐，简直象在受检阅。不用说大家都明白，要用心理战对付心理战。两军默默地接近，没有“乌拉”的喊声。
这时，我感到左手受到猛烈的一击，接着是一阵剧痛。我的马倒了。我意识到，马被打死了。但是为什么左手火辣辣地痛，我一时没有想到。我的脚卡在马镫里，右手还握着缰绳。传令兵骑着马跑到我跟前，跳下马来。我从马镫里抽出双脚，一句话也没说，就飞身上了传令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