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66-改变世界的日子-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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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9月份，外公由上海返回北京。王海容、唐闻生两人去看望他，当面反映了外交部的事态。在谈到王力8月7日讲话时，外公评论道：“王力讲话是大大大毒草！”外公还向海容他们讲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同心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海容当时不知道出处，回家请教祖父后，得知这是唐人罗隐的作品。
那次外公向王海容、唐闻生明确表示：外交部要反对极左。海容回去后，尽可能地向外交部同事做了传达。外交部“批极左，抓坏人”的斗争，是在外公和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下展开的。这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文革”以来极左派的势力，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外交系统部分机构的领导班子，许多有经验的老外交家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由此，奠定了此后开展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的组织基础。
“火烧英国代办处”发生后，海容向外公反映说：那样做法实在不好。外公肯定了她的想法，表示应向英国方面道歉。海容随即向外交部领导汇报。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此事的进展并不顺利。最终，还是由周总理亲自出面处理。1971年3月2日晚上，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公开表示了中方的歉意。
第二章 1969·初露端倪“文革”初期的外交困境
“文革”初期，特别是1967年5月至8月的3个月，是中国外交经受巨大波折的时期。受极左思潮影响，中国先后与蒙古、保加利亚、印度、缅甸、肯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英国以及民主德国和苏联等10个国家发生严重外交冲突，与30多个建交国发生外交纠纷，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上述困境必然直接影响中国外交关系的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1965…1970）记载，在“文革”的前4个年头（1966、1967、1968、1969），中国只是分别于1968年和1969年与也门（南）和越南南方建立外交关系。在此情况下，调整外交政策，批判极左思潮，势在必行。
外公和总理审时度势，扭转了在外交方面“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混乱局势。他们多次亲自向来访贵宾及驻华使节解释外交政策，表达中国愿与建交各国恢复和发展关系的愿望，使外交工作重新有了起色。1970年，中国与加拿大、赤道几内亚、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和智利等5国建交，为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大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第二章 1969·初露端倪尼克松的一篇文章
尼克松发信号
1967年10月，外公读到了尼克松发表在1967年10月号美国《外交季刊》第四期上的一篇题为《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的文章。当时，美国是中国两个头号敌人之一——这两个敌人，一个被叫做美帝（帝国主义），一个被叫作苏修（修正主义）。
在文章中，尼克松表露出对美国多年孤立中国并未奏效的失望，从而提出与中国对话的设想。这可能是他最早一次发出有意改变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信号，它很快被地球另一端的中国接收到了。1974年12月12日，周总理在医院会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他对客人说：
“现在我把我们方面的事情告诉你。打开中美关系，是毛主席的决策，他很早就读了尼克松1968年当选以前写的一篇论文。当时我们都未读过，只有毛主席注意到了，他告诉了我们，我们才读了。基辛格博士说了公道话。他说，打开大门的，在美方来说还是尼克松下的决心。基辛格没有想到，而且当时还有相反的想法，他是后来才跟上的。当然这不是要贬低博士在恢复、发展中美关系中的贡献。他是有一功的。”
外公认为：尼克松如果上台，美国有可能会改变对华政策。总理也指示外交部门开始注意对美国战略动向的观察与研究。中美关系至此重新成为新中国领袖考虑的重大问题。
第二章 1969·初露端倪中美关系由来
中美两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是互相支援的盟国。在此期间，美国大使赫尔利陪外公去过重庆，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在延安受到外公热情的款待。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由于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同时卷入中国内战，外公写下《别了，司徒雷登》并宣布“一边倒”政策，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渐行渐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和美国处于不友好的状态。1950年，美国第七舰队侵占台湾海峡，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又在朝鲜兵戎相见，中美两国成为准交战国，关系迅速恶化。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美双方的联系仅维持在朝鲜板门店和波兰首都华沙的大使级谈判，但谈判不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美国继续支持台湾的蒋介石政权，阻挠中国解放台湾，在联合国带头反对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中美两国几乎断绝了一切来往，处于完全敌对的状态。1965年，美国发动越南战争，对中国形成新的威胁，两国关系更趋紧张。
1968年11月，尼克松在竞选中战胜约翰逊，成为美国第37任总统。在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尼克松利用这一全球瞩目的时机，又一次就改善中美关系发出信号。他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对于“美帝国主义头子”的讲话，中国照例准备给予抨击。根据外公的意见，《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既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同时又刊登了尼克松的就职演说。
第二章 1969·初露端倪中苏问题
苏方来电
美国总统尼克松刚刚就职并做出对华缓和姿态，苏联领导人便从霸权主义、扩张主义思想出发，对华态度渐趋强硬，并由两党论战最后发展到破坏两国关系。1969年3月，苏联单方面改变边境现状，武力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这就是“珍宝岛事件”。两国界河上的隆隆枪炮声震碎了中苏同盟残存的最后一点脆弱联系，形势十分危急。
据当事人——外交部苏欧司代司长李连庆在《老外交官回忆周恩来》一书中回忆：此时苏方领导人也感觉到了情况的紧急。苏联首脑柯西金启用中苏热线电话，准备亲自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通话，试图了解对方意图。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方一位女话务员得知对方身份后，不但拒绝为他转接，还严辞痛斥道：你这个“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对方又说，那能否请周恩来总理接电话？话务员愤怒地说：我们的周总理那么忙，哪有时间跟你说话？然后就挂断了电话。最初听说这一故事，我以为多半是民间的野史传闻；从海容这里才知道确有其事——总理曾指示应对那位女话务员进行批评教育。
几天后，柯西金又打来电话，要求与周总理通话。外交部苏欧司答复说：你们苏联党已变成修正主义了，中苏两党已断绝关系了，但是你要和周总理谈，我将报告总理和我国政府。无奈之下，苏方改由外交渠道与中方接触。1969年3月21日晚24时，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紧急拜会外交部苏欧司负责人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在几小时前用电话同毛泽东主席联系，但中方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拒绝为他联系。苏方希望尽快与中方领导人取得联系。
第二章 1969·初露端倪机场会谈
3月22日凌晨，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商议对策，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备忘录中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总理在报告中指出，经过与有关同志商定，着即“加强我岸兵力，火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商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联临时代办，争取主动。当日，外公在报告上写下批语：“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中方于深夜23时45分约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向其递交了此份备忘录。中苏冲突仍然是箭在弦上。
1969年9月2日，越南的胡志明主席逝世，周总理赴越吊唁。苏联方面也派出以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越南吊唁，并提出与周总理会晤。9月10日，外公及政治局在苏方一再提出希望后，派周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与其见面，史称“机场会谈”。这是1965年柯西金访华以来，双方政府首脑惟一一次接触。会谈虽然没有重大的成果，但双方达成了停火、维持现状的协议。中苏边界从此确实安静了许多。
珍宝岛事件惊醒了世界。一个紧随美国总统身后的人开始对此做出分析，他就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
时年不到40岁的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基辛格是尼克松总统的智囊团成员，他凭借自己对国际政治的精确分析能力为尼克松进言献策。在审视地图后他发现：冲突发生的地点离苏联铁路终点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的任何一个铁路终点都有几百英里。任何一个国家的指挥者都不会选择这样不利的地点发动进攻——基辛格的判断虽与美国官方的“中国好战”结论相悖，但却更接近实际。在一个个类似的判断做出后，基辛格在尼克松心目中的地位日见提升。
第二章 1969·初露端倪外公的预言
1969年，尼克松赴欧亚访问期间，也在寻找向中国传话的渠道。他知道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友好，于是在与该国总统叶海亚会谈时请他给中国领导人捎去口信，表示美国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叶海亚总统随后约见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转述了尼克松的口信。大使将此消息报告国内。为中美之间传递信息的巴基斯坦渠道就此开始形成。巴基斯坦渠道与后来的罗马尼亚渠道、巴黎渠道，对于打开中美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外公的认识则更进一步。海容记得，也是在1969年，有一次外公似乎无意地向她提了一句：“美国可能要派基辛格来中国。”然后，他就继续埋头看起了每天那两大本《参考资料》。
须知，当时基辛格远没有像后来那样蜚声全球，还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学者。所以，海容并不清楚基辛格是何方神圣，顶多了解到他是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更不会想到自己后来会接待此人达9次之多。
事后想来，海容觉得主席一定是根据《参考资料》和其它国际文电综合考虑后得出的结论，他曾说自己的任务就是研究国际形势。其实，基辛格对国际局势的言论早已引起中方关注。查询后可发现：在1971年7月16日基辛格秘访中国前，他的名字在《人民日报》共出现27次，在外公每日必看的《参考资料》中出现的频率想必更多。由此可见，外公把美国特使人选判断为基辛格，是有资料依据的。
第二章 1969·初露端倪“大外交”初露端倪
1958年，外公在接见我驻外大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一向所想的是同美国闹成僵局20年，对我们有利。一定要美国梳妆打扮送上门来，使他们对中国感到意外。你不承认，总有一天你会承认的，一百零一年后一定会承认的。”
“同美国闹成僵局20年”——到了外公说基辛格可能来华的1969年，距离1949年已经20年了。美国方面也并非没有“梳妆打扮送上门来”的意思，中国方面是该有所行动了。当时，中国北方边境有苏联陈兵百万，南方边境有美国燃起的越南战火。面临腹背受敌，外公看到的是不利中的有利，是中国调整外交政策的绝佳时机，被后世称为“大外交”的惊人构想初露端倪。
一方面，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难以自拔，急于抽身；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日渐壮大的国力以及对国际事务不可小觑的影响已是无法回避的事实。长期敌视和封锁中国的美国，终于有可能在改善两国关系方面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另一方面，中国认为美国军队如能早日撤离越南，对越南人民及周边国家人民，对整个东南亚的局势，都是有利的。外公还希望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不但打开中美关系之门，还要进一步与世界上其它重要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平等交往，重新回到联合国参与重大的国际事务，最终实现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宏图壮志。不难想象：此举必将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从而改变世界。
因此，外公把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统一战线思想引入外交领域：世界被分成三个部分，团结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争取团结欧洲发达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