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52-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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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艘巡洋舰排水量７５００吨，长１５３米，最高航速３２海里，各型火炮２４门，并配有鱼雷发射管，有７部航海、海上警戒和炮瞄雷达，其无线、长波电台可进行全球通讯。这是一艘在当时属武器精良、装备现代化的战舰。
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９日，在朴次茅斯港，举行了隆重的赠接舰仪式，国府驻英大使郑天锡代表国府，接受了“震旦”号、“孟狄浦”号两艘战舰。仪式后，“震旦”号更名“重庆”号，“孟狄浦”号更名“灵甫”号。１９４８年５月２６日下午，两舰拔锚离港，起航归国。
归国之途，取道直布罗陀海峡，入地中海，穿苏伊士运河，走印度洋……作为英国领地的直布罗陀，是“重庆”号归国停泊的第一站。这座在古希腊时代被称作“海克力斯双柱”的古城堡，有许多动人的传说和历史遗迹，在初夏晴空朗日下，登上欧罗巴角灯塔远眺，非洲摩洛哥丹吉尔港马拉巴灯塔隐约可见。“重庆”号停泊的码头附近，杂陈着具有南欧风格的舞厅、酒吧，其间小乐队演奏之声，袅袅飘来，令军乐队成员们闻之心动，毕重远他们结伴前往观赏。
在一家舞厅，正在演奏的乐队，发现进来一群中国水兵后，顿时中止了原来的乐曲，奏起了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外国乐手的友好举动，使这些去国离乡寒暑两度的中国水兵百感交集。
最令中国水兵难忘的，是军舰经科伦坡，越马六甲海峡，到达新加坡的情景。这里的华侨，在二战中饱受日本炮舰的轰击、屠杀和凌辱；二战结束后，过往停泊又都是英国、美国的舰只，耀武扬威。因此，当他们看到悬挂着中国国旗的巡洋舰、驱逐舰到来后，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欣悦。中国水兵一上岸，便被侨胞们包围簇拥。他们像迎接亲人一样，把中国水兵拽到家里做客，问长问短。三轮车工人，拉着中国水兵满城转悠，硬是不收费；许多华侨开的商店，都对中国水兵削价优惠。
侨胞们的热情与厚爱，使广大水兵感到他们对祖国强盛寄以由衷希望，唯其如此，侨居海外的侨胞，方能挺起腰杆生活。而中国要强盛，就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振兴经济。因此侨胞们殷殷叮咛水兵们，归国后不要参与内战。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在看望水兵的时候，也一再阐说反对内战的观点。这一切都在水兵们的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象。
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登上“重庆”号／南京地下党的召唤／
“重庆”号赴辽沈作战的“三种可能”／
毕重远说：解放军在海上俘获“重庆”号几乎不可能
仲夏时节，“重庆”号驶抵香港。一位国民党驻港的少将来到舰上，做了一番讲演，其主旨即要水兵们做好准备，参加内战。广大水兵的心，一下被撩乱了。
当１９４６年末，水兵作为学员赴英培训时，内战刚刚启开帷幕。年轻的学员们都不曾介入内战，且无不对刚刚从艰苦卓绝抗战中挣扎出来的祖国，又要被放到内战的磨盘下碾轧，怀有极大的逆反心理。在英国近两载的学习，虽是不闻战火硝烟，但二战的遗祸，随处可见；战后英国重建再造、振兴经济的氛围，触目动心。大家都希望重返祖国时，看到一派恢复建设的情景。学会操纵这现代化的战舰的技能，就是为了保卫和平的家园。归国途中，各地华侨不参与内战的殷殷相劝还萦绕耳畔。可刚刚靠近国门，迎接他们的，却是与内心企盼大异其趣的“动员”。
“动员”引起的迷惘和躁动的情绪，毕重远马上就感觉到了：这对展开工作是十分有利的，回到国内要尽快和组织取得联系。
８月中旬，“重庆”号在吴淞口转了个弯，直驶南京，停泊下关江心，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海军参谋总长周宪章先后登舰，分批接见舰上的军官，并对全体官兵训话。内容依旧是军人的天职，投入内战云云。
当国民党海军将领们，看到这艘军中吨位最大、火力最强、舰速最高、技术最现代化的庞然大物时，仿佛在连闻败绩而黯然的心里，兑入了几滴兴奋剂，他们期冀这现代化的军舰，会在扭转败局中创造奇迹。
结果在几天之间，国民党政界、军界要员孙科、何应钦、白崇禧、蒋经国等，纷纷被邀携眷登临“重庆”号，观看水兵们的操雷、操炮演习。
“重庆”号归国后，未在他处锚泊，直驶南京，使毕重远欣喜万分，因为他的组织关系在南京，他只能在那里同组织接上联系。他抽了个空子，离舰上岸，找到赴英时地下党指定的联系人李恭亮，要李迅速向组织报告他归来的消息，以便向组织汇报他在海外舰上活动的情况，接受新的指示。
然而，同组织的关系尚未接通，“重庆”号已奉命到上海江南造船厂维修保养。军舰抵沪后，一面维修保养，一面加油备水、配置弹药，随时待命出航执行任务。这种情形，令毕重远焦灼不安，一旦出航，就更难与组织联系了。
恰在此时，他收到署有“南京市五中校友会李缄”的来信。信中写道：“重远同学：匆匆别后，未及细谈，甚念。现在母校校友会在沪并无校友，只好由母校南京校友会一位干事胡玉民同学来信，将南京校友会的情形告诉你，并希望你在回南京来时，常来母校玩玩谈谈，报告一些在英国的生活情形及海上生活的滋味……”
毕重远读着读着，眼眶不觉湿润了，这是地下党组织在向他发出召唤。几天来寝食难安、朝思暮盼的，不就是这一声召唤吗﹖他迫不及待地向舰方请了个探亲假，立即赶回南京。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毕重远：年轻水兵策动了“重庆”号起义（4）
９月初的南京，依然暑气蒸人。但当毕重远应约来到玄武湖畔一座小桥时，岸边绦丝摇曳的杨柳，湖面粉绿参差的荷花，却让他目爽神怡。一位３０岁左右，头戴礼帽，身着长衫，右手拿着报纸的人，正在桥边踱步。毕重远同他对上了暗号，他自报家门胡玉民真名陈良。面对新的领导者和联系人，一种海外游子重归慈母怀抱的情愫，在毕重远心头腾动，他握着胡玉民的手，久久说不出话……
胡玉民听罢毕重远汇报在英国的活动情况及“重庆”号士兵思想倾向后，简单地介绍了国内的形势，然后分析说：“目前国民党在东北的几十万军队，已被我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在沈阳、长春、锦州城内。蒋介石要挽救东北的败局，有可能将‘重庆’号调往北方。这样，‘重’庆号的未来会出现三种可能：一是进行反革命内战，二是被我军俘获，三是组织策划起义。”
毕重远感到地下党对“重庆”号还缺乏了解，其技术性能和战斗力，在国民党海军所有舰只中均无能与之匹敌者，就解释说：我军在水上俘获“重庆”号几乎是不可能的。胡玉民听了，沉吟片刻说：“我们要随时掌握‘重庆’号的形迹。你在舰上要密切注意士兵的思想动向，采取各种方式把进步士兵团结起来，遇有时机就可以组织起义。”
当晚，胡玉民即将毕重远汇报的情况，报告给了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负责人刘峰。此后，胡玉民带着党的指示，两次约见毕重远，告诉他：鉴于“重庆”号在海上流动性大的特点，暂不将他的组织关系转往他处，仍由胡玉民直接联系。为了使党及时掌握“重庆”号的行踪，毕重远建议以如意里３３号其姐姐家为联络点，经常保持联络。他们还商议了如何在军舰上更积极周密地开展活动的事宜，考虑到一旦“重庆”号起义成功，到达解放区能迅速与党组织接上头，胡玉民和他一起定了个用于接头的党名“汪健”。
“紧急起航”／一艘渔轮悄悄靠上“重庆”号／
蒋介石的“锦州情结”／放弃劫持蒋介石的冲动念头
带着“见机行事，策动起义”的指示，毕重远返回“重庆”号。值此１９４８年初秋，中共策反国民党陆军大股部队起义的成功例子尚不多，更无战舰起义的先例。可受命单枪匹马在一艘有近６００人的巡洋舰上组织起义艰巨任务的毕重远，当时并没有丝毫的踯蹰，他头脑中的确不曾闪现过“不可能”这几个字。或许，其间有几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武，可他亦不曾怀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幻想，而是脚踏实地做着一步步的铺垫。
毕重远感到：在陆地起义，将领们的工作做通了，就基本上胜券在握了，即使有人反对，并不妨碍响应者的行动。而在军舰上则不然，环节甚多，且由操纵者直接掌握，并非上层军官一声号令，就能协调动作，任何一个环节出纰漏，整条军舰都无法动作。相反只要每个环节都有起义者，即便军官反对，亦能控制军舰。由于舰上等级森严，作为普通士兵的毕重远，没有条件接近军官，进行策反，惟有“士兵路线”是最稳妥和可行的。
“必须聚拢一批倾向革命的士兵，形成起义的核心。”毕重远想到利用舰上的小型士兵图书馆做文章。舰上的业余生活并不丰富，读书是水兵们一项主要消闲方式。１９４３年，毕重远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时，曾在一青年图书馆当过管理员。就是在那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讲述无产阶级革命的作品，特别是他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后，对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产生了仰慕之情和追随信念。此后，他通过这个图书馆，运用进步书籍，使更多人走上革命道路。
当时图书馆由一个叫贺志的体育教练兼管，毕重远便设法和他接近，谈体育、拉家常。渐渐熟悉后，毕重远提出当图书管理员之事。图书管理是业余的义务工作，一般人都不愿担任，贺见有人主动要求，随即顺水推舟。
毕重远利用管理员之职，夹带购进一批中外进步书刊和革命文学名著，有意识地推荐给水兵们阅读。不久，许多水兵都读了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邹韬奋的著作。高尔基的《母亲》、《童年》、《我的大学》、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也在水兵中悄悄传递。相反，国民党海军上方发来的反动读物，却被毕重远锁在最下面的箱子里。
通过借阅图书，毕重远不仅传播了革命思想，同时从谁经常借看什么书，摸清了许多水兵的兴趣爱好、思想倾向，筛选出追求光明向往进步分子。这个图书馆，成了毕重远广泛接触士兵群众，凝聚进步力量，发展同志酝酿起义的媒介。
就在毕重远为准备起义积极展开工作之际，国民党海军参谋总长突然来到“重庆”号锚地，下达了“紧急起航”的命令。军舰向北方疾驶，但广大官兵并不知道目的地是何处，更不知道他们将被推入内战旋涡。
当水兵们再次接到抛锚待命的指令时，军舰已贴近天津塘沽港。舰上的仪仗队和军乐队，随即得到准备迎接宾客的通知。一切不寻常的迹象都表明，可能有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要上舰。
下午３时左右，一艘腥气四溢的渔轮靠近“重庆”号。一个全副戎装，外罩黑色斗篷的人，在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海军司令桂永清、１７兵团司令侯镜如簇拥下，登上甲板。毕重远这才看清，披斗篷的人是蒋介石。他面色憔悴，神情颓萎，是辽沈战局的焦灼，还是渔轮令人作呕的腥气所致，不得而知。毕重远还记得：１９４６年在潜艇训练班期间受其接见时，蒋介石刚刚完成内战的部署，扬言三五个月即可消灭中共，曾是那样地神采飞扬，不可一世，与此刻恰成鲜明对照。
的确，从这年初春，辽沈战事就令蒋介石沮丧，中共军队将东北国民党军分别围困在锦州、沈阳、长春三地，欲退不能。此时蒋介石认为：只要打破锦州之围，东北国民党军即可通过这个门，退入华北。而东北国民党军将领则认为：锦州这道门已被钉死，若要保全精锐，只有走营口，从海上撤入关内，那样“连一口行军锅都不会丢”。
然而，蒋介石被“锦州情结”死死地缠绕，他坚信当年若不为美国所惑，由锦州而东，就不会有今日之败；同时只要掌握锦州锁钥，就能重振颓势，扭转全国战局。于是他带着军务局长俞济时、联勤总司令郭忏、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