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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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点钟，一个护理员拿来了茶，把一个杯子放在他母亲的床边，还有一块放在茶碟里的饼干。迈克尔扶起她的头，并把杯子放到她的唇边，但是她不愿意喝。他等待了很长时间，他的肚子咕咕直叫，茶也变凉了。这时候，那个护理员准备要回去了，他咕嘟咕嘟喝下了那杯凉茶，又把那块饼干吞了下去。　　　　
　　　　他查看了一下插在病床底座上的图表，但是搞不清楚那些图表记录的是他母亲的病情还是别的什么人的病情。　　　　
　　　　在走廊里，他拦住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要求给他点活儿干。“我不要钱，”他说道，“只是要做点什么事情。扫地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清理花园也行。”“你去吧，问楼下的办公室，”那个男人说道，把他推到旁边，走了过去。K却无法找到他说的那个办公室。　　　　
　　　　在医院的院子里，一个男人和他说起话来。“你到这儿来是因为哪儿疼吗？”他问道。K摇了摇头。那个人挑剔地看着他的脸。然后他絮絮叨叨地讲起他的故事。一辆拖拉机撞倒了他，把他的一条腿撞成粉碎性骨折，还撞断了他的髋骨。他讲到医生插到他骨头里的那些针，是一些永远不会生锈的银针。他靠着一根弯成奇怪角度的铝拐棍走路。“你知不知道我在哪儿能搞到点东西吃，”K问道，“从昨天起我就没有吃过饭。”“伙计，”那个男人说，“你干吗不给咱们俩去买个馅饼呢？”说着，他递给K一个一兰特的硬币。K到面包店买回两个热鸡肉馅饼。他和他这个新朋友肩并肩地坐在长椅上，吃起来。这个馅饼的滋味实在太香了，他吃得眼泪都冒出来了。那个人给他讲起自己的妹妹患有一种控制不住的颤抖症。K却听着树林中鸟儿的宛转啼鸣，心里极力回忆以往什么时候自己曾享受过这种快乐。　　　　
　　　　这天下午，他在母亲床边度过了一个小时，傍晚又在那里呆了一个小时。她的脸发灰，几乎让人觉察不到呼吸。有一次，她的嘴动了一下：挺吓人的，K观察到她那干瘪嘴唇之间的那条口水的细线缩短了又拉长了。她似乎在低语着什么事情，但是他却无法辨别出她说的是什么。那个要求他离开的护士告诉他说，她处于稳定状态。“那这是怎么回事？”K问道。他乘着那个护理员一转身的工夫，偷偷拿过来母亲和临床老太太的茶杯，咕咚咕咚仰脖喝下去，样子活像一条干坏事的狗。　　　　
　　　　当他回到昨天睡觉的胡同，发现那些纸板箱已经被人清理走了。他在街边一个进深较大的门道里过夜。他头上的铜牌上写着：勒罗克斯与哈丁———普罗科莱尔家。巡逻的警察经过的时候，他醒了，但又很快睡着了。这天的气温不像前一天夜里那么冷。　　　　
　　　　他母亲的床上躺着一个头上包着绷带的陌生女人。K站在那张床的床脚前直发愣。也许我是走错了病房，他想到。他拦住了一个护士。“我母亲———她昨天是在这里的……”“问护士台，”那个护士说。　　　　
　　　　“你母亲在夜里去世了，”那个女大夫告诉他，“我们千方百计要挽救她的生命，但是她的身体太弱了。我们想要和你联系，但是你没有留下电话号码。”　　　　
　　　　他扑通一下坐到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上。　　　　
　　　　“您想要打电话吗？”那位医生问道。　　　　
　　　　这显然是干什么事情的惯例，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他摇了摇头。　　　　
　　　　有人给他端来一杯茶，他喝了下去。那些在他眼前走来走去的人让他紧张烦躁，他紧握着双手，死盯盯地看着自己的双脚。人家是不是期待他说点什么？他松开双手，又把它们紧握起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他们带着他下楼去看他的母亲。她躺着，双臂放在身旁，依然穿着那件胸口上写着科帕科帕字样的白罩衫。橡胶管不见了。他看了她一会儿，然后他再也不知道该往哪儿看了。　　　　
　　　　“有别的亲属吗？”护士台的那个护士问道，“您想要给他们打电话吗？您想要我们替您打电话吗？”“那都无关紧要，”K说道，然后又走向那个角落里的椅子，坐在上面。随后他被一个人留在那里，直到中午，有人端来一盘医院的饭菜，他把它吃了下去。　　　　
　　　　当一个穿西服打领带的男人来到他面前和他说话的时候，他依然坐在那个角落里。他母亲叫什么名字，年龄，居住地点，宗教信仰？她到斯泰伦博斯有何公干？K是否有她的旅行证件？“我正带着她回家乡去，”K回答说，“她住在开普敦，那个地方太冷，那里天老是在下雨，这对她的健康很不利。我正带着她到一个使她会好起来的地方去。我们并没有打算在斯泰伦博斯停留。”这时，他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说得太多了，于是不愿意回答更多的问题。那个男人放弃了进一步提问的打算，走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蹲在K的面前，问道：“你本人是否曾经住过收容所、残疾人中心或者救济所？你曾经干过有薪酬的工作吗？”K不愿意回答。“你在这里签名，”那个男人说道，并且拿出一张纸，指着签名的地方。K摇了摇头，于是那个人自己在那张纸上签了名。　　　　
　　　　


第一章第一章（7）

　　　　医生护士换班了，K漫步出门，走到停车的地方。他走来走去，抬头仰望着晴朗的夜空。然后他又回到那把靠墙的椅子，坐下。没人说要他离开。后来，当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了，他走下楼去，寻找母亲。但是却找不着她，也许是那扇通向她的门被人锁上了。他爬进一个装脏衬衣、被单的大铁笼子，就在那里睡着了，他蜷着身子，活像一只猫。　　　　
　　　　他母亲去世后第二天，一个过去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护士出现在他面前。“来吧，现在是该走的时候了，迈克尔，”她说道。他跟着她，来到大厅里的那张桌子前面。在那里，那个手提箱正等着他拿走，还有两个棕色的纸盒。“我们已经把你母亲生前的衣物收拾好放在她的手提箱里，”那个陌生的护士说道，“现在你可以把它拿走了。”她戴着眼镜，她公事公办的说话声好像在读写在一张卡片上的字。K注意到那个坐在桌前的姑娘正在用眼角打量他们。“这个盒子，”那个护士继续说道，“装着你母亲的骨灰。你母亲今天早上被火化了，迈克尔。由你决定，我们可以妥善处理这些骨灰，或者你可以把它带走。”她用指尖碰了碰她说到的那个纸盒。两个盒子都用棕色的纸带封装得整齐干净，这一个比较小。“你愿意由我们来处置它吗？”她用手指轻轻在那个盒子上戳了一下。K摇了摇头。“在这个盒子里，”她继续说道，同时坚决地把第二个盒子推到他的面前，“我们已经放了一些小东西，你可能会发现很有用，一些衣服和化妆品。”她用直率的目光看着他，向他微笑了一下。那个桌前的姑娘把目光回到她的打字机上。　　　　
　　　　这么说，有一个烧人的地方，K想到。他想象那些从病房出去的老太太，被一个接一个地送到烈焰熊熊的火葬炉里，在高热之下，眼睛缩小了，嘴巴缩小了，双手放在身体的两边。在烈焰的光辉中，首先是头发，然后是其他的一切，直到最后一点东西，都在燃烧着，崩溃灭亡着。而且这件事情始终在发生着。“我怎么知道呢？”他说道，“你怎么知道什么？”那个护士问道。他不耐烦地指着那个盒子。“我怎么知道呢？”他挑衅地问道。她拒绝回答，或者不懂他在说什么。　　　　
　　　　在停车处，他撕开那个大一点的盒子。里面装着一把安全剃须刀，一块肥皂，一条毛巾，一件肩膀上有绛紫色闪光片的白色夹克，一条黑色长裤和一顶黑色贝雷帽，上面有一个闪闪发光的金属牌，写着圣约翰救护站。　　　　
　　　　他拿出那些衣服给护士台的那个护士。那个戴眼镜的护士已经不见了。“你们为什么给我这个？”他问道。“不要问我，”那个姑娘答道，“可能是什么人留下的。”她不愿意正视他的脸。　　　　
　　　　他扔掉了那块肥皂和那把剃须刀，本来也想把那些衣服扔掉，但是没有扔。他自己的衣服已经开始发出难闻的气味。　　　　
　　　　虽然他在医院那儿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但是他发现自己很舍不得离开。白天，他推着那辆小车在附近的街道上转悠；夜里，他就睡在涵洞下，树篱后，小巷里。孩子们下午放学回家骑着自行车，按着车铃，相互追逐，在他看来似乎很奇怪；人们像平常一样要吃饭要喝水，在他看来也很奇怪。有一段时间，他到处转，寻找园丁的工作，但是那些房子里的居民在给他开门时显露出来的厌恶表情，使他望而却步，他们没有义务要对他表示爱心。下雨的时候，他就蜷缩在小车里。有很多时候，他长时间地坐着凝视着自己的双手，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　　　　
　　　　他堕落到与那些在铁路桥下面睡觉的男女为伍，那些人总是出没在安德林加街酒馆后面的空地上。有时候他把自己的小车借给他们。出于一时的慷慨，他把那个煤油炉给了人。后来有一天晚上，他正在睡觉，有人试图把那个手提箱从他脑袋底下拖走。结果发生了一场斗殴，他挪了地方。　　　　
　　　　有一次在街上，一辆警车停在他的旁边，下来两个警察，调查他的小车是怎么回事。他们打开了那个手提箱，搜遍了箱子里的东西。他们从第二个盒子上撕下包装纸。里面是一个硬纸盒子，盒子里是一塑料袋深灰色的骨灰。这是K第一次看见它。他的目光看向别处。“这是什么？”那个警察问道。“是我母亲的骨灰，”迈克尔答道。那个警察若有所思地把那个盒子倒了一下手，对他的朋友议论了一句什么，K没有听见。　　　　
　　　　有一次，他站在医院对面的街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医院看上去比原来显得小多了，它不过是一长排低矮的楼房，有着红瓦铺成的屋顶。　　　　
　　　　他已经再也不遵守宵禁令。他相信这不会给他带来任何伤害；即使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穿着那身新衣服，白夹克，黑裤子和贝雷帽，推着自己的小车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有时候他感到一阵阵空虚。他感到身体比以往虚弱，但是并没有生病。他一天只吃一顿饭，买油炸面包圈或者馅饼，用从母亲钱包里拿的钱。只花钱不挣钱，这当中有一种快乐：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钱花得有多快。　　　　
　　　　他从母亲的大衣里子上撕下一条黑色的布条，把它缠在自己的一个胳膊上，并且用别针别上。但是他发现，他并没有因为她不在而感到寂寞，恰恰相反，他将终生怀念她。　　　　
　　　　由于无事可做，他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多。他发现，自己能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以任何姿势睡着：中午在人行道边上，人们迈过他的身体，他能睡着；靠墙站着，那个手提箱夹在两条腿的中间，他也能睡着。睡眠在他的脑海里好像一团亲切宽厚的雾气降落下来；他根本没有抵抗它的意志。他并没有梦到任何人、任何事。　　　　
　　　　一天，那辆小推车不见了。对这个损失他只是耸了耸肩膀，就把它忘掉了。　　　　
　　　　事情弄得好像他必须要在斯泰伦博斯呆上相当长的时间。没办法缩短这个时间。他颠三倒四地混着日子，经常迷路。　　　　
　　　　一天，他正沿着班霍克路走着，带着那个手提箱，就像他有时候常干的那样。那是一个黯淡的、雾气蒙蒙的早晨。他听见身后有嘚嗒嘚嗒的马蹄声；先是飘来一阵新鲜的粪肥味，接着一辆马车缓缓地赶上了他，是一辆很旧的绿色城市垃圾车，没有带盖，由一匹强健的拖车马拉着，赶车的是一个穿着一身黑色防水布衣裳的老头。有那么一会儿，他们一直肩并肩地走着。那个老头朝他微微点了点头；而K犹豫了片刻，他朝那条雾气弥漫的漫长而笔直的大道看了看，发现那儿根本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和他做伴。于是他挺直了腰，保持和老头并肩的位置。“你好，”他说道，“你是否需要我的帮助。”　　　　
　　　　但是，那个老头并不需要帮助，也没有心情聊天。在经过那条上坡路的最高处的时候，他已经把K抛在后面有一英里，随后他拐上了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K白天一整天都在走路，夜里就睡在一片桉树的小树林里，这时候呜呜的寒风在头上高高的树枝间咆哮。到第二天中午，他已经走到了帕尔地区附近，正在沿着国家公路朝北走。他直到远远地看见第一个检查站才停下脚步，他在一个隐蔽的地方等待着，直到确定在那个检查站没有一个步行的人受到拦截才走出来。　　　　
　　　　有几次，几支有武装押运的长长车队从他身旁经过。每一次他都离开大路，清清爽爽地站在路边，也不试图隐藏起来，使自己的双手都能被人家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