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4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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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呢？除了迷信名家之外，没有严格执行重印制度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按照出版社的制度，图书重印前，编辑应该重新审读一遍，并且征求作者有无修改意见。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编辑，在每次重印前都能够重新认真审读一次，多少总可以发现一些书稿加工时未能发现的问题，另外，也应该能够从读者和媒体那儿收集到一些问题，从而主动加以改正或者商请作者加以改正。特别是那些比较明显的差错，总可以不断发现和改正一些。现在余秋雨书中的差错之所以印几十次仍依然故我，比较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它们的编辑根本就没有按制度规定认真做重印前的审读工作。这不能说不是出版社的失职。不过，这个问题与本文的关系不大，这里就不多说了。 案头功夫最考人 彭 匈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样一句话，“编辑这碗饭，不是人人都能吃好的”。近来，看到了金文明从余秋雨《文化苦旅》等三本书中，挑出文史差错126处并加以分析的书，金、余双方的访谈录以及各界反应的文章我也都看了一些。说实话，我对各方说的一些过头话没有多大兴趣，出于本行的思维定势，我倒是在想，假设，当初余秋雨散文集由金文明来做责任编辑，情况如何呢？
我写过一篇题为《编辑眼花时》的文章，说当今编辑一般会在下列三种情况下出现眼花的毛病：一是面对名家大家的书稿；二是面对熟悉的信得过的作者的书稿；三是面对经济效益特别大的书稿。显然，这三种情况都不会使金文明犯眼花的毛病。假如他是责编的话，按惯例，第一他会在“初审意见”一栏中把他发现的余秋雨书稿中的那些文史差错一一列出；第二是将这些意见呈交复审、终审者判断裁夺；第三把其中一些重大问题同作者交换意见。最终把可能出现的舛讹消灭于襁褓之中，向广大读者奉献出一本本高质量的至少是没有硬伤的精神食粮。
让金先生来当余先生书稿的责任编辑，即便是假设，对于我们吃编辑这行饭的人来说，也应该是有启发的。就编辑的案头功夫而言，它涉及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坚信名家大家也会出错，二是错在哪里能看得出，三是如何错法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名家大家会不会出错？答案是肯定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国学大师王国维，泰斗一级的人物了吧？他的《人间词话》，只要仔细阅读，便不难发现错讹。光是引文的谬误就不只一处，如，引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意无穹”当系“意无穷”之误；引梅尧臣《苏幕遮》词，“落尽梨花春事了”应系“落尽梨花春又了”之误；“满地斜阳”应系“满地残阳”之误。另外，还把韦庄字“端己”误成“端已”，把梅尧臣字“圣俞”误成“舜俞”。在对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后主则粗服乱头矣”的理解显然也是有误。周济本意是赞赏李后主的词如毛嫱西施，粗服乱头，不掩国色。王国维却表示了不满，等等。这说明责编越是在处理大家专著时，越是要特别留神。我原所在的出版社的一位资深编辑在处理一部专门研究太平天国的书稿时，就发现书稿中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仍以东王和西王的名义给一个外国公使复函。责编提出，西王萧朝贵在1852年8月从郴州攻长沙，9月在城南妙高峰就已中炮牺牲，怎么还会在天京仍复函外国公使呢？这要么是笔误，要么是天国采取秘不发丧者别的什么策略，如属后者，则需加以注释。后来专家接受了编辑的意见，加了注释。至于我们平时处理书稿时接触到的其他谬误更是不胜枚举，如孔子一生述而不作，有的作者却列了孔子的著作一大串；年羹尧早已被雍正干掉，有的作者还说他是咸丰朝重臣等等。倘若我们的编辑看稿一目十行或者被权威光环吓住，最终结果便是让一些名家的笔误悄悄溜到成品书上去。作为责任编辑，案头工作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把发现的问题跟作者沟通。可以争论，求得最后的统一。作者倘若大肚能容，最好。如1942年钱钟书完成《谈艺录》，周振甫担当责任编辑。钱先生的《谈艺录》，不光卷帙浩繁，而且旁征博引，涉及古今中外名著不知几许，引用诗文典故数以万计。然而，尽管钱氏乃学界奇才，博闻强识，远非常人可比，但俗话所言，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振甫先生在编辑过程中，高度认真，一丝不苟，不仅一一查找出处，核校原文，找出错处。此事令钱氏至为感佩。在送给周先生的一部《谈艺录》上题云：“校书者非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此书蒙振甫道兄雠助，得免大舛错，拜赐多矣。”至此，二人结成莫逆之交。33年之后，钱氏大著《管锥编》五卷杀青，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周振甫。周一如既往，逐条核对原文，提出修补意见，为钱氏所吸纳。钱于序言中感言：“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前志简端。”一时传为佳话。作者中也有不服的，得允许申辩，提倡争论，近年来，我们就连每年的图书质检，都采取“可以争论”的办法———把检出来的差错一一列表，然后发还各位责编，属硬伤的，自己认帐，有异议的，让他“辩诬”，但要拿得出可靠依据，最后由一个专门的小组进行仲裁，效果不错。
40年前，毛泽东对高二适与郭沫若关于《兰亭序》真伪的争论一事写信云：“笔墨官司，有比无好。”那时气候不好，争不起来，如今之世，可以争一争了。事实和真理总是要争一争才会明了的，对事不对人，何况，双方的目标又是一致的，没有什么不好商量的。
第七部 台海回响（2003年9月初——9月中旬）第1节 大陆学者逗秋雨 纠百错激荡文坛
2003年9月2日，台湾《苹果日报》发表记者李志德根据对我的电话采访撰写的“专题报道”，标志着《石破天惊逗秋雨》新一轮宣传高潮在台湾的兴起。全文转录如下：大陆学者逗秋雨 纠百错激荡文坛
“余秋雨作伪闻所未闻” 李志德
“你说他散文中运用史料不准确、不规范吧，他可以说我不是在写学术著作；你算他的散文是文学创作吧，他又确确实实在谈论历史，在进行一本正经的文化和历史的反思。”这是大陆学者金文明对知名作家余秋雨的批评，这位家居上海，以编纂辞书安身立命的老学者，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石破天惊逗秋雨》的新书，余秋雨三本最受欢迎的著作：《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霜冷长河》竟被他挑出一百三十多个错误，在艺文圈里激起一阵讨论。
错误原封不动呆着
金文明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现在是杂志《咬文嚼字》的编辑委员，说起《咬文嚼字》，金文明表示，“这份刊物的主旨就是纠正社会上使用语言文字不正确、不规范的现象”，特别是文史知识的错误。
“扛上”余秋雨是从《咬文嚼字》开始，金文明说，他很欣赏余秋雨的文采，但四五年前他开始发现余秋雨行文间常有或多或少的错误，他原本只想做一个“勘误表”寄给余秋雨，供他再版时更正，后来金文明开始把部分勘误文章在《咬文嚼字》上发表，但发表归发表，《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再版时，“这些错都原封不动在那里呆着”。
面对批评态度傲慢
金文明说，有错更不更正还在其次，余秋雨真正激怒他的，是对待批评的傲慢态度，一九九九年，一位年轻人投了一篇稿给《咬文嚼字》，指出了余秋雨引用的典故和一般学术界的定论不同，但余秋雨在回信辩解之余，还表示：“大量非专业的年轻人没有必要过度地沉溺在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辨的古代文史细节间，因为这样做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
金文明不服气，“难道指出你一个文学史上的常识性差错，就是‘过度沉溺’？难道对你文章中的疏漏和不足，只能视若无睹，才是个人的大幸？”就是这个态度，激得金文明拿出存档多年的卡片，以三个月的时间写出了这本踢爆余秋雨的文集。 文史细节怎能不挑
金文明说，余秋雨一向以“大文化思考”散文著称，但如果引述的史实是错的、对史料是误解的，则他所有的议论都是架构在错误之上。有人认为余秋雨的作品是创作，不必这么挑剔细节，但金文明反驳，余秋雨最擅长的就是用这些文史典故和细节成就他的“大文化”散文，如此又怎么能要求别人不要挑剔他的文史细节？“这完全是矛盾的。” 自圆其说变造史料
被金文明挑出的许多是史实错误，例如诞生于一八零二年的法国作家雨果“参加”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死于一八八三年的画家马奈“活跃于二十世纪”、死于公元八一九年的柳宗元竟然写了公元八二二年才诞生的“神道碑”……除了史实错误，金文明更批评余秋雨为了成就某一个观点，甚至不惜变造史料，例如在《文化苦旅·寂寞天柱山》一文里，为了让李白、苏轼和王安石三位大文豪都如余秋雨所设定的：“把天柱山当作最后的家”，余秋雨不惜把王安石一首五言绝句“庐山归去来”改为“‘潜’山归去来”，潜山是天柱山的别名，“这种罕见的作伪手段，真是闻所未闻”。 “不想抬举金文明”
这本书名叫《石破天惊逗秋雨》，金文明说，“逗者，引也，我是期望反驳的”，但金文明的作品出版后，余秋雨接受香港《明报》采访时曾说，他没有看过金文明的书，因为“不想抬举金文明”，金文明说到这里，拔高声音：“他怎么可以这样说，我是很认真的看他的书的。”但谈到台湾读者，金文明又恢复了一贯的婉和语气，他说他知道台湾有许多读者喜欢余秋雨，但喜欢之余也不妨看看这本书，“喜欢他的人还是可以继续喜欢他，只要记得在心里把他的错改过来就好了！”此外，李志德还在同版发表了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先生和余秋雨的“专题报道”。分别转录如下：
张大春：作品待时间考验 李志德
对于金文明与余秋雨这场争论，作家张大春认为基本上余秋雨非常擅于利用个别性的材料做看似非常细腻的考证来书写历史，但他并不试图建立一个史观或者做更学术性的工作，因此面对这种批评的时候，他只能选择不回应，并且告诉你，我的书给市场、一般人看的，以此转移问题的焦点。张大春表示，余秋雨的崛起过程很特别，他是先在台湾红起来，再红回大陆，他在台湾最红的时候，正是李登辉执政后期，政治主流强调本土意识，原本的大中国文化者顿时感到贬抑或被放逐，余秋雨适时出现，让他们感觉那个曾经熟悉的文化大中国又出现了，喜爱余秋雨的读者，多半具备这样的背景。 历史典故本有争议
对于金文明的挑错，张大春认为这些“错误”有些的确太吹毛求疵，也有些历史典故原本就有争议。但张大春说，余秋雨固然不乐见他在这种炮火下被攻击，但余秋雨这一波能不能挺得过去，不在于他以后作品如何，而在于他写这些作品的当时负了多少责任，由此看来，余秋雨多少有点咎由自取。当这一波攻击褪去，大家不会记得这一百多条错是什么，但留下来的印象就是“余秋雨唬烂”，这些作品经不经得起考验而流传后世，“时间是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检验标准”。 台湾作家思绪更细
张大春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余秋雨，但是不要忘记台湾曾经有过逯耀东的《勒马长城》、陈晓林的《青青子衿》以及罗龙治的《历史的药锄》和《狂飙英雄的悲剧》，这些作者即使没有像余秋雨现在这么红，但思想绝对比余秋雨细腻而深刻。再往深一点看，余英时当年的“反智论”发表在《联合报》副刊的时候，“我们是等着像看连载小说一样看他的文章”，这都是利用史料做分析或是抽象的思考，确实有真知卓见，“至少是卓见”。
张大春最后认为，余秋雨走红只不过几年，和上面这些人比起来，“将来如果让时间来‘洗’，我相信还是余秋雨会先被淘汰。” 余秋雨叹：弱势如我 李志德
“中国文化拥集着多少细节啊，但人们终是在一笔之误、一字之差、一名之混、一典之错中来否定一个人的整体文化程度。”这是余秋雨在《山居笔记·十万进士》中的一段话，也隐隐透出余秋雨面对金文明“踢馆”时的基本态度。
从台湾红回中国
一九四六年出生的余秋雨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他的《文化苦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