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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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响，然后消失了。　　　　
　　　　他无法入睡。尽管他并不愿意想，但是那俯在他的性器上的像头盔一样的银发，又回到了他的心头，还有那个姑娘在他身上一阵阵用力时发出的呻吟声。我已经变成了博爱的对象，他想。我走到的所有地方都有人等待着要在我身上实施他们自己形式的博爱。这些年来，我依然带着一副孤儿相。他们对我就像对那些加卡尔斯德里夫的孩子们一样，他们准备喂养他们，因为他们还太小不会干任何作奸犯科的事情。从那些孩子那里，他们只期望得到结结巴巴的几声感谢作为回报。而从我身上，他们想要得到更多的东西，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更长久。他们希望我敞开心扉，讲给他们听一个住在笼子里的生命的故事。他们想要听到有关我住过的所有牢笼的事情，好像我是一只虎皮鹦鹉，一只白鼠，或者一只猴子。如果我在休伊斯·诺雷牛斯学习过讲故事，而不是整天削土豆皮和做算术题，如果他们让我每天练习讲我生活的故事，拿着一根教鞭盯着我，直到我能够毫不打磕巴地进行表演，那我就会知道怎么才会讨他们喜欢。那我就会讲述自己在监狱度过的生活故事了。在监狱里我站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把额头抵在铁丝网上，凝视着远方，梦想着一些我永远不会有的经历，在那里，看守骂我，踢我的屁股，派我去擦洗地板。当我讲完了我的故事，人们会摇头叹息，难过愤怒，硬劝我吃东西喝酒；女人们会把我领到她们的床上，在黑暗中爱抚我。然而事实是，我曾经是一个园丁，起初为市政委员会干，后来为我自己干，园丁们总是把他们的时间和艰辛花在土地上。　　　　
　　　　K不安地在硬纸板上翻来覆去。他发现，这刺激着他，要不顾一切地说出事实，关于我的事实。“我是一个园丁，”他再次大声说道。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园丁来说，在大海波涛的拍打声里，在一个小房间里睡觉，不是很奇怪吗？　　　　
　　　　我更像一只蚯蚓，他想。它也是一种园丁。或者一只鼹鼠，也是一个园丁，它并不讲自己的故事，因为它生活在宁静之中。但是一只生活在水泥地上的鼹鼠或蚯蚓又会怎么样呢？　　　　
　　　　他试图一点点一点点地逐步放松自己的身体，像他曾经知道的那样。　　　　
　　　　至少，他想，至少我过去并不聪明，回到海角来，脑子里装满了关于营地的故事，关于在那里他们如何打我，直到我瘦得像一把火钩子，脑子像个傻瓜的故事。在一开始，我就沉默寡言头脑糊涂，在最后我也将沉默寡言头脑糊涂。头脑简单没有什么可害臊的。他们在关押其他人之前首先关押起那些傻子、笨蛋。现在他们拥有专为那些父母逃亡的孩子准备的营地，有专为那些唱反调心怀不满的人准备的营地，有专为长着大脑袋和长着小脑袋的人准备的营地，有专为那些没有明确的求生手段的人准备的营地，有专为那些失去土地的人准备的营地，有专为住在排水水泥管中的人准备的营地，有专为妓女准备的营地，有专为那些做不出二加二等于几的算术题的人准备的营地，有专为那些把身份证忘在家里的人准备的营地，有专为那些住在山里、在夜里炸桥梁的人准备的营地。也许事实是只要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走出营地，同时走出所有的营地。对于这个时代，也许这足以构成一种成就。现在还剩下多少人没有遭到关押或者软禁？我已经逃离了那些营地；也许，如果我躺得位置很低，我也能逃过人们的博爱。　　　　
　　　　我犯的错误，他想，追溯往昔，是没有拥有很多的种子，在每一个兜里放上不同纸袋的种子：南瓜种子，西葫芦种子，豆子，胡萝卜种子，甜菜根种子，葱头种子，西红柿种子，菠菜种子。也应该把一些种子放在我的鞋子里，放在我的大衣的里子里，以防一路上的那些强盗。那时候，我的错误是把我的所有种子都统统种在一块地里。我本来应该把它们种在大草原上绵延几英里的许多地块上，每块地不比我的手掌大，并且画一张地图始终带在身边，这样我每天夜里都可以进行一次到各个地块的旅行，给它们浇水。因为，如果说我在乡下有什么发现的话，那就是总是有足够的时间做想做的每一件事。　　　　
　　　　（这就是它的全部寓意吗？他想，这整个故事的全部寓意：总是有时间做每一件事情。难道寓意就是这样来的？自发的，在事情的发展过程中，当你很少期望它们的时候，它却到来了。）　　　　
　　　　他想到那个农场，那灰色的荆棘丛，那多石的泥土，那环形的连绵小山，那远处的绛紫色与粉红色的群山，那博大，静谧，蔚蓝而空旷幽远的天空，那在烈日下，这里那里的保持着灰色与棕红色的土地，在那里如果你细心观察，会突然看到一点鲜灵灵的绿色，南瓜叶或者胡萝卜缨子。　　　　
　　　　尽管他那么舒舒服服地睡在这个发臭的角落里，但是如果有人不理会宵禁令来到这里，似乎也并非不可能（K想象那人是一个驼背的小老头，衣服的边兜里揣着一个酒瓶子，长满胡须的嘴里总是在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是那种警察不屑理会的老头），他可能会对海边的生活厌倦了，想要到乡下度个假期，如果他能找到一个认路的向导的话。他们今夜可以分享这个床，这种事情过去就发生过；在早晨，当第一缕天光照亮时，他们就能够出去，在偏僻的小街上寻找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家不要的独轮车；如果他俩运气好，他们到十点钟就能推着小车沿着公路前进。记住在路上停下来买些种子和一两件别的东西，也许要避开斯泰伦博斯，那儿看来是个背运的地方。　　　　
　　　　如果那个老头爬下小车伸个懒腰（现在各种事情正在加速），并且看着当年水泵矗立的地方（那个水泵被士兵们炸掉了，所以那里什么也不会留下来），并且抱怨说：“咱们没有水怎么办？”而他，迈克尔·K，就会从自己的衣兜里拿出一个小勺，一个小勺和长长一圈绳子。他会从升降机口里清理掉碎石，他会把小勺的柄弯成一个环，把绳子系在上面，他会把它放到深入到地下的升降机里面，当他把它带上来的时候，在这个勺子里就会有水；他会说，用这个法子，人就能活。　　　　
　　　　


后记译后记

　　　　2004年的春节前后，我是在紧张与快乐中度过的，因为我接受了浙江文艺出版社交给我的任务，翻译2003年10月才出炉的诺贝尔文学奖“新科状元”———南非作家J。M。库切的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　　　　
　　　　对于J。M。库切这位作家，我国学术界和读书、出版界给予关注的时间并不长，据我所知，在1987年以前只有《世界文学》杂志的老编辑、非洲文学专家邵殿生先生对他进行过跟踪研究。我则是直到1999年，因库切的《耻》（Disgrace）第二次获得英国布克奖，才给予这位作家特殊关注，并在《环球时报》上撰文给予介绍。不过那时我把他的名字翻成科特基。南京的译林出版社在2002年终于把《耻》的中译本奉献给中国读书界，这是库切的作品在中国大陆上第一次面世。而浙江文艺出版社在库切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际，就一举买下了库切的五部代表性作品的版权，应当说这是一个很有眼光很有魄力的举动，我作为一个读者、译者，对浙江文艺出版社表示由衷的感谢。因为他们为我们与当代世界文学的大天下之间架起了一座迅速沟通之桥。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在1983年获得布克奖。关于这次获奖还有一段趣闻。据说，1983年布克奖评选委员会纳入该年度布克奖决赛圈名单的还有著名作家萨尔曼·拉什迪的《耻辱》（Shame）。拉什迪对自己的那部作品期望甚高，认为一定会获奖。所以当投票结果出来，库切以他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最终获奖的时候，拉什迪竟然毫无风度，情绪激动地起立抗议，拂袖而去。这使许多因为读了他的《午夜的孩子》而对他崇拜不已的读者大跌眼镜。至于当时远在南非的库切，听到万里以外传来的消息，当然是喜出望外。于今，这已成为世界文坛的一段趣谈。然而，有人把库切描写成一个完全视名利如浮云的闲云野鹤式的隐逸人物，恐怕也有失偏颇。你看他的诺贝尔奖答词，讲到他的母亲如果在世会对他说：“你把这个胡萝卜趁热吃了吧！”中间含蕴着怎样的喜悦与得意。　　　　
　　　　我个人认为，在库切的前期作品中，《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这部作品使他第一次获得了英国小说最高奖布克奖，引起了南非以外的更广泛人群对他的注意，更主要是因为这部作品具备了现代经典的一些最基本的特征，集中体现了他的主要作品所共有的社会品格和艺术风格。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首先是质朴而简洁的。它有一个简单的好故事。背景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被战争搅得天翻地覆的南非。一个天生豁嘴、智力低下但心地单纯、善良的中年男人迈克尔·K，由于在大城市开普敦无法安定地生活下去，于是带着他生病的母亲动身到她度过童年的乡村，去寻找一片乱世之外的绿洲。但是颠沛的旅行生活使他母亲在半路上不幸去世，把他孤零零一个人留在一个军队残暴、政治腐败的混乱世界上。他被政府军抢劫，失去了全部财产；他因为没有通行证，被警察抓去充当无报酬的苦工；他寄身无主的农场，却被农场主的逃兵孙子排挤出去；他露宿街头，却被巡警抓进难民营；他逃入山中，几乎被饿死；他重返农场，希望靠自己的劳动过一种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的生活，却被军人认作是游击队的支持者，抓起来关入监狱；他最后无法忍受监禁的生活，于是越狱逃跑；他在与一帮颇有吉卜赛人风格的流浪者接触中，有了人生第一次性经历；他身上人性的苏醒，只是使他更加渴望在战争的废墟上创造出一种哪怕是原始的但却具有人的尊严的生活。　　　　
　　　　库切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样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里，却把自己的关注投向那个社会中一个最鄙微的小人物身上，记述他的遭遇，描写他的可怜的追求，这很像鲁迅笔下的阿Q（不过比阿Q身上少了一点摸小尼姑、对吴妈想入非非一类带中国特色的鄙俗）。他们写的是一个人的生活，讲的却是一个时代的寓言。　　　　
　　　　库切在小说中用那位对K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医生的嘴，说出了他对这样一个人物的基本艺术概括———K是一个“小泥人儿”：“真正的小泥人儿，那种小人儿，人们常常在农民艺术品中看到，他从自己的宿主———母亲的两条大腿中间来到这个世界上，手指头钩着，后背弯曲着，心甘情愿一辈子过穴居生活，它是一种生物，总是弯腰对着泥土度过自己醒时的生活，当它的大限终于到了，就自掘坟墓，并悄悄溜进去，把沉重的泥土盖在自己的头上，好像一条毯子，并发出最后的微笑，翻个身，沉入梦乡，终于到家了。同时一如既往，毫不注意在远处的什么地方，历史的车轮在继续隆隆转动。”在另一处，库切还写到：“迈克尔斯心里装着使荒野开满南瓜花的想象，他是另一个太忙碌、太愚蠢又太专心的人，他听不到历史车轮的隆隆声音。”然而正是通过对迈克尔·K这个人物的命运的展示，库切却使千千万万的读者听到了历史车轮的声音，使千千万万读者强烈地感受到那时实行种族隔离制的南非国家是南非黑人和白人的共同的精神炼狱。那时库切的作品由于并没有直接主张黑人执政而为愚蠢的南非当局所容忍，然而他作品中拂荡的鼓吹人类精神自由的晨风却为向往解放的进步人士所察觉，所以被人称为“南非的良心”的纳丁·戈迪默在谈到此书时说：“这是一个多么杰出的成就。”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南非经过国大党人多年的流血牺牲和南非原执政的白人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的合作努力之下，终于推翻了反动的种族隔离制度，实现了黑人多数执政。这时全世界的人们都为在世界上消灭最后一个公然鼓吹种族隔离的政权而欢呼的时候，在人们都在歌颂南部非洲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的时候，库切在1999年却出版了一部在文坛广受赞扬，但却被许多“有政治头脑的人”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作品《耻》。这部小说写到了在南非消灭种族隔离制度之后，新形势下的一些新的种族矛盾。一些人认为这部小说丑化了黑人，丑化了黑人政权下的南非社会，是一部向新制度泼脏水的小说。因而，甚至一些过去赞赏库切的人也认为库切是在政治上向右转。