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2-正说明朝十六臣-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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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题，并以此教学。“知行合一”的命题是针对当时常见的“知而不行”的社会现象而提出来的。但是，这一命题刚刚提出，就受到普遍怀疑。后来他的学生王栋也说：“阳明老先生初讲知行合一，辩者纷纷；后讲良知，听者唯唯。”虽然如此，“心即理”与“知行合一”仍是后来王守仁“良知”说的理论前提。正德七年（1512），王守仁正式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理”的命题。
正德十四年王守仁平定宁王之叛，对他的学说的传播带来巨大的转机。据说，此前学者们都认定王守仁所讲的学说只是由禅宗里变化出来的，但是，“王守仁在极短时间内平定了数十年作乱的山贼大寇和宁王的公开叛乱，这时人们才开始佩服他的才能了”。王守仁的语录《传习录》已在弟子徐爱的资助下出版发行，流行起来。王守仁的思想发展也进入了成熟期。
正德十五年（1520），他在赣州讲学的时候，正式提出了“致良知”之说，从此以这三个字作为自己讲学的宗旨。这三个字，揉合了儒家经典《孟子》中的“良知”与《大学》中的“致知”概念。到这个时候，王阳明已经完全将重点由“格物”转向了“致知”。王守仁所讲的“良知”，是认识的根源、是非的标准。合乎自己良知的，便是正确的。因此，“良知”之外的知识，都是狂妄；“致良知”之外的学说，都是异端。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二部分思想家：有无之境（2）
据说，有一次有人请王守仁去讲学，便问他：“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问话人的意思，是要他讲些良知之外的话头，不要老抱着“致良知”不放。但是，王守仁的回答是：“除了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他就是这样坚持着对自己学说的信念。尽管在朝廷上有许多官员说他提倡的学说是“邪说”、“伪学”，甚至科举考试中的出题也“以心学为问”，影射王守仁，但是，王守仁对此不予辩驳。他的弟子陆澄想要上疏为王守仁辩解。王守仁对陆澄说：“四方英杰，讲学异同，议论纷纷，能辩得过来吗？”他的泰然自若，进一步影响了他的门人。他的门人徐珊参加会试，面对影射王阳明学说的策论试题，扔下一句“我岂能昧着良知以媚俗”的话，不答题就出来了。从嘉靖元年到嘉靖六年（1522—1527），王守仁一直在绍兴讲学，培养了众多的弟子。从学的门人中除了当地的学者外，江西、湖广、南直隶等地的学者也往往不远千里而至。
嘉靖六年九月，被闲置在绍兴六年之久的王守仁终于被朝廷征召，去镇压思、田二州的叛乱。临行前，王守仁将钱德洪、王畿两大弟子召到一起，在天泉桥上进行了一次讨论。这便是明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天泉论道”。当时，王守仁说了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的弟子王畿则充分发挥了“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说法，提出“四无说”，认为既然心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意、知、物都是无善无恶的。因此，到了晚明，王守仁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成为众多学者乐于讨论的主题。一些学者表示赞成，但也有一些学者表示反对。例如，曾经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就强烈反对这一说法，认为“性善”才是儒家的正宗，而“性无善无恶”其实只是借用了禅宗的说法而已。一位名叫冯从吾的学者也说：“既然知是良的，为什么性不是善的呢？”他们认为，主张“性无善无恶”将导致人们的行为似乎再不需要道德的约束，可能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危害。
在今天看来，王守仁的“无善无恶心之体”其实并不是强调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而是强调“有”或者“无”的。当人性推到极限，推到超出善恶的“无”的境界时，人的本体便不仅不体现为“恶”，甚至也不体现为“善”。在这位哲学家的冥想中，人的本体是一个恍恍惚惚、无声无臭的存在，所以是“无善无恶”的。这是一种境界，而不是一个定义。这种境界无疑揉合了传统儒学与佛、道的精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陈来先生以“有无之境”四字来概括王守仁的哲学精神。“无善无恶”，正是一种“无我”之境。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二部分文学家：文人之雄
中国古代绝少有职业的文学家。士人自幼读书，首先成为儒家学者，以成为圣贤为标的；通过科举取得做官身份，接着便是官僚，以忠君爱国为行事准则。在此之外，一切都是业余的。绘画、书法、诗文，在他们看来，都是雕虫小技。即便如此，中国古代却也从不缺乏文艺方面的天才和大师。业余精神熏陶下的中国文人，也将一种业余的心态摹写到极致。
跟常人一样，王守仁对于诗文的态度，也是不重视的，然而其思想的纯熟圆融，将其诗文催化得烂漫天然，臻于化境。文人多懦弱，但是，王守仁辉煌的军功以及豪迈的性格，却让明末一位学者不由得叹道：王守仁是“文人之雄”。说这句话的人，自然是暗示王守仁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王守仁曾经评价唐代的韩愈是“文人之雄”，全然没有想到自己也得到同样的评价。王守仁在文学上的造诣，也确是足以称雄一代。“独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处一闲人？高歌度与清风去，幽意自随流水春”，是何等气定神闲的意境啊；而“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又是何等豪情万丈的气势啊！
作为文学家的王守仁，也许早于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王守仁而存在，因为青年时代的王守仁即以擅长作八股文而闻名。他的父亲王华曾中过状元，自然在八股文方面有非凡的造诣，对儿子的教育也从来没有放松过。王守仁追述自己的学问历程时，也说“始泛滥于词章”。词章，也就是指八股文，又称时文、制艺、制义。关于八股文，《儒林外史》里一段话说得很精彩：“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这说明，八股文虽然在思想性、审美性上是僵化的，但是，八股文的训练对于一个人的文学素养来说，是极重要的。
王守仁自小受塾师的训练，其中必要的一门功课应当就是作八股文。王守仁所作的八股文字，流传很少。然而，清代学者梁章钜在他的《制义丛话》中，评点了不少八股文作者。其中，明代弘治一朝（1488—1505）间，列举了钱福、顾清、唐寅、伦文叙、林庭枊、王守仁等六人。六人之中，唐寅（唐伯虎）以著名画家而擅长八股文，也许确实令人惊诧。当然，王守仁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列名其间，似乎也说明他作为八股文专家的份量之重。据说，他留下了一篇题为《子哙不得与人燕》的策论。评家们都说：“读王文成公《子哙不得与人燕》篇，从中可以看见他擒获宸濠的手段。”八股文讲究的是学着圣贤的语气，代圣贤们来讲话，最需要“以文载道”。评家们说读王守仁这篇文字，能看出他后来擒拿叛逆的心志和豪气来，说明王守仁的文字确有独到之处。当然，对于王守仁的这篇文字，并非全然是一片赞誉之声。明末江西的一位书生艾南英就曾经说：“古文要长短句相间，这篇文章纯用短句，不合文法。”但立即就有人出来反对他的说法，说：“《尚书》、《周易》都是短句，难道也不合文法吗？这样评文章，可见艾南英迂腐到了极点。”无论如何，一篇文章，能引起后人反复议论，本身就说明作者本人的文字造诣。
清代学者朱彝尊曾说：“王守仁的勋业、气节、文章，都是世上第一流的。”然而，王守仁作为思想家的一面渐渐掩盖了他作为文学家的一面。从清朝初年起，作为文学家的王阳明逐渐被人们遗忘。人们谈论明代的文学，会想到前七子、后七子，会提及公安派、竟陵派，很少有人提及王守仁。实际上，他是明代复古文风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其文学实践又足以开后来性灵一派。
王守仁曾与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有过交往。他早年的诗文创作中的学古诗，多有模拟古人的痕迹，即是受到李梦阳的影响。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说：“先生（王守仁）在郎署，与李空同（梦阳）诸人游，刻意为辞章。居夷以后，讲道有得，遂不复措意工拙。然其俊爽之气，往往涌出于行墨之间。”“居夷”，指贬谪龙场之事。这段话，自然将王守仁的诗文造诣分成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刻意为文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王守仁与当时文坛领袖李梦阳为友，相互唱和，在文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有过分雕琢的痕迹。第二个阶段，是在龙场驿悟道之后，以讲学为事，不复刻意为文，也不再关注自己诗文的“工拙”，往往真情实感流露笔端，文字多有“俊爽之气”。王守仁后一阶段的文学成就，却似乎超过前一阶段。中国文化讲究学养深邃和以文载道。晚年王守仁的诗文大概就符合这一标准吧。在明代大散文家归有光看来，王守仁的散文足以与宋代苏洵相媲美，而在“载道”上甚至比首倡“文以载道”的韩愈都做得更好。
王守仁认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是根本，而诗文就如同道德发出来的花木，“根本盛而枝叶茂”。文是道德的表现，道德是文的根本。王守仁的诗，一则善于说理，融理学情怀与诗人性灵为一体，二则善于表达一种入世精神与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罗旧驿》是王守仁在赴龙场驿的路途中所作之诗。全诗这样写道：
客行日日万峰头，山水南来亦胜游。
布谷鸟啼村雨暗，刺桐花暝石溪幽。
蛮烟喜过青杨瘴，乡思愁经芳杜洲。
身在夜郎家万里，五云天北是神州。
前六句给人的意象，是一种阴暗的畏途，思乡的情思、凄苦的前程都在笔下呈现，然而笔锋一转，凄苦之调遂化为“身在夜郎家万里，五云天北是神州”之境界，显得格外坦荡。王守仁善写山川景色之秀丽、归隐林泉之悠思。《山中示诸生》系列，总能给人带来秀逸清丽之感。“桃源在何许，西峰最深处。不用问渔人，沿溪踏花去”，“溪边坐流水，水流心共闲。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斑”，带给读者的是一种多么静谧、悠闲的韵味。再看他的《寻春》诗：“十里湖光放小舟，漫寻春事及西畴。江鸥意到忽飞去，野老情深只自留。白暮草香含雨气，九峰晴色散溪流。吾侪是处皆行乐，何必兰亭说旧游。”他的诗歌，全没有复古派模拟古人的色彩，而是用最简洁的文字，描摹最自在的意象。王守仁曾说过：“人之诗文，先取真意。这就好像童子垂髫肃揖，自有佳致。如果童子戴假面具和假胡须，低头弯腰，则令人生厌了。”这话其实很适合他自己的诗文，观其诗，想见其人，浪漫之气，溢于言表。
王守仁的诗文，洋溢着他的生存体验和生命智慧，具有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气质。先有他以良知为前提的“真意”，才有后来李贽提倡的“童心”、袁宏道等人提出的“性灵”，从而在晚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运动。从这层意义上说，王阳明的体认良知，不仅对明代的思想界影响深远，而且推动着明代文学突破复古的樊篱，趋向个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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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祥浩：《王守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2）杨天石：《王阳明》，中华书局，1972年
（3）钱穆：《王守仁》，商务印书馆，1947年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二部分严嵩
历史人物大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如果他们不想被后人遗忘，方式往往只有两种：一种是流芳百世，另一种是遗臭万年。严嵩无疑属于后者。他身负贪婪狡诈、残忍专横的骂名，列名于《明史？奸臣传》。
他出仕的时期正值明代中叶正德、嘉靖年间这个多事之秋。明世宗在位四十六年，他只关心两件事，即“大礼议”和玄修，而大臣们在这两件事上的态度则是他衡量人才的标准。严嵩在这两件事上表现得都恰到好处，因议礼而骤贵，赞玄修而得宠。“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纵观严嵩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严嵩的人生信条是不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