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义江解读红楼-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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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同时完成，一点也不错。比如我们说“歌且舞”，就是边唱边跳，而不是先歌后舞“两个阶段”。


第二部分　《史记》抄袭《汉书》之类的奇谈第12节　　乾嘉学风与现代新观念（2）

　　　　如果真要挑“不通”的毛病，那倒是程甲本的改文。如前所述，由于被其他诸本作底本的最初过录本漏抄了一页四百余字，“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这句话，只剩下了后半“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与前面僧道来到青埂峰下的情节连接不上，遂添上“见着”二字，将它连了起来。己卯、庚辰等诸本便是如此。后来程甲本整理者重新披阅时，发现有问题：前面只说顽石，从未提到过“美玉”，怎么这里忽然说见到一块美玉呢？于是就把“美玉”二字改为“石头”，而却没有想到把形容美玉的四个字“鲜明莹洁”（以后形容通灵宝玉还几次用过相类的词）也改一改，把连接两个动词、表示同时发生的“且”字删去。这一来，闹了笑话：“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的大顽石，居然可称之为“一块鲜明莹洁的石头”！再说，石头又怎么能自己缩小呢？只好在前面“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之后，横生枝节，再添上“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八个字。但问题仍没有解决，只说石可变小，不说已变美玉，难道后来挂在贾宝玉脖子上的是一块小石头？上句缺了动词“变成”（换作“见着”，主语就不是石头），只剩下一个动词“缩成”，前面仍保留作连词的“且”字，这样的语法，还能说是“文从字顺”吗？　　　　
　　　　如此理解，令人哭笑不得宝玉太虚幻境惊梦一节，甲戌本与诸本差异甚大，我曾有《〈红楼梦〉校读札记之一》一文论及其文字最近原著；欧阳健则以为是脂本擅改。他举出伴宝玉午睡之四婢中的一个名叫媚人的，以为此即擅改留下之破绽。因为此人“从此不再复出”。其实，八十回前光点到名字而不写的，并非只有媚人，作者构思中后来与史湘云结缡的卫若兰，也是早在送秦氏出殡时先出现一下名字而不再交代的。八十回后原稿已佚，焉知其人“从此不再复出”？欧阳健又说“媚人之名，当依袭人而来，只能是先有袭人，后有媚人，而不可能相反”。我不知他有何根据这样说。他反问：“此名出何僻典？”还说：“‘媚’的本义为取悦、巴结、逢迎，又通‘魅’字，总之不是一个好的字眼，贾府诗礼簪缨之族，绝无可能以之为丫鬟之名，容忍其去媚惑主子的。”我只能说，欧阳健又错了。“媚”字不是个坏字眼，其本义更非“巴结、逢迎”，那层意思是后来才引申出来的，不信你去翻翻词书。“媚人”之名也不出于“僻典”，而出于经典。《诗·大雅·卷阿》：“维君子命，媚于庶人。”朱熹注：“媚，顺爱也。”“媚于庶人，顺爱于民也。”又《诗·大雅·下武》：“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朱熹注：“媚，爱也。一人，谓武王。”“言天下之人皆爱戴武王以为天子……”后来“媚”字更多的是作美解。如武则天十四岁被太宗召为才人，因其美，赐号武媚。《聊斋·道士》描写石家姊妹“一细长，如弱柳；一身短，齿最稚；媚曼双绝。”何垠注：“媚，言神情之美；曼，谓声音之细也。”其实，也不必多引书，林黛玉不是就有“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的诗吗，难道忘了？取为丫鬟之名，我看雅致得很。　　　　
　　　　读欧阳大作总觉其歪理层出不穷。这回是绛珠仙子饥餐“密青果”、渴饮“灌愁海水”。他以为应以程甲本作“秘情果”、“灌愁水”才对，还赞之曰“文笔优美，寓言深湛”，甲戌本反而是“误抄”、“胡乱改错”。其实，“密青”谐音“秘情”便是“寓言”，犹“青埂”谐音“情根”，这是作者惯用的方法，若都以其寓意直接命名，反无“深湛”可言。否则，青埂峰何不就叫情根峰？群芳髓、千红一窟、万艳同杯何不就叫群芳碎、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探春、英莲、冯渊何不就叫叹春、应怜、逢冤？可见“秘情果”倒是后改的。欧阳还说：“甲戌本……将‘灌愁水’误抄成‘灌愁每水’……己卯、庚辰二本自作聪明，又把‘密’改为‘蜜’，‘每’字添上三点水，成了‘海’字，这样一来，‘秘情果’成了蜜渍的青果，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旁，居然有了一大片‘灌愁海’，岂非大谬？”我欣赏欧阳先生的诙谐幽默，但不能欣赏他所用的手法。甲戌本上明明是“灌愁海水”，并无丝毫涂改添加的痕迹，怎么硬说它“误抄成‘灌愁每水’”，还说己、庚本“添上三点水，成了‘海’字”。这不又是凭空捏造吗？如果欧阳先生在哪里见到过这样的版本，请明示以广见识。欧阳嘲笑己、庚本改“密”为“蜜”，成了“蜜渍的青果”，他不觉得“灌愁水”之名也有点像加工饮料吗？本来寓愁深似海，故虚拟此海名，“终日游于离恨天外”的绛珠仙子渴饮海水，十分合乎情理，怎么又扯上“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旁”？是不是以为修成人形的绛珠仙子，就像一棵人参那样还是草木，仍长在原来的地方？这才是真正的荒谬。警幻仙姑对贾宝玉自我介绍说：“吾居离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是也。”这一次，程甲本不敢再改为“灌愁水”了。可见其顾此失彼、前后不一，这才是真正的“胡乱改错”。　　　　
　　　　小说写荣国府荣禧堂古雅珍奇摆饰说：“一边是金彝，一边是玻璃。”程甲本因“”（wei，长尾猴）字太生奥，遂改成“錾金彝”；“”（小说中有时通作“海”，古代大酒器）字又看错，讹成“玻璃盒”。这本是最易鉴别文字早迟的地方。欧阳却硬要说程甲本是对的，倒是脂本“大谬不然”“蒙骗世人”。他承认周器有“虎彝”、“彝”，却又说“殷周的彝器，皆为青铜铸就，决无所谓‘金彝’者”。居然不知青铜也就叫做“金”。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铸成十二铜人，世称金人十二；殷周的钟、鼎、彝上的古文字，也叫金文，不叫铜文。可见脂本原名无懈可击。欧阳又说玻璃“是舶来品”，“芳官拿了一个五寸来高的小玻璃瓶来……可知其时之玻璃器皿，大都比较小巧，岂有以玻璃制造盛酒大器之理？且‘’为中国古代酒器，后世已不多见，更非外国所能仿造……”这太缺乏常识了，又好像没有读过《红楼梦》的人说出来的话。我先抄一条《辞源》释义如下：“玻璃，也作‘颇黎’（旧题汉东方朔《十洲记》）、‘玻璃’（《旧唐书·一九八·波斯传》）。古代所说的玻璃，大抵指天然水晶石一类，有各类颜色，非后世人工所造的玻璃。”且不管《红楼梦》中所说的“玻璃”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是古已有之的还是舶来的，反正写到它的不少：灯有玻璃灯，缸有玻璃缸，晴雯不是说宝玉“先时连那么样的玻璃缸、玛瑙碗也不知弄坏了多少”吗。还有贾蓉向凤姐借过玻璃炕屏。炕是中国才有的，玻璃炕屏总该是国货，未必是中外合资的仿制品吧？宝玉有写他“富贵闲人”生活的《夏夜即事》诗，有一联道：“琥珀杯倾荷露滑，玻璃槛纳柳风凉。”大观园的修造，未闻承包给外商，或采购舶来的建筑料，堤岸的玻璃栏杆，总也小不到哪里去吧？试想，在荣国府最庄重的正堂上，悬挂的是御题匾额、“待漏随朝墨龙大画”，还设有“三尺来高的青绿古铜鼎”，倘一边放着殷周器皿，另一边却放一只小小的玻璃盒与之相配，这不太滑稽了吗？欧阳先生的高论多属此类。　　　　
　　　　此外，如神瑛侍者的居处本是赤瑕宫，他偏要说“赤霞宫”是原文，是从什么道观“碧霞宫”脱胎而来；还据程甲本将本来要僧道携带、让人替它“夹带”下凡的石头改成它能“自来自去”、与神瑛侍者合二为一的情节，说“神瑛只是此宫建成以后很久才请来的一名侍者”，“宫的真正主人是警幻仙子”；甄宝玉挨打时，叫“姐姐妹妹”就不疼了（即以此代替止痛药），甲戌本说“遂得了秘方”反而不通，只有程甲本用“秘法”才通；说“护官符”私单上只应有几句不解释看不懂的谜语式的话，下面有“始祖官爵并房次”的注文是“后人妄加”的；秦钟临终被都判、小鬼暂放还阳一段通常以为是讽刺世情的绝妙文字，他却说“纯属无的放矢”、“完全不真实的”、“陈腐滥言”、“对《红楼梦》主旨的莫大歪曲”，等等等等，若都一一与之展开争论，拙文未免太长了，不如就此打住。我只想奉劝广大读者一句：欧阳健所说的“几乎一律是程甲本文字精当而脂本却相形见绌”的话，绝对不可信，最好不要让他的奇谈怪论把你的头脑搞得稀里糊涂。


第二部分　《史记》抄袭《汉书》之类的奇谈第13节　　脂评问题（1）

　　　　脂砚斋是信笔涂鸦吗？　　　　
　　　　欧阳健说：“古今中外，有哪一位作家允许别人在自己尚未完成的书稿上信笔涂鸦、乱加评点呢？”“决不可能在作品还未完成的情况下，由作者本人或者别的亲友在未定稿上滥加评点吹嘘的。”这是他断定脂评系后人伪造的总体理由。这里实际上包含着有联系的两个问题：一、一个作家是否可能在自己作品尚未最终完成前就让人加评？二、脂评是不是信笔涂鸦、滥加评点吹嘘？　　　　
　　　　一位伟大的作家，走的是自己的路，并不肯随人脚踵。从创作到成品，独创性和仅有的现象，真是太普遍太普遍了，这还用得着举例吗？两人或数人合作写一部小说的事情都有，曹雪芹写小说、脂砚斋等人加评，合作而成一部金圣叹批评《水浒》《西厢》那样的书的事为什么就不可能呢？须知金评之书曾风靡过清代，脂评中几次提到，连曹雪芹写小说引用《西厢记》字句，用的也一律是金圣叹评改本，（如第四十回黛玉行牙牌令，说“纱窗也没有红娘报”，用的即是金本改文。王实甫原本作“侯门不许老僧敲，纱窗外定有红娘报”。）可见其影响之大，受其启发而加评是很自然的事。脂砚斋加评，当然是得到作者允许的，而且从其所批内容看，作者还把自己的创作意图告诉过他。否则，不了解创作“内情”，小说中有许多人名、地名、物名的谐音寓意，是不大可能想到的。即以人名而言，除甄士隐（真事隐去）、贾雨村（假语存焉，脂砚斋错听作“假语村言”）和元（原）、迎（应）、探（叹）、惜（息）外，那些次要人物如霍启（祸起）、封肃（风俗）、娇杏（侥幸）、余信（愚性）、詹光（沾光）、单聘仁（善骗人）、吴新登（无星戥）、戴良（大量）、戴权（大权）、卜固修（不顾羞）、卜世仁（不是人）等等，光凭加批者个人聪明，也都很难猜到。　　　　
　　　　脂砚斋是“信笔涂鸦”吗？恰恰相反，他批书认真细心得很，几乎一字一句都不肯轻易放过。“滥加吹嘘”是什么意思呢？指用了那些“妙极”、“千古奇文”、“愧杀古今小说家”等等的话吗？难道这些话对曹雪芹的《红楼梦》来说是溢美之词，它不配受到这样的褒赞？欧阳健之褒贬，真是味在酸咸之外，他对脂评如此诋毁贬抑，却将不知甲戌本价值何在，仍赞同小说影射纳兰明珠家事说的孙桐生和处处用《易经》五行八卦之说来附会小说情节用语的张新之捧上了天。这究竟算不算“滥加评点吹嘘”呢？脂评比其后任何一家的评语都更出色，更有价值，这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别的且不说，它自始至终都表明小说是在作者自己亲身经历、亲闻亲见的基础上写成的，因而能使那些同时代的圈内人物展读之时，产生“都来眼底复心头”（爱新觉罗·永忠吊雪芹诗句）的深切感受。这是关系到小说究竟是写什么的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是除脂评以外的任何一家评语都不曾指出过的。相比之下，后来的众多评点家都不免隔靴搔痒，他们连原作的构思和后来的续貂文字都分不清。对脂评的评价原非本文的任务，只因被欧阳健说得一钱不值，才忍不住说上几句，我们还是回到要讨论的问题上来吧。　　　　
　　　　脂评是谁也伪造不来的　　　　
　　　　欧阳健认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嘉庆十六年（1811）至道光三十年（1850）之间出现的“不下数十家”的评本中的一种，因为它“较差”才没有刊刻问世。他以为从脂砚斋的话中找到了证据。甲戌本有一条脂评，提到“且诸公之批自是诸公眼界，脂斋之批亦有脂斋取乐处”等语，他觉得有文章可做，便说：“‘诸公’是谁呢？在甲戌本上找不到任何迹象……这里的‘诸公’，实际上是指当时社会上风行的数十家批本的评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