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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4节

大秦帝国-第10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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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风暴击溃的;其后期战败原因,并非后来贾谊说得“攻守之势异也”,或者说,攻守之势异也绝不是主要原因。灭秦者,秦也,非六国也。 
  蒙恬蒙毅之死的直接后果,是整个蒙氏部族的溃散。因蒙氏太过显赫,胡亥赵高李斯均有很大顾忌,故此未能像后来诛杀其余功臣与皇族那样大肆连坐。纵然如此,蒙氏部族还是立即警觉到了巨大的劫难即将降临。蒙氏部族素来缜密智慧之才士辈出,一旦察觉如此巨大的冤情绝无可能洗刷,立即便有了一个秘密动议:举族秘密逃亡。遍及军旅的蒙氏精壮纷纷以各种理由离开防地出走,咸阳的蒙氏两座府邸也迅速地人去府空了。合理的推断,蒙氏逃亡不可能重返海疆,而是南下逃入南海郡的秦军,投奔岭南大军的蒙氏族人。唯其如此,后来的赵佗大军不再北上挽救昏乱暴虐的二世政权,方得有合理的解释。当然,始皇帝当年的秘密预谋也是理由。然在此时,更合乎军心的理由,只能是对二世政权的深恶痛绝…… 
  蒙恬的意义,在于他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突出标志。只有秦帝国的蒙恬大军,在长达千余年的对匈奴作战中真正做到了摧枯拉朽,真正做到了秋风扫落叶,真正做到了苍鹰扑群雀。西汉盐铁会议之文献《盐铁论·伐功》篇云:“蒙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匈奴势慑,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 
  列位看官留意,华夏外患自西周末年申侯联结西部戎狄攻入镐京,迫使周室东迁洛阳开始。自此,魔闸被打开,西北胡患在此后整个春秋战国秦的五百余年历史上,一直严重威胁着华夏文明的生存。秦赵燕西北三国因此而一直是两条战线作战:对内争霸,对外御胡。这一基本外患,直到秦始皇以蒙恬重兵痛击匈奴,并修筑万里长城,才取得重大的阶段性胜利,使华夏文明获得了稳定的强势生存屏障。显然,蒙恬长期经营北边而最终大驱匈奴,对于华夏文明的稳定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可以肯定地说,若不是蒙恬大军夺取阴山南北的大战胜与万里长城的矗立,其后接踵而来的“楚汉”大乱时期,匈奴族群必将大举南下,华夏文明的生存将陷入无可预料的危境,其后有没有汉王朝有没有汉人,实在都是未知之数。蒙恬作为一代名将,文明屏障之功不可没也! 
  蒙恬自有其弱点,不若王翦王贲父子那般厚韧坚刚,未能扛鼎救难,诚为憾事也。然则,仅此而已,蒙恬依然不失为华夏文明之功臣。但是,蒙恬的功勋节操在后世的评判却是矛盾而混乱的,甚至可说是离奇的。西汉初中期的国家主流评价,对于蒙恬尚是高度肯定的,紧随汉武帝之后的盐铁会议对蒙恬的评价可谓典型。但是,《盐铁论》之前成书的《史记》作者司马迁,却对蒙恬提出了不可思议的指责。《史记·蒙恬列传》之后的“太史公曰”,对蒙恬的说法是其最长的评论之一,也是最离奇的评论之一,其全文为: 
  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司马迁的评论有四层意思:其一,凡蒙恬所筑北边工程,都是挥霍民力(轻百姓力)的不当作为工程;其二,秦灭诸侯之后,蒙恬该做的事是强谏始皇帝实行与民休息,而蒙恬没有做该做的事;其三,蒙恬做的事相反,奉承上意而大兴一己之功(阿意兴功);其四,所以,蒙恬兄弟被杀实在是该当的。最后,司马迁还意犹未尽地感喟了一句,死当其宜,蒙恬如何能怪罪地脉哉! 
  顺便言及,司马迁所记述的“地脉”之论,很不合简单的事实逻辑。战国与帝国时代,阴阳家学说相当盛行,地脉说作为理论,当然是存在的。我们要说的是这件事的乖谬矛盾处。显然,始皇帝君臣决断修长城,若信地脉之说,则必召堪舆家踏勘,若万里长城果然切断地脉,则必然会改道,最终以保持地脉完整为要。此等情形下,长城是否切断地脉以及如何应对等等,蒙恬作为主持工程的统帅,比任何人都早早地清楚了,何能等到死时才猛然想起?若始皇帝君臣不信地脉之说,则根本不会召堪舆家踏勘。此等情形下,天下便不会有长城断地脉之说出现,蒙恬则更不会空穴来风。毕竟,华夏民族的强势生存传统中自古便有“兴亡大事不问卜”的理念,武王伐纣而姜太公踩碎占卜龟甲,乃典型例证也。始皇帝君臣锐意创制,若事事堪舆问卜,大约也就一事无成了。蒙恬作为最与始皇帝同心的重臣之一,无论哪一种情形,都会清楚地知道该不该有长城切断地脉一说,都不会在临死之时突兀地冒出一种想法,觉得自己切断了地脉所以该死。更有一则,阴阳学说流传至今,秦之后的阴阳家却没有一人提出长城断地脉以及断在何处之说,可见,即或就阴阳家理论本身而言,此说也是子虚乌有。太史公所以记载此事,完全可能是六国贵族因人成罪而编造的流言,传之西汉太史公轻信并大发感慨。此说乖谬过甚,不足凭也。 
  尝读《蒙恬列传》,每每对太史公如此评判史实大觉不可思议。作为历史家,亲临踏勘直道长城之千古工程,竟能毫不思其文明屏障之伟大功效,偏偏一言以蔽之而斥责其“固轻百姓力矣!”其目光之浅,胸襟之狭,令人咋舌。尤令人不可思议者,最终竟能评判蒙恬之死“遇诛不亦宜乎”,无异于说蒙恬该杀。 
  其用词冰冷离奇,使人毛骨悚然。 
  不能说司马迁是十足的儒家。然则,司马迁对蒙恬的评论却确实是十足的春秋笔法:维护一家之私道,无视天下之兴亡。当历史需要一个民族为创建并保卫伟大的文明而做出一定牺牲时,司马迁看到的,不是这种牺牲对民族文明的强势生存意义,而是仅仅站在哀怜牺牲的角度,轻飘飘挥洒自己的慈悲,冷冰冰颠倒文明的功罪。虽然,没有必要指责司马迁之论有拥戴秦二世杀戮之嫌疑。但是,司马迁这种心无民族生存大义而仅仅关注残酷牺牲的史论,却实在给中国人的历史观留下了阴暗的种子。这种苍白的仁慈,绝不等同于以承认壮烈牺牲为基础的人道主义情怀。设若我们果真如司马迁之仁慈史论,将一切必要的牺牲都看做挥霍民力,都看做阿意兴功,而终止一切族群自强的追求,猝遇强敌整个民族安能不陷入灭顶之灾?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尤其在近现代百余年的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卖国汉奸辈出,其规模之大令世界瞠目,而其说辞则无不是体恤生命减少牺牲等等共荣论。此等人永远看不见,或有意看不见强敌破国时种族灭绝式的杀戮与无辜牺牲,而只愿意看见自己的民族在自强自立中所付出的正当牺牲,专一地以否定这种正当牺牲为能事,专一地以斥责这种正当牺牲的决策者为能事。此等人的最终结局,则无一不是在大伪悲悯之下,或逃遁自安,或卖国求荣。这是被数千年历史反复证实了的一则古老的真理,近乎教条,然却放之四海而皆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察其根源,无疑深植于历史之中。 
  谚云:站着说话不腰疼。信哉斯言! 
  战国与秦帝国时代的强势生存大仁不仁,司马迁等去之何远矣!     
三、杀戮骨肉 根基雄强的嬴氏皇族开始了秘密逃亡 
  巡狩归来,胡亥要尝试“牧人”之乐了。 
  在东巡的两个月里,赵高形影不离地跟着胡亥,除了种种必需做出的政事应对,两人经常说起的话题只有一个,如何能使一切怏怏不服者销声匿迹,如何可使胡亥能尽早地恣意享乐。胡亥这次显然是认真动了心思,竟归结出了三则隐忧:大臣不服,官吏尚强,诸公子必与我争。以此三忧,胡亥认真问计于灯下:“蒙氏虽去,三忧尚在,朕安得恣意为乐?郎中令且说,为之奈何?”赵高最知道胡亥,遂诚惶诚恐又万分忠诚道:“如此大局,老臣早早便想说了,只是不敢说。”胡亥惊讶,连问何故?赵高小心翼翼道:“国中大臣,皆累世贵胄,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赵高素来卑贱,蒙陛下简拔高职重爵以用事,大臣其实不服,不过貌似听臣用事罢了。如此情形,老臣安能轻言?”胡亥大为慨然,连连摆手高声道:“大臣诸公子对朕尚且不服,对老卿自不服也!老卿不必顾忌,只说如何处置。朕便学学你说的秦昭王,为那个甚?对,范雎!为范雎了结仇怨!”“陛下果能效法秦昭王,老臣甘效犬马之劳也!”赵高涕泪唏嘘,遂再次将“灭大臣而远骨肉”的三谋方略细细作了解说,以为目下正是实施三谋的最佳时机。胡亥又问为何。赵高认真地说出了两则理由:其一,当今之生灭兴亡,不师文而取决于武力,陛下有材士五万,只要敢杀人,不愁大臣不灭诸公子不除;其二,秦人奉公奉法已久,大臣与诸公子素无过从联结,来不及聚相与谋对抗诏令,只能听任宰割。末了,赵高又给胡亥以撩拨抚慰:“除去此等人之后,陛下只要收举其余臣子,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皆集为陛下犬马。此秉鞭牧人之术也,陛下安能不品其中之乐乎!”“牧人之术?好好好!”胡亥乐得哈哈大笑,“大臣公子是牲畜,我提着鞭子做牧主,想杀谁杀谁,真乃人间乐事也!早知皇帝有如此之乐,胡亥何愁皇帝难为也!” 
  那一夜,胡亥是真正地快乐了,赵高是真正地快乐了。 
  回到咸阳,赵高开始了杀戮谋划。赵高给胡亥提出的铺排是先内后外——先诛杀皇族诸公子以巩固帝位,再灭大臣以整肃朝局。胡亥对赵高既放心又佩服,立即欣然赞同。熟悉国政法令的赵高,之后立即开始了实施。 
  第一步是“更为法律”。简言之,便是更法,也就是更改法律。对于赵高的更法,《史记》有两种说法:其一,《秦始皇本纪》云:“于是二世乃遵用赵高,申法令。”其二,《李斯列传》云:“二世然赵高之言,乃更为法律。”就事情本身而言,其意相同:为了达成灭大臣而诛骨肉的杀戮,以赵高变更法律为开端。这不是赵高奉法,而是精通秦政秦法的赵高很清楚不更法的后果:秦政奉法已成传统,若无法律依据而杀人,各种势力便会顺理成章地聚合反抗,反倒是引火烧身。同时赵高也很清楚,更法不是更改秦法本身,而是更改执法权力。用当代话说,不是更改实体法,而是更改类似程序法的阶段执法权。因为,实体法更改工程庞大,且极易引起争议与反抗,而阶段执法权的转移,则要容易得多。只要执法权在手,能够将对手打成罪犯,则秦法对罪犯刑罚处置之严厉已足够诛灭威胁者了。 
  赵高的做法是:正式以郎中令府名义上书皇帝,一连举发了三位皇子的罪行,请皇帝下诏宗正府依法处置;胡亥则依照预谋,在赵高奏章上批了一行字:“制日可。诸公子罪案特异且牵涉连坐,为免宗正府违法袒护皇族,着郎中令府依法勘审治狱。”此诏颁下,赵高的生杀大权便告成立。 
  列位看官留意,秦帝国之中央执法系统为五大机构:其一,廷尉府职司勘审定罪,几类后世法院;其二,御史大夫职司举发监察弹劾等,几类后世检察院;其三,法官署职司宣法,几类后世司法局;其四,内史府职司京师治安捕盗并缉拿罪犯,几类后世公安机构;其五,宗正府执掌对皇族之执法权,是执法机构中最为特异的一个。 
  据《初学记》引《宋百官春秋》云:所谓宗正,乃周王朝王族执法官,本意为“封建宗盟,始选宗中之长而董正之,谓之宗正。”秦帝国承袭周王朝王族独治之官制,将原本的驷车庶长改名宗正,执掌皇族司法。也就是说,皇族的两大事务分开:宗庙事务归奉常,管理、监察、执法事务归宗正。是故,宗正地位很高,位列九卿重臣。始皇帝之所以如此将皇族司法独立,其基本方面并非基于维护皇族特权传统,恰恰相反,始皇帝是要抑制嬴氏皇族而深恐其余官署执行不力。所谓抑制,当然主要是防止特权泛滥,而不是惧怕或有意贬黜皇族。秦人崛起,有一个很特殊也很实际的因素,这便是嬴氏部族的根基与轴心作用极为强大,远远超过山东六国的王族实力。事实上,嬴氏部族是秦人族群中人口最多实力最强的部族,是凝聚老秦族群的轴心力量。秦之雄强,泰半来自嬴氏部族的雄强血统。要抑制如此一个皇族,确实是一件很难着手的事情。 
  自秦孝公商鞅变法开始,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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