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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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成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认为阶级斗争的最终解决方式将涉及国际的范围，而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苏联共产主义所表达的普遍主义虽然从未压倒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但它使现行的中国政治体制带上了一种与国际体制紧密相互联系的意义，这不是历史上的中国所具有的特征。
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也使得中共为中国的建设采取了更特殊的指导方针，这些方针并不必然是国家的传统及其条件所要求的。正是在这一方面苏联模式具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未曾预言未来社会的精确性质；它只是指出任何一个现存社会都将通过社会主义阶段而导向共产主义理想，而新社会形式只有在革命之后才会显示出来。然而，一旦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苏联诞生，“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就变得具体了。如果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那它怎么能够偏离被看作是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已经走过的道路？苏联模式对于中共精英分子之所以至关重要，不是因为俄国人能够强迫他们这样做，而是由于苏联看起来树立了如何走向最终目标的惟一榜样。当中共取得政权时，它只是断定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诸如迅速工业化、中央集权式的经济计划和行政管理以及农业集体化这样一些政策。简言之，它决定效仿苏联模式，尽管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条件与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情况相当不同。见施兰姆《毛泽东政治思想》，第75～76页。
因此，在人民共和国的初期，苏联的影响很突出。将苏联发展模式的一般特征付诸实践，这就补充了中国人早年所接受的学说和组织的经典。俄国顾问、援助、计划、蓝图和教科书蜂拥而至；但中共自己过去的影响在这个制度中确实始终存在，并且最终变得更为强大。中国共产党人把苏联共产党的教训和他们自己过去独特的本国经验相结合，这就导致对苏联模式的修正及此后对它的否定。见舒尔曼《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特别是第13～15页、33～45页、239～242页。自50年代中期起，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减低到了更为微妙的程度，表明它仅仅从属于中国共产主义的本国经验。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4节 中共历史（1）
中共历史经验是这里考察中国政治制度起源问题时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题目。像前面的题目一样，这里的讨论将是有选择的，仅仅试图探寻一些明显地影响后来政治形态和态度的主要倾向，在简略地回顾党的发展的几个关键时期（这将有助于以后的讨论）之后，有关1949年前的历史，见J陈《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年；J奎勒马兹《中共党史1921—1949》，纽约，1972年；JP哈里森《夺权的长征，1917—1972》，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3年。我们将考察中共1921年到1949年间产生的政治作风及其某些要素。
第一次统一战线（1923—1927）
中共在其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便实现了与国民党的联盟，以加快结束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的“民族革命”。这项决定是共产国际强加于中共，违背某些中国同志意愿的。它导致了统一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接受国民党对联盟的正式领导，同时仍保留独立的共产党员身份。这次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从1923年到1927年夏，国民党最终驱逐了共产党人，并撕毁了他们与苏联顾问的协议。见C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
在这段与国民党合作并大力听从莫斯科指示的时期，中共开始从马克思主义（或原始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小组变成有群众基础的革命组织。它的壮大和组织工农的成功是在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它导致中国城市中的罢工和抗议浪潮，并开始了国民党反对北洋政府的北伐。党员人数从1925年5月的1000人发展到当年底的1万人和1927年4月的5。8万人。
陈《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00～116页。工会和农会在同一时期迅速扩大，共产党在其发展和活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共产国际努力克制这一浪潮中的激进倾向， 但国民党保守的领导人仍然越来越担忧这一联盟的方向问题。所作出的一种反应是蒋介石1927年4月在上海打击共产党人，这年夏天国民党发动了对中共及其组织基础的彻底镇压。这一时期以统一战线政策的彻底失败和对共产主义支持者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而告终。
苏维埃时期（1928—1934）
第一次统一战线的破裂使得中共成了一个破碎的非法政党。其中央委员会继续在城市开展地下活动，以便重建其无产阶级的基础，但国民党政权轻易地阻止了这种努力。运动的真正焦点转向了农村，在那里，小股共产主义力量通过武装自卫和运动战术在相对孤立的地区存活了下来。这些力量渐渐壮大，并夺取了被叫做“苏维埃”的松散的根据地。1931年11月，中共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它把分散在中南地区的一些苏维埃根据地正式联合了起来，当然其中还包括在西北省份陕西的一块根据地。引自前书第153～154页、165～166页、171～172页。苏维埃共和国的堡垒是中央苏区，包括江西省的许多县，共和国的首都即此，毛泽东是其政治领导人。在苏维埃时期，中共的事业和领土经常变动。在1933年的一段时期里，党员人数上升到高达30万人。JW刘易斯《共产主义中国的领导》，柯奈尔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110页。然而，国民党日益增大的军事压力使它难以维持下去。1933年末，蒋介石发动了对江西苏维埃的第五次“围剿”，次年，这场“围剿”迫使共产党人放弃他们的根据地，开始了向陕西的长征。
尽管苏维埃时期以军事失败而结束，但它给共产主义革命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它结束了党内就城市还是农村导向的问题而展开的严酷斗争，其结果有利于后者。在1931年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之后，党的中央机关开始从上海移至江西，这里包含了承认中共中央在农村开展工作的意思。这场转变于1935年初正式实现，当时毛泽东这位农村革命战略的首要倡导者成了党的领导人。其次，这一时期标志着中国红军的建立和发展，它从此成了中共生存和夺权斗争中的堡垒。当然，这场运动与它的军事力量几乎是不可分割的，红军力量和效力的主要职能便是扩大领土的控制范围。实际上，所有的中共党员都具有某种军事经验，而红军本身也全由党的组织和控制所渗透。有关红军的起源和早期状况，见SB格里菲斯《中国人民解放军》，纽约，1967年，第1～46页。最后，毛泽东军事战略的升华在这些年月里也充分表现了出来，它主要强调依靠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那一类单位，它们获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见《毛泽东军事文选》，北京，外文出版社1963年。这也是共产党政府工作经验的开端。在江西苏维埃，共产党人第一次有机会建立政府机关，实验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这些做法产生了复杂的结果，但所取得的经验对于后来中共的统治方式有相当的影响。见IJ金《中华苏维埃时期的大众动员政策和技术》，载AD巴内特编《行动中的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9年；以及JR汤森《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参与》，加州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43～51页。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4节 中共历史（2）
第二次统一战线时期（1935—1945）
中国共产党人在向陕西长征的途中，与国民党的第二次统一战线已开始形成，以作为对日益增长的日本人对华威胁的一种反应。共产党的第一批部队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此时其实力已大大削弱。尽管中共发出抵抗日本的号召已有多年，但只是在1935年以后，这一口号才获得了具体的政治意义。共产国际1935年号召建立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日本人再次进攻带来的咄咄逼人的威胁，中共转移到靠近华北的棘手地区，这一切都使得国共合作有可能实现。通向新联盟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双方都怀有很深的戒心和敌意，但在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之后，其基础亦已铺就。随着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第二次统一战线变成了现实。见V斯莱克《敌人与朋友》，第48～93页。
然而，此次统一战线与第一次十分不同，它实际上是在反日联盟基础上的军事停火。国民党放弃了对共产党人的“围剿”，而共产党则放弃苏维埃共和国，同意使这些地区和军队在形式上隶属于全国政府。事实上，两党之间很少开展什么合作，只是存在着大致可以理解的共识，即两党不处于交战状态，共产党控制的领土和力量保留了事实上的独立。中共利用了它由此而取得的安全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从而相应地抑制了国民党和日本人的权威。1937年1月，毛泽东的力量占领了陕北的延安，延安此后便成了陕甘宁边区这个稳固的新根据地的中心。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延安不仅是陕甘宁边区的首都，而且也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日益壮大的边区和抗日根据地事实上的首都。按照共产党的资料记载，到1945年，这样的边区和根据地已经发展到19个，大部分在华北，也有一部分在长江下游地区和华南；中共发展到多达120万党员和91万武装人员，所统治地区的人口达9510万。见J汤森《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参与》，第52页。鉴于中共的力量在长征结束时只有它在江西高峰时的一个零头，延安时期便是共产党人真正惊人地成长和壮大的时期。
第二次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上是一个决定性的时期。中共力量在1937—1945年间的大量增长改变了中国政治的势。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力量在数量和装备上仍然不如国民党，但它第一次成了全国政权的真正争夺者。党的领导在人事和技术上的巩固推动了其力量如此大的增长，这反映了中共作为一个组织的成熟。毛泽东在1935年上升到领导地位时并未消除他所有的竞争者，但在延安，他在党内打击或清除了有可能对他的统治发出挑战的人物。在1942—1944年的整个整风运动有关这场运动的文献，见《毛泽东的中国：党的整风文献1942—1944》。和1945年4—6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中，七大修改过的党章把毛泽东思想称为党的工作的指导方针。在大会召开之前不久，中央委员会还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政治事业的正确性，并强调了他的各类政治反对者的错误和偏向。毛泽东使自己的“思想”成为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的指导方针。在陕甘宁边区相对稳定的政治条件下（尽管并非所有共产党根据地都如此），毛泽东的政治和学说权威的这种整合作用直接地转变成为实践；他所倡导的教育和规范党员、控制官僚、领导和组织群众、组织经济和完成其他许多任务的方法，都得到了系统的应用，并被公式化为中共政治作风不可分割的部分。对陕甘宁边区政治的分析，并强调其在1949年以后共产主义政治的核心作用，见M塞尔顿《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1937—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
1935—1945年间的另一项重要发展是中共口号的民族主义化。在苏维埃时期，中共保持了基本的阶级导向，这表现在中央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努力和苏区的土地政策上，它对农村富裕阶级不时采取严厉的没收政策。在统一战线之后，中共的经济政策变得比较温和，使自己得以争取各个阶级的支持。这场运动的焦点成了民族斗争，而不是阶级斗争，这种转变表现在这一时期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论声明中和热烈的民族主义宣传上。因此，第二次统一战线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同国民党的有意义的合作，而在于它对共产主义革命战略的影响。统一战线是共产主义革命战略的声明，这一战略把通向政权的道路建立在广泛可能的民族基础上，而不是狭隘的或严酷的阶级路线上。这一战略要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中共在阐述这一点的意义的时候，不仅开展了民族主义的宣传，而且还采取了在多阶级的广泛基础上吸引积极支持者的作风。从表面上看，统一战线似乎是建议两党合作，每个政党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基础，但在事实上，中共利用它来使自己成为真正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V斯莱克《敌人与朋友》，第99～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