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六卷)-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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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欧洲人来说，中国首都这个举世最大或许居民也最多的城市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蒋友仁神父却几乎只关注这个人口众多的民族的盲目和偶像崇拜。他心里充满了这一切，因此急忙寻找书籍，学习（中文）这种如此难懂的语言，以便尽快进行工作，以驱散如此浓重的愚昧并使福音之光早日显现。他既专心致志，又有敏捷的学习能力，到年底前，他就能理解常用的书籍并能行使传教士的各项职责了。
他已开始初步入门的中国目录学向他展示了亚洲这一端在科学领域中极为丰富的知识，使他无法满足于这些最初的投入了。因此，他开始研究古籍，学写方块字并以中文写作。他身体衰弱，（又要经受）气候和饮食的改变，夏天酷热，冬天又如此漫长如此严寒，但任何东西都无法减退他获取知识的热情，因为他认为知识对他的虔诚是必不可少的。他曾给人以许多指望的天文学本身倒未能得到任何东西。这句话意思是，蒋友仁原先在天文学领域颇有造诣，使人认为他在此领域将大有建树，但后来他转向传教事业，所以天文学未能因他而受益。——中译注这真是天意，因为他感到可以以这种方式光荣地履行他即将开始的困难而又费力的职业。
在位的皇帝是天才的和渴求知识的君主，1747年，他看到一幅喷泉画后便让郎世宁修士向他解释，并问宫中是否有某个欧洲人能造同样的东西。这位因谦逊而使其才华更享盛誉的艺术家传教士意识到作肯定答复所会带来的一切后果，因此仅限于审慎地对陛下道，他将立即去各教堂打听。但是皇帝刚走，一个太监就来（对郎世宁修士）说道，若那个欧洲人能着手建造喷泉，他明天就应将其带进宫来。在宫廷用语中，最后这些话意味着一道命令，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某个（胜任此项工作的）人。没有一个传教士会误解这一点，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蒋友仁神父。
他专心致志地投入了这项工作，并立即被引见给陛下，说他可以借助书本，带领给他配备的工匠们建造水法（ｃｈｏｕｉｆａ）或曰喷泉。皇帝大悦，仁慈地与他谈话，还说他将降旨，以确保神父对工匠们所做的一切规定均得到执行。
一位天文学家因此就变成了水力机械的安装者和养护者。但既然是传教士，这对他又有何妨？泥呀水呀，一切对他都无关紧要，他必须为大家充当各种角色，只要能对扩大耶稣基督的影响作出贡献即可。这是蒋友仁神父从事这项与他本人（素养）相距如此之远的工作时的惟一想法。因此，他端方的品行使宫廷对我们圣教产生了很高评价。当蒋友仁神父为检验其洞察力，或是为放任其想像力并加速其进步而在欧洲研究物理学时，他已论证、模仿和设想过许多种水力机械了。当时有谁会说他这是预作准备、以便在中国立即做出多种喷泉模型呢？他呈送的第一个模型使皇帝如此喜欢，致使后者命人将其送进寝宫以便闲遐时仔细端详。为此，皇帝决定造一幢西洋楼，还亲自在其花园里选定了位置并令郎世宁修士和蒋友仁神父一道画出其图样。
曾有多少把我们的技艺带到了国外的艺术家们说过，面对必须造就的然而尚不知艺术语言为何物的（外国）工匠，他们是多么需要采取各种办法，方能使自己的才华不在实践细节中受挫啊。那么蒋友仁神父的情况如何呢？如何把连他自己都从未从事过，几乎也未研究过的技艺传授于人呢？如何让人造出结构像高级水力机械那样复杂、那样精巧的机器呢？怎样指导水泵管子和各种形状各种尺寸的导管的铸造呢？如何以其先见之明来弥补他自己都无法说服别人的精密度呢？他的勤奋、他的工作、他的才能以及他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这一切原本足以使他应对上述问题了；然而他还要对付受大臣权术支持的一些怀有偏见的人，因为大臣想使皇帝讨厌新奇之物——这种新奇之物是人们不敢让皇帝放弃的。必须摆出权威的样子，既保持最大的谦逊，然而又要能使御库解囊加速工程进展并克服一切困难。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一位在华传教士的信（2）
重要的是要屈从宫廷的格调、行为方式及一整套严格的礼节，因为这个宫廷沉醉虚荣超过了对其他任何事物的迷恋，崇拜财富超过了崇拜偶像，因利益而造成的分歧超过了因意见而导致的不和；何况它越是心术不正地进行处罚和恶意中伤，也就越是不吝啬客套和溢美之词；而这一切正处于危机连续发生、阴谋诡计不断以及由大臣策划的导致公开迫害我们圣教的设有陷阱的控告迭发的日子里。
欧洲不可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处境所决定和要求的一切；然而，当人们把所有信任都寄予了上帝而且只追求上帝时，人们就胜过了一切。蒋友仁神父一开始便对皇帝说道，陛下越是信任他，他越是不敢仅凭自己的知识在对他来说是全新的一项事业中冒险做任何事情，若陛下同意，他将仅限于实施已在西方实施过的因此一定能成功的方案。
这一坦率而又谦逊的开场白是如此自然朴实，因此不会不讨一位知人善任的君主的喜欢。承蒙他对此表示了满意并对朝臣们道：“朕比你们更了解欧洲人（西洋人），他们不会让朕去做他们不会做的那些事的。”出自他嘴里的这些话迫使人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协助蒋友仁神父。神父趁机命人干了起来。当大家看到神父在解释人们所提的各种问题时是多么亲切和尽心，看到他按人们所愿不断增加方案和设计图，利用他自己加工的小模型当众演示，而且以与在他领导下负责整个工程的大人老爷们说话时同样的态度亲热地与普通工匠们交谈时，我们原本就不错的处境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好了。不仅如此，为了避免消极保守或冒失从事，因为这可能会改变一切；尤其为防止人们提防得不够的某些错误，他频频前往工场，亲自照看那里所做的一切事情，并以其智慧和谦逊获得了这样的权威：若非他干预，别人就什么都不敢决定。旧时的清规戒律依然存在：在挖掘水池建造水塔时，虽说皇帝下过多道御旨，人们仍只能在某些特定时间内进入宫苑，还需有大队官员、太监及跟班的带领，而且应在那里逗留尽可能短的时间。几天后，蒋友仁神父摆脱了中国人有本事将其变得非常一本正经、非常重要而又极其令人厌烦的这些束缚。
皇帝每天来看工程进展状况，而且常常提只有蒋友仁神父一人能够回答的一些问题，因此，某些绝对的命令轮到他身上就破了例。宫苑任何时候对他都是敞开的，他可随意独自前往。这一礼遇后来扩大到了所有欧洲人。我们抵达那里后也从这一礼遇中受益。如果人们在欧洲认识不到所有这一切给蒋友仁神父带来的赞誉，也就不可能理解大臣显贵们对他的智慧该有多高的评价，才能使他们不阻止他每天这样出现在皇帝面前并可以对皇帝畅所欲言了。荣誉属于带给他思想光辉并给他以指示的主，他的品行从来只给后者带来赞扬，而且在他供职于宫苑内外的十二年间使人看到，他是命里注定担任该职的人。
我们在海淀的住院离宫殿从上下文看，此处宫殿系指圆明园。——中译注（Ｐａｌａｉｓ）有半法里以上，而从他指蒋友仁神父。——中译注在其前面跳下骡来的（圆明园）门口到西洋楼还有３／４法里的路程。当每天都要数次这样往返时，走这段路就不再是什么溜达了——虽说是在美不胜收的花园之中。但蒋友仁神父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当他把工匠们安排在宫苑里开始工作后，他必须时而去这个工场，时而又去半法里（有时甚至去离圆明园2法里）以外的另一个工场，然后再急匆匆返回苑中等候皇帝。炎热、下雨、刮风以及大伏天的骄阳都不能成为他可以少做任何工作的理由。苑中安排他吃饭的地方也很远，去那里用餐就够累的。斋戒日子里，他往往只吃一点米饭和咸菜，而他的胃又不适应中餐，用餐时间颠三倒四（因为无法定时用餐），白天工作过度使他疲惫不堪，晚上回到住地已是精疲力尽，因此即使再吃一点有益健康的食品也不足以恢复体力。何况他往往刚离开餐桌就必须躲在房间里核查验算、制作设计图并进行试验——不做这些试验他什么都不敢冒险。因此，当他终于能稍事休息时，夜已很深了。
节庆期间是他惟一能喘口气的日子，因为他不必进宫。然而，不管天气如何，节庆日前夕他总要到离海淀2法里以外的北京来；来京的那天晚上和次日上午用于忏悔和布道，（次日）晚上离开北京——除非有人邀请他参加礼拜一的某些新信徒的聚会，因为他总把传教士的职责放在首位而从不将其推给他人。他还利用与显贵、官员、太监及工匠们接触的一切机会，指出偶像崇拜的不合逻辑之处并向他们布讲福音。虽说他并未有过使大批人归信天主教而带来的快乐，但他至少唤起了人们对我们圣教的高度评价，使它为人所认识并使它获得了不少人在关键情况下为它提供的辉煌证据。他尤其是通过分发书籍，进行解释，从而使最有偏见的人也赞赏基督教道德之崇高和优秀。
为进一步战胜那些以其知识、哲理和博学自炫的人，他把能从工作中挤出的所有时间都用于学习和研究，从而使所有人都习惯于看到他手不释卷，时而躲在园子里的某棵树下，时而躲进某间小屋里研读起来：不管他在花苑还是在宫中皆是如此。基于他的才能，他可以跟文人们在他们所有（学术）体系问题上展开争论，还能向后者指出其哲理的虚浮与谬误，甚至能利用权威性受到如此尊崇的大、〖=Z（〗475〖＝〗小经典（Ｌｅｓ ｇｒａｎｄｓ ｅｔ ｌｅｓ ｐｅｔｉｔｓ Ｋｉｎｇｓ；正经、正典）转而对付他们。
尽管他抄录过由多位新信徒和传教士学者提供的（经典书籍的）摘要，尤其是经约翰亲王（ｐｒｉｎｃｅ Ｊｅａｎ）复核并以其批注充实了内容的摘要，但为了使用，他还是根据自己的阅读来做摘录。不仅如此，他还把《书经》（CｈｏｕＫｉｎｇ）译成了拉丁文；他译得是如此认真和精确，因此，宋君荣（Ｇａｕｂｉｌ）神父读了几段后便鼓励他将其誊清并寄给莫斯科地区的文化艺术事业保护者德·拉居莫斯基伯爵先生（Ｍ．lｅ ｃｏｍｔｅ ｄｅ Ｒａｓｕｍｏｓｋｉ）。有朝一日这部译著若得以公诸于众，行家们（你们在法国便有这样的行家）将从中欣赏到译者对中国语言的深刻理解及译文始终如一的精确性：因为他虽然在译文中简直像在展示这部首屈一指的经书的令人费解的句子如按原文直译，则是“代数式的句子”。“代数”一词在法文中有“难懂的事情”之意，故把“代数式的句子”改译为“令人费解的句子”。——中译注（ｐｈｒａｓｅｓ ａｌｇｂｒｉｑｕｅｓ），以便根据最博学的诠释者来阐述其全部的意义，但他做得如此巧妙，以至人们可以明白这部经典作品不加掩饰的本意，因为（译文中）与之对应的词语是被着重指出的，而且它们独自就形成了一种意义。他（在译文中所作）的注释和评注可说是另一部著作，它们因挑选得当、清晰准确以及细致详尽而特别值得重视。他还在同一水平上动笔翻译过《孟子》（Ｍｏｎｇｔｓｅ），但健康方面的麻烦和持续超负荷的工作使他无法继续下去，尽管他因学习鞑靼语而又增加了一项才能。他没费多大劲便听懂而且能说这种语言了，因为他朝夕与之相处的鞑靼大人老爷们很乐意当他的老师，而且很乐意使神父能与他们交谈而不被他们的手下人和其他中国人听懂。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一位在华传教士的信（3）
由于欧洲的偏见或许会妨碍人们真正理解我们所说的话，所以需要消除各种难解之处。关于第一个难解之处，即关于围绕皇帝的庄重威严的排场问题，这里必须区分他在公开场合露面，即人们看到他以“天子”、“黎民父母”、辽阔广大的“中央帝国”（据此间人们的说法）的君主身份出现时的情况，以及他在自己宫内当他听凭天性、个性及个人癖好的支配容许他人接近他高贵的人身时的情况。在前一种情况下，他在各方面比匍匐在他脚下的人们都更拘束：他的一切都应根据其高贵的身份而决定，而且要无愧于历史的赞誉。在后一种情况下，他是一个智者、一个朋友、一个文人、一个在他与被他允许在其跟前露面的人之间仅留出后者不敢越过的距离的一家之主。一个更实际的困难是，如何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