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下台内幕-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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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觯胶蟪跗诒慌汕怖刺ǖ募钦咄跛枷栌�1951年12月在上海出版的《台湾二月革命记》中这样写道：“台湾本来是谷仓，1946年的年产量超过89万吨，供本省人口粮尚有余，但因军用米占了很大的比率，所以今春的米价反而比上海还高，甚至发生饥馑现象。苛敛诛求的结果，加速了农村的破产。被饥饿所迫的人们，年轻的成为小偷强盗，女人当了娼妓，光是盗窃就使牢狱超满额，收容人数超过平常的三四倍。”
据统计，1946年，台湾两季稻收成共640万日石，台湾本省所需食米为500万日石左右，剩余的足可以应付任何意外或灾患。出于内战的需要，国民党政府把从台湾征收的大米和用肥料从农民手中换来的大米，全部运往苏北和华北充军粮了，这才是造成台湾2月中旬米价再次暴涨与危及人民生存的根本原因。由于米价暴涨，大闹米荒，台北出现了一个“反对抬高米价行动团”，在“2·28事件”的前二周（2月13日），即发生了台北市千余人，聚集于华龙山寺口，整队出发游行请愿，要求解决米荒问题。
受大陆通货膨胀的影响，台湾也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陈仪接管台湾后，虽然采取特殊政策，继续使用原有旧台币，让它和大陆币制隔离，以避免受大陆经济混乱的影响。然而，实际上，台湾无法断绝与大陆间的经济关系。战前台湾银行发行钞票约8000万元，1945年8月战争结束时，台湾银行总发行额为143亿元。陈仪来台两个月后，发行额剧增至208亿元，1946年5月增至294亿余元，1946年底增至533亿余元，也即台湾银行的发行额，自1946年6月至同年年底增加18倍。随着纸币天文数字般的泛滥，物价当然也就猛涨起来。台北市50种商品的批发物价指数，1946年比1945年增加260％，1947年又比1946年增加360％。台北市一斤白米的价钱由1945年8月的二毛钱涨到同年11月的12元，再涨到1946年2月的168元，再涨为1947年1月的80元。1945年11月至1947年1月，食品价格上涨63倍。其中最惨的是农民，肥料价格上涨高达270倍。另外，由于当时台币与法币采取的是固定汇率，即1元台币兑30元法币，于是贪官污吏、不法奸商和黑社会分子，便从各种渠道将法币兑成台币，在台套购物资，运回大陆高价售出，使台湾的物资更加匮乏。
百业萧条伴随的是失业人口增加。由于统制经济，剥夺了民间企业的经商自由，加之官吏昏聩无能、贪污舞弊，致使大批官营企业或民营企业破产、关门，直接导致了经济形势的恶化。到1946年底，台湾官营、民营工厂，已有90％停工，造成大批工人失业。据1946年统计，台湾失业劳动者已达80万人，占全岛人口的10％以上。另外，1946年以后，约有数十万的留日学生、退伍军人、军属陆续返台，使得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失业人口的激增，形成了社会的重大压力，社会治安迅速恶化，被生活所逼而沦为盗贼的日益增多，“2·28事件”爆发前的二三周，仅台北市大同区一个星期之间发生的偷盗案就有数十件之多。
物资的缺乏，尤其是米粮的短缺，造成民生痛苦与社会不安。此外，国民党当局还漫天要价地向台湾同胞征税，更使人民群众怨声载道。1947年2月中旬，由于粮食缺乏，各地发生了“抢粮暴动”。同时，岛上街头巷尾还出现了嘲笑国民党政权的漫画及宣传。民间开始对国民党的官员或士兵到酒楼、饭馆白吃白喝进行抵制，甚至出现在大街小巷殴打“阿山”（外省籍的贪官污吏）及在偏僻处抢夺军人枪支事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发生在苏花公路上的一桩惨案。1947年初的一天，在苏澳至花莲的临海公路上，一辆公共汽车在半途遇上一群军人，这批军人蛮不讲理，要旅客下车，让他们乘坐。司机和旅客不允，这些军人便毒打司机，威胁乘客。司机见状忽然改变态度苦劝旅客下车，司机驾驶满载军人的汽车急速冲向几百丈深的悬崖绝壁，掉进太平洋。群众集体反抗事件越来越多。如1946年上半年发生在高雄市郊区湾仔区内的农民集体抗租事件；1946年10月各地频频发生劳工“反对解雇”的示威罢工，如台湾钢铁公司、高雄制碱厂、高雄水泥厂、台北烟草公司、汽车司机等纷纷举行罢工。甚至连公务员也为要求改善待遇、反对政府拖欠薪金而进行罢工或游行、请愿。学生们则进行罢课，学生的领导者甚至主张用实力来解决问题。
腐败统治在台重演（3）
整个台湾，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已在各地频频发生的民众反抗的事件或冲突，其累积的结果就是全岛奋起反抗国民党反动政权的“2·28事件”。
不幸的“2·28事件”（1）
台湾回归祖国才一年多的时间，台湾同胞的心情已从光复之初欢天喜地的热望变成呼天唤地的失望，甚至濒临绝望，台湾同胞所累积下来对国民党腐败政权的愤怒正在寻找机会发泄。
1947年2月27日黄昏，国民党专卖局查缉私烟的查缉员傅学通、叶根德等6人在台北市延平路一带抄查私烟时，查获一名40岁的寡妇林江迈正在出售私烟，便将林妇的香烟和现款悉数没收。林妇便以生活困难跪地苦苦哀求发还被没收的钱、物，但傅学通等人不但不答应，还以手枪枪柄敲击林妇的头部，以致林妇头破血流，当场昏倒。围观的路人看到这种残暴行为，愤慨地一拥而上，把查缉员团团围住，喊打之声四起。被群情激愤的群众所包围的查缉员一看情况不妙，拔腿就逃，群众则紧追不舍。为逃离群众的包围圈，查缉员便开枪乱射，一个在楼下观看的市民陈文溪被射中，当场死亡，傅学通等则乘群众慌乱之机逃进警察分局。群众看到无辜的市民被射杀，群情更加激愤，蜂拥至警察分局，要求交出杀人凶手以正法，警察却说已把犯人交给宪兵队，民众又赶到宪兵队，宪兵队却说根本没有这个犯人。愤怒的民众又回到现场，将查缉员遗留下来的卡车，连同车上缉获的香烟，全部放火烧掉。
由于案件未得到解决，2月28日清晨，愤怒的群众便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惩罚杀人凶手”。沿途的民众陆续加入，使整个游行队伍达到数万人之多。他们高喊“打倒陈仪”、“打倒贸易局”、“实施台湾高度自治”等口号，并沿街敲锣打鼓通告罢市。全市商行，立即响应，全部关门闭户，学生则全部自动罢课。渐渐地，群众的愤怒情绪已无法控制，游行示威转化为暴力行动。他们行至太平町一派出所前，该所警长黄某欲上前加以制止，受阻而激愤的民众便将其围住痛打，并冲入派出所内，捣毁所有物品。之后，游行队伍又向专卖局台北分局挺进，冲进局内打死该局职员2名，伤4名，并将局内的香烟、酒、家具、现钞，甚至汽车、自行车等都搬到街道上当众焚毁，一时火光冲天，整整一天都没有熄灭。下午，游行队伍又转赴长官公署陈情请愿。由于长官公署四周已经布置了大批武装部队阻止民众接近，激昂的民众不顾哨警的制止就冲了进去。突然公署楼上有机关枪向民众扫射，瞬间6名民众倒地，其中4人丧生，2人重伤，人群便迅速躲闪。但不到一个小时，分散的人群突然疯狂起来，许多激愤的民众对身穿中山装的贪官污吏追打，焚烧他们的汽车，其中为数不少的外省人公务员被殴打，真正的暴动由此开始。
28日下午3时，激愤的民众聚集在台北“新公园”，召开“民众大会”，决议彻底抗争。随即民众占据公园内的广播电台，播送台北缉烟血案的经过，号召全岛人民一齐奋起反抗。这一消息又经铁路站或邮电局的电话，一站一站，一局一局地传下去。3月1日起，事件迅速扩及中南部，两三天内，各地响应台北的行动纷纷出现，全岛各大城市及部分乡镇皆发生骚动，各地愤怒不平的民众攻击官署警局，殴打大陆人，发泄一年多来对国民党政权的怨愤之气。国民党军警人员开枪镇压，各地死伤的消息频频传出。
“缉烟血案”发生后不久，消息便传至基隆，愤怒的民众纷纷起来响应台北市民的起义。2月28日晚，即有市民进攻警察局，宪警及要塞司令部派兵开枪镇压驱散。3月1日，基隆要塞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市民以罢市、罢工、罢课对抗，全市顿时成为“死市”，只能听到军警鸣枪警告。3月1日至3日，无论市内或郊外，民众与军警的冲突频频发生，造成多人死伤。
2月28日晚，台中市民收听到台北市号召全岛人民起义的广播后，台中市参议会召集台中县及彰化市的参议员举行联席会议，决议支持台北市民起义，并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即时改组长官公署，二是即时实施省、县、市长民选。倘若长官公署不接受要求，便立即推动全岛性的罢市、罢工、罢课。3月1日上午，民众在台中戏院召开市民大会，台共领导人谢雪红被推为大会主席。参加大会的民众散会后在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旋即攻击台中警察局，解除警员的武装，扣押局内的枪支弹药。下午，民众又攻击专卖局台中分局，焚毁局内财物后，再前往台中县县长刘存忠的官舍，但遭受枪击，造成死伤数名，民众因而更为气愤，冲入官舍把刘等官员痛打一顿，将其监禁于警察局拘留所。晚上，起义的民众攻陷“七五供应站第四支库”及“第三飞机厂仓库”，扣押了300多支枪支，俘虏了300多名官兵。3月3日，自发性组织起来的各武装队伍，夺取了台中市党、政、军机关，市长黄克立逃逸后被缉获，全市外省籍公务员及眷属300余名则被集中看管。随后，各武装部队经过整合，成立“二七部队”，控制台中地区。
3月1日，事件的消息传到嘉义市。下午3时，由台中南下的三辆卡车载来一批青年，在嘉义中心向聚集的群众报告事件的经过，并呼吁嘉义市民响应抗争行动。市民立即响应，各自编制队伍，以木棍、竹剑等当武器，分头袭击市长官舍与政府机关，殴打官吏，烧毁财物。接着袭击警察局并扣押局内枪械子弹。3月3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嘉义分团与嘉义市参议会联合举办市民大会，成立“嘉义防卫部”，这是当时全岛最大规模的民众作战部队。下午，嘉义“民众部队”攻击第19军军械库，并控制嘉义广播电台，晚上又攻陷了嘉义市政府。3月4日，“民众部队”约3000人大举攻击国民党军营及政府官员聚集的嘉义中学，经过一番激战，军营被攻陷。国民党军分两路逃走，一队逃向兵器库，另一队则进入嘉义水上飞机场内。民众部队追击败走的国民党军，围攻兵器库，经过一番激烈战斗，国民党军队投降。但国民党军队在投降前把兵器库炸毁，因而“民众部队”未能获得预期的大量武器。3月5日，嘉义的民兵与来援的台中队、斗六队、新营队等联合，合力向水上机场发动总攻击，占领水源地及发电厂，切断通往机场的水电。国民党军队觉得形势愈趋不利乃提议停战，并提出市民应将所携武器全部集中于警察局，向飞机场提供食物等条件，“民众部队”未加细想便答应停战。然而，这只不过是国民党军队的缓兵之计，到了下午，突然出现来自台北的飞机数架，投下大量武器、弹药、粮食等，国民党军队获得补给后，立刻发动反攻，遭遇突然袭击的“民众部队”，死伤300余人而败退，国民党军乃乘胜攻入嘉义市内。于是，两军就在嘉义市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市街战，双方僵持了5天。由于从台中南下的援军及时赶到，“民众部队”又把国民党军赶到飞机场。在“2·28事件”中，嘉义地区可以说是冲突最严重、战况最激烈的地区。
不幸的“2·28事件”（2）
3月2日下午，台南市面上到处聚集游民学生。至深夜，市区开始骚动，有民众攻入派出所夺取枪支。3月3日下午，各派出所及第三监狱的枪支、海关仓库物品、警察局保安队武器弹药全为青年学生所接管。3月3日晚，来自台北的青年呼吁高雄市民起义，高雄市民随即响应，围攻警察局、派出所，没收大量枪支弹药。3月4日，“高雄市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人团员全部起义，许多青年学生公开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武装反抗。3月5日，青年、学生聚集于高雄中学，并编成部队，分头攻击宪兵部、陆军兵器库等，获得大量枪械、子弹，并俘虏了700余名国民党官兵。除了在寿山的“高雄要塞司令部”之外，全市的军、政机关均为民众军所控制。全市外省籍公务员逃入“高雄要塞司令部”。青年、学生与宪兵驻军双方发生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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