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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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咬嚼”余秋雨》，我所关注的不是那些文史专业知识上被找出的错误，因为我并非文史专业出身，不能识误，何能辨误？反倒是一些“小毛病”让我对余秋雨先生的文功产生了质疑。如：为了配合岳麓书院建院800周年，宋代哲学家朱熹无端少活一年；1802年出生的雨果参加了1789…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1883年去世的法国画家马奈神奇地活到了20世纪……余先生不但从这样琐碎又狰狞的“中华文化”中爬了出来，而且也从“法国文化”中爬了出来。说实话，上初中的时候我还是余先生的散文迷，一本《文化苦旅》大家争着看。后来先生的书越出越多，看的却越来越少。有一次借了《山居笔记》，绪言实在太荒唐，打击盗版固然重要，但作为自己为新书写的绪言，提一下就好了，何必如此大动干戈。作为读者，我们更关心文化人的心迹，而不是长篇大论纠缠不休，那不是大家的心胸。
第四部 北上津、晋第3节 从“二余”之争到现在的“反咬”
从“二余”之争到现在的“反咬”，余先生的文功未增，武功倒大盛了。我们期待余先生回归文化人的本位。
又，同日的《文学报》上发表了评论家杜哉的文章《说三道四亦何妨》。看似考论文史典故，其实是对“极有才气”、“脾气也大”的“某公”治学的浮夸粗疏，作了有力的针砭和讽喻。原文照录如下： 说三道四亦何妨 杜 哉
某公———或问：因何不称张公、李公，而称某公？答曰：因此公名气大，脾气也大，最不喜别人对其文章说三道四。而笔者此番，恰恰想就刚拜读过的此公两篇大作，说三道四一番。为小心火烛起见，故以“某公”称呼之。
某公极有才气。文章诚然是写得好的，很好的。但似乎，有点恃才而骄。写起文章来，倚马千言，立等可取。这就难免文中时有疏漏。比如，此公写了谈苏州的文章。谈着谈着，忽然跳出个苏州才子金圣叹来：“明亡时，只有苏州才子金圣叹哭声震天。他因痛哭而被杀。”
金圣叹因痛哭而被杀诚然不错。但说是死在明亡时，似可商榷。若以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李自成入京之日为明亡，那么，此日金圣叹在苏州家中，并没有“哭声震天”，当然也没有因此而被杀。如果以南明永历帝被清兵杀害为明亡，那么，金圣叹此时被杀已有一年，怎么能为明亡“哭声震天”呢？
金圣叹因哭而获罪被杀，倒是确实的。但不是哭明亡。我没有查过有关史料，只是看到笔记小说上如是说：因苏州农民抗粮案，金圣叹去“哭庙”，以此获罪，解往南京某衙门审讯。审讯时，金圣叹可能熬刑不过，大呼“先帝啊！”审问者大怒，说：“今上健在，尔呼先帝，实属大逆不道。当即将他判处极刑（笔记小说上说是腰斩，不知确否）。笔记小说上还说：金圣叹关在牢里等待处决时，写信给友人，说：“杀头，至痛也。而某于无意中得之，大奇。”这些虽是小说家言，不足凭信的。但金圣叹不是死于哭明亡，而是死于“哭庙案”，则是无疑的。
某公很为古吴国的苏州抱不平。他在文章中说：越王勾践把吴国灭了，雪了会稽之耻，就说会稽是报仇雪耻之乡。那么苏州呢？苏州岂不成了亡国亡君之地了？
其实，“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一语，既非越灭吴时就有，更不是越人即现在的绍兴人一直都把它挂在嘴上炫耀的。查考起来，它还是勾践攻灭吴国以后很久很久了的明末清初绍兴人王思任发明的。王思任发明此语，也不是夸耀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而是拒斥因南京被清兵攻破、想逃到绍兴来躲避一阵子的南明奸相马士英的。王思任给马士英的信中是这样说的：“叛兵至则束手无策，强敌来则束颈先逃……且欲求奔吾越。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也。”王思任此言，究竟与某公所谓的“那么，苏州是亡国亡君之地了”有什么关系？
诚然，绍兴人鲁迅曾不止一次引用过王思任这句话。头一次是写《女吊》，一开头就引用了王思任这话，并说：“这对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但鲁迅接下去又说：“究其实，是并不的确的。这地方（按：指会稽），无论是为哪一样（按：指“报仇雪耻”或“藏垢纳污”）都可以用的。”
因此，某公抓住“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一句话，引申出“那么，苏州是亡国亡君之地了”，并为吴国后世的苏州人抱不平。窃以为，这是既无必要，也没有道理的。某公另一篇文章，讲到雷峰塔。他说，雷峰塔倒掉了，一些著名作家都拍手称快。鲁迅则写了两篇文章，论雷峰塔的倒掉。
1924年西湖雷峰塔的倒掉，究竟有几个著名作家拍掌称快，已不可考。鲁迅写了两篇论雷峰塔倒掉的文章，集在他的第一本杂文集《坟》中。过去读过多次，现在不妨重温。重温了鲁迅的两《论》，我以为，鲁迅并没有如某公说的那些著名作家那样，为雷峰塔的倒掉拍手称快。诚然，鲁迅小时候经常听祖母讲白蛇娘娘被法海和尚压在雷峰塔底下的故事，所以，“那时惟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但到1924年雷峰塔倒掉时，鲁迅已43岁，不是小孩子了。而且，他“确乎早知道雷峰塔下并无白娘娘”。所以也不会为雷峰塔的倒掉拍手称快了。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他只说“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而不说他自己有多么快意，即是明证。
到《再论》，鲁迅已经完全撇开雷峰塔下压着白娘娘的话题，集中火力攻击他所谓中国许多人“大抵患有”的“一种‘十景病’”了。鲁迅以为：雷峰塔的倒掉，使西湖十景缺了一景，“正是对于十景病的一个针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种不平常。知道自己可爱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了。”
读《再论》，最使我吃惊的是鲁迅的预见性。他在《再论》一文将近结束时说：“倘在民康物阜时候……新的雷峰塔也会再造的罢。”现在，新的雷峰塔不是已经造起来了吗？再如———且慢！这样“再如”下去，没完没了。如何了得？还是就此带住吧。7月25日，《太原早报》发表记者王辉对22日下午见面会撰写的报道《金文明北上“逗”秋雨》。
7月26日，山西《生活晨报》发表著名学者降大任先生的学术论文《挑出〈抱愧山西〉的“刺”》，以确凿的史料和严密的论证，对余秋雨“浮光掠影”的“无根之谈”，作了深入的剖析和批评。而降先生在文末所说的“我们不能当阿Q，尤其不能当‘傻冒’阿Q”的告诫，对于某些被廉价的“恭维”捧得沾沾自喜而分不清是非真伪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帖极好的清醒剂。现将原文转录如下： 挑出《抱愧山西》的“刺” 降大任
余秋雨一篇《抱愧山西》（先发于报刊，后收入《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让山西人好感动。当晋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落后的时候，这篇秋雨牌历史大散文告诉山西乡亲，你们的爷爷、老爷爷辈曾经是富可敌国的巨商，曾做生意、办票号，汇通天下，奔走于全国乃至东亚各国发过大财，过过锦衣玉食的豪华生活。这大大安慰了晋人失落的心理，就像阿Q说：“我家先前阔多啦！”不过，从积极意义上讲，秋雨散文多少使晋人增长一些自信，受到正面鼓励。总归是说咱家的好话嘛，咱不能不识抬举，还是要感谢才是。不过，这篇秋雨牌宏文不能细看，一细看就觉得不对味。因为秋雨先生知识不多口气大，对山西先人，确切说是晋商的发迹史并不了解，只是凭印象脑子一热就乱下断语，大概是只听过《走西口》的小曲，便煞有介事讲晋商史，议论风生，做出学问家的样子蒙人唬人，而所谓“抱愧”云云，便显得可疑，言不由衷像作秀。俗话说矮子看戏场，随人说短长。读了秋雨文，信了秋雨的学问，咱家就成了被愚弄的矮子，你说可笑不可笑。闲话少说，看看余秋雨怎样追述晋商的发迹史。 余向导的歧途
《抱愧山西》也同别的秋雨牌散文一样，先抓住一些地方史材料，然后洋洋洒洒地抒发感慨———这已是余氏下笔的老套子了———文中余秋雨逛了一番平遥古城，又找到黄鉴晖所著《山西票号史》及《山西票号史料》，便带读者重温晋商“海内最富”的旧梦。那么，晋商是怎样发迹，从何时暴富起来的呢？余秋雨“读过一些史料”，便被同行者推为“旅行的向导”，余向导这样导游：明清以来，山西尤其是“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一带，自然条件并不好，没有太多的物产”、“经商的洪流从这里卷起，重要的原因恰恰在于这一带客观环境欠佳”，这就逼得山西人“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地，试图……走出另外摆脱贫困的大道”：经商。这经商之道从哪里开始呢？余导游称：“他们先选择，正是‘走西口。”
“从清代前期开始山西农民‘走西口’的队伍越来越大，于是……那首民歌也就响起在许多村口、路边：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我相信，那些多情女子在大路边滴下的眼泪，为山西终成‘海内最富’的局面播下了最初种子。”
“山西人经商当然不仅仅是走西口，到后来他们东南西北几乎无所不在了。由走西口到闯荡全中国多少山西人一生都颠簸在漫漫长途中。”
“当康熙皇帝开始 行满蒙友好政策、停息边陲战火之后，山西商人反应最早很快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亚的庞大商队组建起来……”晋商由“走西口”发迹，经过一番打拼，塑造了商业人格，于是“当年走西口的小伙子们也就像模像样地做成了大生意，掸一掸身上的尘土，堂堂正正地走进了一代中国富豪的行列”。有了上面一番史实铺垫，余秋雨下结论：
“何为山西商人？我的回答是：走西口的哥哥回来了回来在一个十分强健的人格水平上。”
然而，物极必反，到民国间北洋军阀时期，晋商终于衰落。余秋雨说，这时，“走西口的旅程，终于走到了终点显而易见，“走西口”是余氏晋商史描述文字的关键词，从上述所引文字：“首先选择”、“清代前期开始”、“最初的种子”、“到后来”、“康熙”、“反应最早”、“当年”、“终点”云云，都是围绕着“走西口”这个时间坐标定位的。也就是说，晋商之兴，始于走西口；晋商之衰，止于走西口。走西口的历史就是晋商的历史，贯穿晋商活动的始终，可以认为，没有走西口，就没有历史上的晋商。
这就是秋雨牌散文给读者提供的晋商史的结论性信息。据说，余氏结论是从1989年某一天开始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得出来的。学问家毕竟是学问家，研究晋商何等专注、何等费时又费力。你不能不佩服其学问精深，哪怕解决一个小问题也如此劳苦。不过，问题来了。晋商发迹是始于“走西口”么？是从《走西口》的小曲唱起来的么？笔者不是晋商史专家，但请教过这方面的专家，也翻过一些书籍，不是“一本又一本”、“一篇又一篇”，而只是浅尝辄止。就这么随便一翻，就发现余秋雨结论完全不可靠，根本就是妄下断语。试问：《走西口》是什么时候唱起来的？
《走西口》是什么时候唱起来的
这个问题好回答。因为《走西口》二人台民谣里主人公大春的唱词交代得明白：“咸丰整五年，山西遭年限……”咸丰五年是1855年，这时已是清朝中衰的时代，根本不是什么清代前期“强盛时期”。不过，歌谣之类民间文艺的产生理应在现实生活事件之后，走西口的历史要早一些才合理。
走西口史实始于何时呢？据考证，清廷准予晋民走西口发生在康熙帝统一蒙古诸部将归绥六厅划入山西版图之后的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前一年有户部尚书马齐上言，次年实施，可查证《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七）。当然，就民间交往而言，1693年之前少数晋民犯禁赴口外谋生的偶发事件是可能的。
然而，晋商或是在康熙开禁前，自发走西口时发迹的么？非也。要知道，史家研究晋商，是特指明清晋商，黄鉴晖先生曾有专著论列。追述历史，晋人善贾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